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川地区农业的高度发展是农业物质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生产技术资源全面优化的直接结果。

就农业物质生产资源而言，首先，有唐一代，唐政府在平原和低缓的丘陵地带，通过大规模地修建农田水利设施（本书统计为42项），使得稻田自流灌溉区从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涪江冲积平原、向南扩大到岷江冲积平原；在盆地中部和东部的丘陵地带，则通过畬田的方式扩展耕地面积。玄宗天宝年间（742年—755年），四川地区耕地面积较之东汉增长了两倍多。其次，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展，农作物种类亦有大幅度的增加，水稻产量达到了汉代的两倍之多。桑麻类农产品及茶叶的生产一度占据全国前列。在基本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衣、食等生活资料基本需求的同时，还在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而提升了四川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唐代四川地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这种不平衡现象主要表现在平原与丘陵山区的差别以及盆地内部汉族与盆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水平整体高于盆地中部与周边丘陵山区和盆地东南平行岭间河谷区。

其次，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口是农业发展和社会变迁相互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单纯地从数量上讲，人口既是衡量农业发展的基本参考标志之一，又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粮食运输的难度极大，一般是某一区域的人口数量基本依靠这一区域粮食供给予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川地区分别在隋末唐初、“安史之乱”爆发的唐中期以及唐末战乱三次接收移民入蜀之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唐代四川地区人口数量，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虽然没有超过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数量，但较之隋大业年间（605年—617年），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超出了近两倍。但同时，也呈现出区域增长以及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总体上说，人口增长的速率和分布密度从平原向盆地中部、东部以及缘周丘陵山地、川西高原东部依次递减，这也与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区域性特点相吻合，有力地证明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业教育和劳动力素养的提高，也是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www.daowen.com)

再次，四川盆地西南向东北倾斜、平原地带河流纵横交错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农业发展对农田水利工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依赖性。“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王朝辖治四川的共识。有唐一代，唐政府在四川地区不仅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建农田水利工程，而且还通过设立专门的水利机构、制定专门的岁修制度等措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同时，限于成都平原相对狭小的耕地面积，以轮作制和复种制为代表的稻作和丘陵山地旱作技术也日渐成熟，生产工具已经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为农作物总产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但同时，也存在平原地带“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3]、丘陵山区农民“务本不闻于秀麦”^[4]极不均衡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过程中，平原地带农业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丘陵山地的又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