我区财政整个收支，骤然看来，好似直接取之于民，而加于人民身上之负担很重。然而仔细核算起来，人民负担是不重的。我正式代表政府向诸位参议员声明：我区人民之负担是比较最轻的。这从下面具体数字中，即可证明；

（民国）三十年度，边区政府收入概算为26，612，600元。除去年入口税收入1，820，000元及公营事业收入959，100元外，直接取之于人民者：共为23，813，500元。

边区人口以冀南、太行、太岳合计共有一千五百万，计在敌占区者有五百万人，几乎全不负担；在游击区五百万人，约有二百五十万人对我负担；在基本区内者五百万人，总计负担之人口约七百五十万。以七百五十万人口，平分二千三百八十一万三千五百元，即每人每年平均负担三元一角八分弱。

再以地方款——村款负担计算在内，假定平均一村以五百人口为标准，约出村款数如下：

村长一人，每月津贴五元；小学教员一人，生活费每月十元；村公所、小学校、民革室办公费每月十六元；其他杂费每月五元，一年共计为四百三十二元。再加粮食：村长、小学教员每月每人小米三斗；平均供给半个民兵，每月小米一斗半，以上每年共计九石；连优待五个抗属，每年用小米五石，共计一年需用粮食十五石，合洋840元（以一年之平均价格计）。这样，平均一个村每年负担1，272元。以五百人平均分之，即每人每年负担二元五角四分强。(www.daowen.com)

总计，边区款地方款加起来，每人每年负担五元五角二分。最后再加上粮食的负担，每人每年六元。

据此，我边区人民，每人每年负担共十一元七角二分，在现在物价高涨情形，约合战前一元三角。

这里同过去人民负担比较一下。根据太南陵川县志载：在战前陵川省款县款共征五十三万元，该县人口仅有十三万，每人每年平均负担四元强，再加上村款，其数目当然更可观了。

从上面的核算中，足证边区人民的负担是不重的。又何况我们处在经济落后，经过四年的战争的消耗与破坏，前线需要十分紧迫的敌后！又何况我们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神圣的民族的革命战争！这样的战争不单是破坏，而且是建设；它之所以向人民要力要钱要粮，完全是为了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所以为这的战争负担，是光荣的、应该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不顾虑人民的实际生活，只是一味的向人民要钱要粮。抗日民主的政府还应该注意到今天边区人民的生活上的相当困难的情况。为什么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呢？四年来的抗战，经过敌人的封锁破坏，农业萎缩，工商业停滞，人民在收入上大大减少，此其一。敌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了根据地人民极大的摧毁，此其二。劳力畜力的减少，影响生产，此其三。由于以上三种原因，使我人民的生活陷于困难情况。因之，适当的尽可能的减轻人民负担也就成为重要的任务了。可是由于这些困难，是敌人给我们制造出来的，因此，要想克服这一困难，只有一致努力打走敌人。而我们今天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与战争的胜利结合起来，离开战争的胜利，要求改善人民生活，把战争胜利与改善民生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因此，在今天改善人民生活，主要依靠是在于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而不是减少前线需要，减低军政人员生活。把改善民生与改善军政人员生活分离开来，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