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全球化城市与全球化城市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悄然而又激烈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盲打莽撞、模仿抄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模式都只会惨遭失败，只有以城市战略为目标，同时实现自身优势的不断形成、运用、累积及转换，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一）优势城市：爱拼才会赢

在城市优势的带动下，我国西安、南京、深圳已经走在发展的前列，在它们之中蕴含着怎样的规律？在具体打造优势城市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这样的城市形成路径是否可以适用？资源型城市又将如何套用，以完成艰难转型呢？

1.典型城市：西安、南京、深圳

首先，我们以本书论证过程中列举的三个案例为基础，分析优势城市的形成路径的基本类型。西安、南京、深圳均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站在前列，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城镇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同步增长态势，就201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西安实现生产总值2684.93亿元，同比增长8.0%；南京实现生产总值4876.06亿元，同比增长8.4%；深圳实现生产总值8608.88亿元，同比增长8.6%：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各市人口增长情况可见图6-6。

图6-6 西安、南京、深圳城市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西安统计年鉴2015》《深圳统计年鉴2015》《南京统计年鉴》，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1）西安：城市资源与“文化之城”。西安最初的核心优势只是在于拥有历史文化资源，如2944处的历史文物、秦兵马俑、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等历史遗址，200多处的宗教活动场所，还有具有“音乐界的活化石”之称的陕西戏剧——秦腔等。然而单就中国历史古都而言，还有北京、洛阳、安阳、开封等城市，这些特色并不能成为西安的独特优势，需要进一步打磨。在这之后，西安当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如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明确“五大主导产业”的发展重心，将文化资源运用到产业之中，使文化软实力与产业硬实力相结合，不断累积并发展完善。目前正值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西安积极与关中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建立有效的分工协调机制，形成优势互补，从竞争走向协同，推动区域的一体化，从而走上“内陆型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西安优势城市如图6-7所示。

图6-7 西安优势城市

（2）南京：产业集群与“速度之城”。南京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形成始于1908年南京浦镇车辆厂的兴建，作为铁道部定点制造客车的生产基地、全国为数不多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企业之一，浦镇车辆厂先是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合作，后陆续引进大型龙门加工中心、三维坐标测量机、铝合金大部件龙门焊接中心和焊接机械手等154台（套）大型设备，又同瑞士两家专业软件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开发网络控制软件，这时浦镇车辆厂已经完成了由“列车制造商”到“系统集成商”的飞跃。

在2006年，南京市政府为紧紧抓住“十一五”期间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市场机遇，提出重点布局轨道交通产业，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部署。在政府的推动和轨道交通产业本身的吸引下，南京轨道交通产业逐步形成以浦镇车辆厂为核心，以南京华士、南京十四所、南京康尼、熊猫集团、国电南瑞、南京普天通信、国电南自、天加空调、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上下产业链的产业集聚态势^[8]。为保障集群内企业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相关的诸如管理咨询、规划设计、会计律师、人力资源等配套服务机构相继出现，如此这种轴轮式的产业集群最终形成。目前，南京一些自主品牌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大连、重庆、深圳等多个城市应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南京优势城市机理如图6-8所示。

图6-8 南京优势城市机理

（3）深圳：产业市场与“制度之城”。深圳的发展举世瞩目，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广东省经济最为落后的小渔村”到“电子产业企业的集聚地”的转变。1979年7月，国务院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地划出部分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特区经济由此进入高速发展轨道，电子信息产业开启了迅猛发展之路。但是单纯以零件加工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却暴露出严重的问题，1985年，深圳市政府和电子工业部门等部门组建了深圳市电子集团公司，意在组织多个企业合作组建集团公司，在相互取长补短和积极协作的过程中实现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为扭转以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主的产业格局，深圳市政府相继推出和实施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重点也逐步转向计算机及软件、通信、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机电一体化和新材料五个产业群的建设，同时，为加快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步伐，深圳先后引进全球百强企业和跨国公司，让其直接参与宝安、龙岗工业园的开发，并引进全球知名计算机厂商投资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2005年以来，深圳政府提出了要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实行全面的“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在高端领域参与国际技术竞争与合作，从根本上改变深圳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此为基础，深圳电子类展会市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一些大型电子展的国际色彩越来越浓厚，电子展览业发展趋向专业化和品牌化，各展会逐步形成自己的专业化特色，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深圳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最重要的产业载体，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深圳优势城市机理如图6-9所示。

图6-9 深圳优势城市机理

从上可以看出，西安、南京、深圳这三大城市在通往优势城市的路上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形成、运用、累积、转换这四个阶段的捶打与考验（见图6-10）。就像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这三大城市在试练晋级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也必然存在一个独特又合理的逻辑体系。

