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个城市的起始、发展、高潮都是有迹可循的，起源于城市优势的西安、南京、深圳之所以能够在大浪淘沙中留存下来，原因在于它们以优势为核心，不断寻求突破、不断寻求转型，而非从一而终。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4%的世界平均水平，达到56%，虽不及日本（93%）、美国（82%），但是整体上也超过了一半，城市如何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循环、自我协调将是我国接下来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借鉴世界级城市发展经验也势在必行。虽说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而失败的理论却各不相同，但是由于国内与国外之间经济文化的差距较大，而且优势城市的打造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所以立足于时间视角，纵观世界级城市的变迁历程，从全局上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与特点则更有益于我们找出优势城市之路。以下将对中国、日本、美国及世界历年的城镇化率做出统计（见图6-1）

图6-1 中国、日本、美国及世界历年的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由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一）从单核到多核融合

从世界城市变迁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巨型城市、中型城市，还是小型城市，城市发展都展现出优势不断由单核裂变成多核的过程。我们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来详细阐述，城市的发展原点就像一个人的拳头，当它不满足于目前的发展萌芽而不断向外延伸时，就会形成五指，也就是说开始从核心优势出发进行产业链的纵向横向延伸，继而联合相关生产要素填补“指缝”，而当城市的需求总量远远赶不上产业的发展时，这个城市的原始核将裂变为多核，然后再以每个裂变出来的分散核为原点，也就是拳头，再伸出五指，再填补“指缝”，从此不断重复。例如美国纽约的创意文化、硅谷的电子信息、德国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法国巴黎森迪尔区的网络产业等世界知名的国家及其核心的产业优势也是如此形成的。

根据联合国《2016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超级城市也就是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已从之前的19个增加到23个（见表6-1）。将其作为城市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标准，我们从其中选取年轻国家的古老城市纽约为例，来具体看看城市是否如“拳头”“五指”一样发展。

表6-1 全球超级城市 （单位：百万人）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Emerging Futures，World Cities Report2016，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17世纪下半叶，纽约位于纽约州东南哈德逊河口，濒临大西洋，是西半球最好的海港，得益于良好的地理位置，纽约成为北美最主要的贸易商业中心。这个时期纽约主要以制造业为发展动力，以港口交通为城市优势，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内战前夕，纽约已经成为美国的“城市巨人”（Urban Colossus）^[2]。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后，纽约在移民潮的推动下更是迎来了大的发展机遇。经历了大型项目建设、城市发展转型、“不做有害事情”（DoNoHarm）三个时期，纽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经济结构的高效化转型，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制造之城转变为资本之城。而到了20世纪，在“9·11”恐怖袭击、次贷危机等的冲击下，纽约城市在美国政府的介入下，开始了金融业的调整整顿，以刺激经济复苏。金融、制造的文化创新产业作为连接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桥梁，则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纽约城市的三个转身，从制造之城到资本之城再到创意之城，看似毫无联系，但其实隐藏在其身后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是三者之间的耦合节点。首先，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的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衍生出来，贯穿生产的上、中、下游；其次，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等服务，将制造业与资本市场连接起来；最后，生产性服务业是连接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桥梁，是促进该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加速器。所以说生产性服务业才是纽约的核心优势，而制造、资本、创意是其为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裂变出来而且依然存在的三个核，然后再以此核为中心，延伸五指，再填补指缝，造就了纽约现在的辉煌，如图6-2所示。

图6-2 纽约城市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与之相反，若城市拘泥于单核发展，那么它遭遇滑铁卢的概率也将随之加大，美国的另一个城市“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就是一个盛衰变化极端的例子。我们细看它从1701年建城到2013年宣告破产短短300多年的发展历程，发现此地兴也汽车产业，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纷纷来此驻扎，而败也汽车产业，专注于产业的高效生产而忽略相关产业、相关市场的维护与促进，导致其在应对外界经济冲击时缺乏韧性。因此，从单核发展到多核融合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适者生存的一个表现。

（二）从硬实力到软硬相兼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就曾指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这其实与软实力之父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软实力即“一种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它可以营造一种准则或制度环境，并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者使他们同意这些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可依赖某人或族群的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依赖通过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来形成”^[3]，如果将此套用在城市发展竞争力上，则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像城市软实力这样看似柔软的战略却可以游刃于城市经济、科技、军事等布局或调整等的刚性发展之中，并慢慢使之重塑于无形。但是由于城市软实力的快速提升需要依靠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坚强的物质后盾，因此其作用在城市建立之初并不明晰，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是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到足够的财富之后，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才开始与硬实力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世界文化之都伦敦从20世纪末至今的文化建设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见图6-3）。

