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实质上是一定空间区域内各种要素的聚集，而构成要素聚集的因素又数不胜数、千变万化。从某种方面来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对类似于深圳这样以产业支撑发展的城市来说，城市优势的构成因素除了产业发展因素、城市建设发展因素之外，制度创新及支撑因素是其优势构成的关键。

（一）从市场机制到制度创新

1.市场机制的概念及内涵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市场活动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市场活动中对市场主体影响最大的要素就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市场运行的实现机制，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价格、供求及其竞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广义上来说，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21]。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为基本的机制，也是市场机制中最为有效也是最为敏感的调节机制，它指的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与供求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市场价格的形成与运行机制。

供求机制则与市场价格机制互相制衡并互相促进，使市场活动趋于平衡。供求机制贯穿于企业从研发、采购、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价值过程，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反映与表现。

竞争机制是维持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它遵从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竞争是产品经济的产物，竞争的直接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从而能够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流动以及生产活动的有效开展。市场竞争还能促使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风险机制则与价格机制密切相关，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风险机制还显著影响着企业盈利与亏损水平，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方式。

总之，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共同构成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用于市场主体，影响其市场活动的方式，进而在买卖双方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从而促使市场活动的有序进行。

2.市场机制是制度创新的基础

深圳经济特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回望发展历程，从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机制到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深圳市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机制的影响。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市场机制刚刚引入中国，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试行区，深圳走在了市场经济的最前列，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经济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更加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20世纪末，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深圳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市场经济道路，并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合理的人才培育机制，深圳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最前列，因此提供给职工的工资也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高薪往往能够形成对员工较大的激励，从而促进产出，这也是深圳创新产出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另外还开创性地创造出股权激励制度，将员工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捆绑在一起，对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股票期权，这其中以华为和中兴最具代表性。其次是产学研相结合的生产机制，高新技术产业属于哑铃型经济，价值链前端的研发和价值链后端的营销对于企业的利润创造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研发成本也占企业总成本较大的部分，而生产成本较小，深圳市将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深圳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成果转化机制，促使研发成果市场化，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最后，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金融环境为深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深圳拥有创业板和主板市场证券交易所，多项地方法律法规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融资和合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二）从制度创新到产业发展

从深圳城市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深圳依靠中央扶持政策及地方产业发展政策由小渔村到经济发展特区，并通过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制度的建立，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最终成为国际性都市之一，这种演变过程离不开制度建设、创新对优势城市塑造的支撑。

1.制度创新概念及内涵

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并且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所有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从广义的范围上来讲，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执行机制^[22]。正式制度是具有制度制定权的组织和个人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按照某种流程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契约和法律法规的集合；非正式制度则是组织成员在长期组织活动和实践中所形成的组织文化、价值信条、道德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的总称；执行机制则是保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三部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制度的完整内涵。

“创新”这一概念及其理论的首次提出，应追溯到1912年熊彼特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适应于产业经济发展的生产函数，即将一从未出现过的生产要素以新组合的方式与生产条件结合并形成全新的生产体系。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组织的创新和市场的创新等。

制度创新理论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兰斯·戴维斯与罗伯特·汤玛斯，诺思和戴维斯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制度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提出了制度创新模型^[23]。制度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通过创设新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形成对组织成员更大的激励，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制度创新的诱因包括市场规模变化、生产技术发展以及组织成员收入预期的变化，根本目的是实现组织目标和超额收益。制度创新是社会规范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24]。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中政府、个人、社团都在试图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赢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利益。因此政策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行动空间及其权利义务的具体定义上制约不同主体的有效行为，缓和社会利益冲突，而这就需要借助不断的制度创新来拓展制度自身的绩效范围。(www.daowen.com)

根据诺思和戴维斯的理论，从不同创新主体出发，制度可分为三类：一是由个人独自推进然后大家“仿效”的制度；二是大家自愿联合组成的制度；三是政府强行推进的制度。然而，政府、合作团体、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并不处于等同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主体，政府可采取行动来矫正制度供给不足^[25]。同时，部分学者把政府这一主体进一步区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更好地解释不同层次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不同行为机制。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制度创新方式又被称为制度变迁方式。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依据制度变迁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创新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或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或自下而上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制度变迁，以便更好地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我国学者杨瑞龙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创新方式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提出制度变迁“三阶段论”，即“供给主导型创新—中间扩散型创新—需求诱致型创新”，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个阶段。其中，在中间扩散型创新阶段，中央及地方政府拥有资源配置权及特定的发展目标，从而担当起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之间的沟通交流纽带，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6]。