图6-10 城市优势分阶段演进

（资料来源：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2.优势城市的演化规律

（1）形成优势→内部渐近+外部冲击。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视为完整的生态组织系统，而它们的运行自成体系，或是在物竞天择下不断进行内部渐近式进化，或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做出应激式反应，以保证系统进化能够趋向合理。而西安、南京、深圳形成优势并成为合理的存在的原因得益于两点：其一，产业形成基于系统的跃升或跃迁；其二，产业定位具有包容与延展性。

就前者而言，立足于文化历史资源的西安，与缘起于在津浦铁路开工之际设立南京浦镇车辆厂的南京，在城市发展中都将产业选择与自身特点相结合，在外界环境的推动下，文化与轨道交通成为它们产业的聚焦点，也随之完成了系统的跃升。而深圳城市的发展则依赖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颁布，作为被指定的经济特区之一，它将过去呈碎片化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突破口迎来了发展高潮。在这里，相比于西安与南京，深圳的发展差不多是从无到有，从强烈的战略冲击到温和的政策调控，是一次系统的跃迁。三大城市优势形式见表6-4。

表6-4 三大城市优势形成

就后者而言，产业是否适合持续发展关键还要看它的基因质量如何。无论是西安的文化产业、南京的轨道交通产业还是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它们的产品链都比较长，覆盖了制造业、服务业，且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协同与渗透，具有较强的延展性。这样一来可以纵深，不断升级换代、适应需求；二来可以横跨，多元化发展、扩大规模。

（2）运用优势→政策导向+资本介入+政企关系。城市优势的运用，实际上也就是指产业链的打造过程。由于各个产业的背景、内容与制度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产业链的产生条件与方式也各有千秋，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在政策导向上，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轨道交通业、电子信息业都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不同的是，西安的文化产业主要依靠重点领域突破、重大项目的承办等系列制度的制定来引导和规范产业调整与布局，并以此为自身资源优势圆心形成广告、新闻出版、文化旅游、文物及文化保护、会展、文化娱乐、广播影视等分布式发展。而南京的轨道交通产业与西安的电子信息产业则是侧重于外资引进、外企合作，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发达国家的各大知名公司入驻，并通过这种模式带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南京在此期间首选与法国阿尔斯通牵手，研制首列国产化地铁列车——上海明珠线地铁，深圳将目标对准地域相邻的港资企业，借助“三来一补”模式，承接香港和国际产业转移，“四机一器”的电子工业雏形初现。

2）在资本介入上，西安、南京、深圳产业链的建设资金来源除深圳是政府与企业共同提供外，其余均是建立专项基金，依赖财政资助。此外，它们还通过风险投资、贷款担保、产权交易等方式拓展投融资模式。

3）在政企关系上，西安、南京与深圳虽说都是由政府来制定一个导向框架，但是前两者在填充具体内容时是以平台公司、大型国企为主要推动力，而深圳却是在此指引下，融入外企、民企等市场力量，让政府与市场能够有效配合。三大城市的优势运用具体可见表6-5。

表6-5 三大城市的优势运用

（3）累积优势→行业支持+产业配套。城市优势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集群与产业市场，也离不开相关的产业支持。产业集群、产业市场的存在，相对于孤立的产业而言，交易费用会更低，生产效率会更高。而产业集群、产业市场也是城市优势发展的必经阶段，因为当相关的支撑企业在一定的地域集中并成组出现时，生产厂商能够更快捷地获取信息、更优质地获得原料与技术，而相关支持性企业又可以在这里发掘新的业务与新的增长点，这样往复循环，产业集群就在无形之中形成了。

在西安，驻扎着大量的科研机构、大中高校所开办的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旅游学院、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银行理财公司等，这些机构的涌入对于文化产业这个主业来说其实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带来巨大的销售额。独木难支，不可能每个企业都发展成为巨无霸、全能冠军，它们还需要借助如财务、法律、理财等专业人员的力量，发挥他们的光与热，节省因烦琐业务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管理成本，与此同时，也让主业企业能够更专注于自身核心优势，并不断向前开拓。这些支持产业发展的支撑机构同样也出现在南京与深圳的集聚区，并且在政府有意识的主导下，已形成一套行政服务体系。其中，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上已拥有一定的竞争力，面对国内与国外的需求，也催生出一系列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信息、咨询、金融、外贸、法律、保险、资产评估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与培养培训体系。相较于深圳，南京的配套服务则主要表现在由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等综合实力较强的院校所不断输出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支撑大量企业发展的后劲力量。三大城市的行业支持见表6-6。

