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方面亦很宽广，“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命题显然不能完全表达唐代四川地区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历史进程。“扬一益二”“别籍异财”“俗好娱乐”“和同为一家”仅仅是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在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家庭结构、社会生活结构以及民族关系诸领域的一个突出的表现点而已。或者说，这四类社会现象在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显著。虽然不能完全涵盖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整体脉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且有一点毋庸置疑：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都与当时社会变迁进程中的经济运行状况和总体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如何进一步拓展“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学术命题的研究范畴，尚需从资料的挖掘、理论的夯实、考察视野的扩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予以深入探讨，从而使得这一学术命题更为丰满。简而言之，笔者在未来学习过程中拟着力关注的热点如下：

第一，如何进一步深入论证我国历代王朝关于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区域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农业是在历代王朝不断更替的序列中予以推进的。在此期间，历代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政权创建伊始，或者中后期出于稳固、或者挽救即将走向衰落的政权的考虑，都对农业政策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尽管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它的宏观调控与区域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存在怎样的对接关系？对区域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影响？区域农业又是怎样在自我运行的过程中接纳和认同这一政策并且物化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呢？

第二，讨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问题，必然不能忽视农民与农村问题，这一问题又可分解为：如何判定传统社会人口与土地结合的程度和方式是否合理？人口与劳动力，尤其是与实际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并不能完全对等，农业劳动力数量如何计算才能符合我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实际等诸问题。诚如中国台湾学者吴章铨先生指出：“自古以来，我国主要经济基础建立在农村上，政府的收入、大多数百姓的生业，都依赖农业……古代生产力停滞，土地和劳力以外的生产因素，对于增加生产力的影响微小”。^[6]唐代前期采取的均田制和中后期实施的“两税法”对四川地区人口与土地结合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由此引发了哪些社会变迁等问题，都是未来开启学者研究不能规避的思考点。

第三，我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教育问题。本书虽然关注了唐代四川地区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者在进行具体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等相关问题，但是，这一学术命题尚有诸多讨论空间。如：怎样科学地界定我国传统社会农业教育问题？从哪些方面考察我国传统社会劳动者在进行具体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这种必然存在的个体差异对农业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农业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农业教育一般通过哪些方式或者说那些手段予以实施？农业教育又产生了哪些社会影响？等等。

第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业基本经济区”^[7]，唐代四川农业区与江南农业区、关中农业区难以展开长期而持久的竞争，除了本书论及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因素、域内农业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劳动力资源存在差异等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在这种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思考和讨论。

第五，从资料的运用方面分析，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考古报告及研究成果的科学利用率。证诸史乘，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史迹仅散见于零星记载，这就给我们从典籍文献方面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全貌造成了极大的学术困难。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四川地区唐代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以充分的实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时期农业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学界对这些有关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缺乏系统的分类和整理，导致了它们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器物描述和孤立零碎的资料水平上。如何进一步提高这些农业考古报告和研究成果的利用率，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效用，是学界进行农业考古学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六，从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方面分析，本书以“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创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的分析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在双重互动下所折射出的历史合理性和内在规律性，最终为国家和四川省政府制定符合中国特色、四川省情战略规划提供历史借鉴、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从而实现“历史研究与服务现实的对话”。因此，这一问题就牵涉到对秦汉及唐代大规模修建的水利工程进行田野考察的学术活动，具体内容包括：四川地区历史上这两次大规模修建的水利工程目前仍在发挥实际效用的究竟有多少？成都平原目前的有效自流或引流灌溉耕地面积到底有多少？区域内农民仍在沿袭唐代水稻和小麦种植的生产技术还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等基本问题。

第七，从研究内容上讲，本书属于区域史的研究。区域史研究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是本课题未来着力关注的又一命题。如从农业物质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农业生产技术资源三个方面，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问题，也适用于其他农业区，如何在这种共性中探讨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个性，需要从理论、资料和方法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

总之，本书以“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为学术命题，选取“扬一益二”“别籍异财”“俗好娱乐”“和同为一家”等文献着重记载的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显著表现点，从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家庭结构、社会生活与民族关系四个方面，考察了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双重互动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互动关系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和较为独特的演变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范式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个别地方的论证虽然关联度极高，但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甚至难免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痕迹所在，还有诸多研究空间需要进一步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疏证。同时，在论证的过程中，个别观点也难免失于详细考证，敬请时贤指正。(www.daowen.com)

【注释】

[1]注：如前文所述，本书所指的四川地区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包括盆地周边的丘陵山区地带和川西高原东部这一相对封闭、既自成一体，又符合我国传统意义上按照山脉走向和河流流向划分地方行政单位的政治理念的地理空间。

[2]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9；段渝：四川通史（先秦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6；蒙默，刘琳等.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04.

[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10.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4579.

[5]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82.

[6]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M］.台北：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1.

[7]注：冀朝鼎先生秉承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首先是农业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并据此将四川列为一个“很明显地就能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参见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