2.制度对产业发展的持续支撑

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穿于整个过程，强调了制度创新对于城市、企业和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创新是企业、城市及国家发展的原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是市场机制创新的根本保障，从国家、地区政策引导的角度来说，制度创新也是实现我国发展目标的根本落脚点。

日本是一个成功地实现经济追赶战略的后工业化国家，在实施“追赶战略”的过程中，频繁而大量地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规制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日本政府致力于重建产业以奠定经济自立发展的基础，依靠“倾斜生产方式”，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重点发展煤炭、钢铁、电力、造船产业。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特征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全面、大量地引进重化工业技术，加大对技术成果的转化、吸收。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出现经济“滞胀”局面，日本开始进行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此次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主导产业是汽车和电器机械。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重点逐渐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促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以科学领先、技术救国”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27]。

（三）从产业发展到城市优势

从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历程可看出，深圳市产业发展史就是深圳产业制度建设指导史。在深圳市不断变化与创新的电子信息产业制度建设的引导下，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显而易见，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1.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具体来说，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体趋势，首先来源于以电子信息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替代，呈现出一个“二产大、一三产小”的典型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结构与发展特征。另外，当深圳的城市优势显现出来之时，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并以创新、研发为主导发展相对高端的第三产业。此时，深圳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产业快速均衡增长的特点，这为深圳带来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大大提升了深圳的城镇化速率并极大地加快了深圳城镇化发展进程。此外，由于深圳产业发展带来大量人口需要吸纳，深圳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经济快速发展便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2.形成国际化人才与企业创新创业高地

深圳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也更具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在有利的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下，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体系，形成不仅面对国内市场，而且面向国际市场的以计算机与基础元器件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成为深圳乃至珠三角经济增长的龙头，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深圳市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颁布相关政策鼓励留学归国人员和内地科技人员到深圳创业就业，对高科技人才的进入提供了落户、购房等各方面优惠。除此之外，深圳市政府还在《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风险投资机构的进入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厂房租金等提供极其优惠的条件^[28]。深圳市政府大力引进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深圳的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同时，政府积极推动高科技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建立联合开发平台，支持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合作创办产学研基地、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基地等。这为深圳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其显著的人才、企业等“软件”方面的优势，也为深圳市成为优势城市储备了充足的知识资源及竞争基础。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方面，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以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和保护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知识产权存在的具体形式及受保护的范围；同时，为引进先进技术，深圳市规定可以技术作为资本入股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这极大地鼓励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性发展。

2016年年初，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中共有333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552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60.5%；深圳共有开放制造空间、创客工场等各类创客机构107家，创客人员超过1万人。在电子信息技术设施方面，深圳2015年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达62.5亿元，“全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7]。

3.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产业发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深圳从1980年至今快速城市化的30多年里，人口迅速膨胀。2012年，官方统计的深圳总人口量已达到了1054万人，跻身全球约40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都市（Megacity）之一。而城市化也带来了城市局部气候和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过于密集、高楼大厦增多、人工材料增多、能源消耗增加、地表性质改变成为深圳城市气候变化的主要物理机制。根据深圳市气象局的研究，深圳的气候变化十分显著，诸如年均气温迅速升高、高温日数显著增多、夜间变得更为炎热、相对湿度显著降低以及短历时降水强度增加等。

应对如此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深圳市积极推进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海绵城市建设、低碳生态园区建设等。

2016年3月，市政府组织海绵城市建设推进会议，正式成立海绵城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有关工作机制。2016年4月，深圳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未来三年，每年都将获得国家4亿元的财政补助支持试点区域的建设。之后，《深圳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除特殊地质地区、特殊污染源地区以外，到2020年，深圳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要求；到2030年，深圳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海绵城市要求，以最高标准、最高质量开展深圳海绵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将深圳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海绵城市。根据《深圳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编制内容，共从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制度建设及执行、显示度六个方面建立了海绵城市规划指标体系；确定了24个近期建设区域，并对海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了梳理，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对规划保障体系的建设提出了要求和建议^[29]。

在低碳生态园区建设方面，深圳的代表性案例就是深圳国际低碳城。深圳国际低碳城是201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确定的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的旗舰项目，以探索和示范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之路为使命，以发展新兴低碳产业为主。深圳国际低碳城规划因其发展理念前瞻、低碳技术切实可行，先后获得保尔森基金会2014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奖以及深圳市、广东省和全国优秀规划奖，可谓得到了国内外、规划行业内外的一致认可。近几年，政府按规划投资建设了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尤其是海绵城市、综合管廊、河流生态化治理等工作都领先于国家政策要求^[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