表6-6 三大城市的行业支持

（4）转换优势→文化软实力+城市品牌。在前期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配套等方面的铺垫下，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它是一种深层次的、难以复制的而且极不容易改变的元素，往往要在日积月累中与产业相融合，并最终转换成城市的品牌、城市的形象，这样才能在“千城一面”中增强城市的辨识度，将城市优势锻造成优势城市，并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西部地区的独特宜居生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再加上这些元素都是无法全部移植的，因而赋予了这个城市文化产业独特的魅力。而南京，另一个以六朝古都之称闻名世界的城市则融入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之义，蕴含多元文化交融特质，通过理念的制定与思想的传递，影响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规模与效益。至于深圳，一直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且地理位置靠近香港，外界交流频繁，体现了强烈的对外依赖型的倾向。因此，在其电子产业的发展布局、转型升级中港资和外资的作用比较受到关注。三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见表6-7。

表6-7 三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www.daowen.com)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在世界上存在的城市，都可能随时要迎接在与外界保持物质与信息交流时受到的挑战，这是难以预料的。举个极端的例子，随着生产与消费方式的改变，电灯取代了火柴、汽车取代了马车、数码照相机取代了胶片照相机，所以说城市的优势在打造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运用或累积阶段由作为主体的政府或投融资平台主体有意识地结合发展的动态与趋势来加以扭转，结果可能会偏离既定轨道，但是城市优势的核心与本质却是要遵守的底线。

综上所述，西安、南京、深圳在通往优势城市之路的过程中，虽说都经历了形成、运用、累积、转换四大步骤，但是由于各城市优势的起源、所处的环境等存在不同，在每个阶段，具体发挥效用的元素有所不同，但是关键在于把握住它们的优势基因，找准定位，选好路径，然后才能成就未来。

3.模型扩展：其他城市的应用

我们将优势城市模型扩展至其他城市，优势的聚合除了要在形成、运用、累积、转换中形成自我循环之外，还要结合机遇与时机、环境与政策、冲击与威胁等要素，来如虎添翼。特别是对拥有独特城市发展规律，即既以资源优势为发展核心却又受制于资源量枯竭与环境脆弱性的资源型城市而言，在应用优势城市这套理论模型时，还要注意适用的前提条件，以避免破产地级市的出现。

（1）24个城市：各领风骚^[9-11]。鉴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环境与区位条件、社会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等等差异巨大，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原则的作用下，各地区将采用各具特色、适宜当地条件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像东部地区主要走国际化、网络化之路，而中部地区则基于地理位置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制造业，轮到工业基础较差、环境较脆弱的西部地区则主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展商贸、资源经济。

目前，已有24个城市崭露头角，它们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但主要在东部地区集中。这些城市的发展一般都有迹可循，在挖掘如交通枢纽、资源积累、历史机遇等自身的优势之后，找到相适应的城市功能定位，再经历一系列的试验磨炼，打造出各自独特的城市品牌与竞争力。例如：始于交通港口，形成于对外开放，成熟于跨国跨区域协同，转换于企业精致管理的广州；得益于绝佳的国际贸易条件，又精准确立战略定位——中国与世界经济交互作用枢纽与平台，不断凝聚金融、资本、科技等力量，成为闻名于世界的中国都市代名词的上海；当然，还有兴起于“五口通商”的厦门、以环境优美而国内外驰名的珠海等。

这些城市在现阶段无疑是成功的，套用在优势城市模型上也无疑是行得通的，却会让人产生误解。就像那句俗语所说的，是骡子是马还是要牵出来遛遛，若是将其应用于困扰国家多时的老大难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艰难转型上，那么摆脱尴尬境地的城市是如何运用模型，成为真正的优势城市的呢？倪鹏飞在2002年对我国东、中、西部24个城市的竞争力做了总结整理，见表6-8，虽然距现在已有15年，但这些城市目前还在延续着这些优势，对现在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表6-8 24个城市的竞争力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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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倪鹏飞.《二十四城各领风骚——点评我国二十四个城市竞争力》^[9-11]。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2）资源型城市：艰难转型。实际上，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在历史上也曾风光一时，它们凭借着煤炭资源、石油资源、森工资源、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谋划产业布局，但是却在与时俱进中出了岔子，换言之，就是没有抓住外部冲击或是关键历史节点的尾巴，一直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等到有主动意识时，已悔之晚矣，只能开启艰难转型之路。但是由于我国大概有5/6的资源型城市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市场封闭、开放程度不高、对外交流机会也不多，使得它们的转型缺乏外部推力。因而，在国家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导下还需要在转换阶段加入软实力与政府的元素，以形成内部有效循环。目前成功的例子包括采用典型产业更新模式的法国洛林和我国的铜陵、焦作、鞍山，还有运用产业延伸模式完成转型的淮南、克拉玛依。我国资源型城市/地区分布具体可见表6-9^[12]。