图6-3 城市软实力要素分层模型

（资料来源：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曾傲立于全球城市体系金字塔顶尖的伦敦已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日不落帝国”辉煌已不再，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第二产业不断衰落，再加上工业文明所遗留的资源匮乏现象及种种环境问题，如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也给伦敦城市发展与转型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在这一阶段，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提出恰逢其时，背靠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的累累硕果，战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以1992年英国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为文化诉求，伦敦的文化建设开展主要以市长名义颁布的三部战略草案为标志，即《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3）、《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2010）。

第一阶段，明确发展目标，兼容文化多样性。基于经济转型的背景，草案开篇即明确提出文化的历史地位，“文化是伦敦的核心，正是文化造就了伦敦社会、经济和城市外在显性形式”^[4]。围绕着这样的理念，伦敦政府先是成立专门的城市品牌推广机构“无限伦敦”，筹划设立“创意之都基金”，发布《伦敦：一次文化的大盘点》以评估发展态势，再是加大节庆活动的举办次数，这些都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维护地位，重点领域寻求突破。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契机下，草案将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平台的搭建、文化供给力度的加大三大层次上，并将文化与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相结合，形成城市发展的新兴竞争力。

第三阶段，放眼未来，释放文化活力。在前两个时期发展的积淀下，伦敦已被冠上多个称号，如国际设计之都、世界三大广告产业中心城市之一等。在这一时期，草案的亮点在于实施文化传播战略，强调创意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社会中不断扩散、渗透、传递和继承。例如伦敦卡、伦敦故事节、2012伦敦文化盛典等的开发与筹办都是伦敦政府的具体行动。纵观伦敦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三个时期，我们发现其根本宗旨在于将文化融合于产业，打造以文化体验为基础，创意、金融、制造等相关产业为支撑的创意经济新业态（见表6-2）。

表6-2 伦敦城市文化建设发展历程

（续）

（资料来源：参考王林生（2013）发表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的研究成果《伦敦城市创意文化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内涵分析》^[5]，由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作为已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伦敦，人文资源等文化要素的沉淀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无疑居功甚伟，但却非必要条件，中国历史上楼兰古城的消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基因，却缺少将其进行转换与改造的能力，缺少发掘软硬结合模式的潜力，那么这些城市的崛起可能也永远只是昙花一现。

（三）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市场互相配合

城市是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它的建设和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初期由政府为其量身打造一个“外壳”是必要的，即在城市功能定位、运行秩序、产业布局等多方面制定发展要义，然后再将政府在内的规则主体如市场装入城市发展之实（见图6-4）。就大部分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路径而言，也确实如此。其中，与纽约、伦敦并称三大世界级城市的东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例。

图6-4 政府职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资料来源：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日本政府，善于提早部署，未雨绸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阶段，日本先是积极推进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工作，又是谋定城市发展格局，提出首都圈整顿方案。在此战略的指导下，东京政府分别于1958年、1968年、1976年、1986年四提都市圈规划，又分别于1963年、1986年、1990年三提东京长期规划，并且为缓解东京都市圈的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于1963年建立国家级科学城筑波。这些措施保障了城市在每个阶段都有目标可奔，有政策可依，政府的强力干预为城市指明方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京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力也逐渐开始下降，尤其是在199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降临之后，东京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主要的证券机构和商业银行破产而无法提供实质性救助，这也显示出政府并非万能，还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才能走出阴霾，2001年起日本开始推进产业聚集区，促进地方产学官结合，形成有效的联合网络，加强与商社的联系，为新产品打开市场（见图6-5）。

图6-5 东京政府与城市发展

（资料来源：参考吴唯佳、唐燕、向俊波、于涛方（2014）发表在《上海城市规划》的研究成果《特大型城市发展和功能演进规律研究——伦敦、东京、纽约的国际案例比较》^[6]，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的力量在城市发展过程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如果放任其依靠市场力量自由发展，虽说市场具有自我恢复能力，可是其试错修正周期却相对较长，若是因此而错过了城市发展的最佳时期，那么只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地撞运气寻发展了。所以即使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纽约政府也会介入城市发展，调控资源配置。以纽约市长任期内的重要规划和重大项目为例，如表6-3所示。

表6-3 纽约市长任期内的重要规划和重大项目

（续）

（资料来源：玉兰（2013）发表在《国际城市规划》上的研究成果《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7]，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整理。）

综上，纵观以纽约、伦敦、日本三大世界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变迁历程，它们大部分都呈现出由单核到多核融合、由硬实力到软硬相兼、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市场互相配合的发展态势，而我国城市也在步入或即将步入这个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