表6-9 我国资源型城市/地区分布

无论是产业更新还是产业延伸，都是建立在这些城市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上，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且从平衡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存在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吸引资源进驻的“引力场”，又是输出财富的“辐射源”，城市的输入与输出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到底是输入压过了输出，还是输出胜过了输入，则是这个阶段城市优势是否要继续运用与累积的标准，也是选择运用哪种模式进行转型的条件，若是难以维系，那么城市也必然会在外界环境的冲击下和优势的累积中改变既定的传统途径方向，继而融入新兴要素。

鞍山市是产业更新模式转型城市中的典型，作为一个以铁矿为主的资源型城市，承受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为解决这一问题，鞍山市政府起草发布了《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等，将城市的资源优势在运用的方向上稍微偏离传统的钢铁产业轨道，转而瞄准激光科技、高端阀门、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再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大量企业的进驻，让新方向、新标杆在不断累积中成长，最后转换为城市的新代名词“激光科技之城”。

淮南则是产业延伸模式运用的典型，以煤矿资源丰富而著称，是国家重点建设的13亿吨煤炭基地之一。它的转型策略在于立足形成于资源优势的煤电产业，在运用过程中不断延伸煤炭产业链，向“四煤”“两型”产业转变，积极承接长三角和沿海东部转移的工业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凭借着煤炭联产，逐步形成以电力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能源科技等为主的工业体系。然后在第二产业要素体系累积过程中，完善传统商贸服务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最后再融合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园林绿化、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成效显著，成功转换城市形象，被住建部正式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如图6-11所示。

图6-11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从西安、南京、深圳的具体实践，再到世界难题资源型城市的艰难转型，优势城市模型经过了跨时间、跨区域、跨要素的检验，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的提升，呈现出不断向周边延伸、产业扩散的趋势，城市群与全球化也应运而生。

（二）城市群：抱团取暖

城市的发展史表明，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13]。而城市群则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急剧变革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城市的长期竞争与协作而形成的有着主次序列的城市网络体系的终极表现。这也就意味着，优势城市是城市群的主导与枢纽，城市群是优势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其中西安、南京与深圳分别位于发展相对成熟的关中、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之中。表6-10列出了1990—2008年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情况，从中可看出近20年的变化。

表6-10 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年鉴2009》《西安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首先，在一个结构完善的城市群体系中，优势城市是发展的依托支撑，而城市群则是其控制力或中心性的体现与延伸。例如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拥有临潼、长安、咸阳、三原等。它们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下，将发展的重心置于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上，积极建设重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工程项目，并围绕着西安的文化产业优势，推动关中城市群先进制造业基地、文化旅游产业基地、能源化工产业基地和绿色产业基地四大产业基地规划发展。这样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南京与深圳作为城市群的佼佼者，在体系中根据自身的优势产业轨道交通与电子信息，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有效地拓展了城市群的产业属性与功能定位。

其次，城市群是优势城市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必然结果。当优势城市发展或者极化到一定阶段，在人力成本、地价、能源、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其城市优势的发挥可能大打折扣，这时鉴于区域临近的关系，它可能将相关的产业进行部分转移，与其他城市建立前后向联系，而自己保留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部分，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各种要素在城市间的扩散流动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城市将逐步形成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体系。以作为要素扩散途径的交通为例，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规划（2005）》，长三角城市群已基本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为核心的1～2小时交通圈，以全面实现相互兼容。

但是近年来由于产业同化、产业结构相似等问题的出现，城市群的发展也多受人诟病。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盲目发展而忽视了自身优势的挖掘，遇到赚钱项目一哄而上，譬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再掀起的机场建设热潮，这样的盈利只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要建立自身不可替代的拳头产品，还是要一步一步地来，千锤百炼方能出真知，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三）全球化：要素的跨界流动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唯一均衡，是世界性的均衡”^[14]，而在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来袭之际，我国作为参与促进世界均衡的一员也深入其中，目前全球互通的理念已深入每个城市角落，尤其在目前已有所小成的优势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首先，在与世界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在深化城市优势的累积与转换能力的同时分工也将更加明确。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在我国各城市的表现特点如下：其一，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都市而言，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性总部选择在这里驻扎，为其综合实力提供了辅助；其二，对于西安、南京、深圳等科技创新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而言，科研投入的加大与先进经验的引入，将使其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产业市场建设更加完善，促进优势转换能力的提升；其三，对于中西部等欠发达的城市而言，那里将成为承接制造产业二次转移的集聚区，从而获得城市优势得以运用的机遇与驱动力。

其次，我国城市优势的强弱大小，也决定着其在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中的地位。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具体坐在谈判桌上的国际竞争主体，早已不是过去的处于同等背景之下的对手，可能是表现极为不同的市场势力的竞争者，这时优势、实力、品牌才是关键的评判标准。

因此，我国城市要想在国际中争得一定席位，还需打磨自身优势，转换成品牌形象，让其能够建立深层次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