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不率，阖境罹殃”^[89]，戍边驻军担负着维护国家边境安全的重任。唐代不同时期在四川地区的戍边驻军数量与战略装备因边境局势以及唐政府军制的演变而有所不同。现存文献除了明确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剑南道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疋”之外，此前后之兵马数不载于史，只能依据片段史料相互印证，推见其情。面对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长期袭扰的严峻局势，从战略上讲，唐政府不得不在与其接壤的四川地区大规模驻军。驻军的兵种先后有府兵、边防军和方镇兵、团结兵与民兵等兵种。下文按其存在的时间，考证如下：

（一）戍边驻军数量的考察

现存“二十四史”中，《新唐书》卷50首开《兵制》，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有唐一代军队制度的演变较之以前的秦汉魏晋隋诸朝，“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90]，是唐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正如张国刚先生指出：这说明了“兵”的问题在所志的唐代和作者（指欧阳修、宋祁等史家）所处的宋代具有特别的重要性。^[91]府兵制，形成于西魏文帝时期。南宋王应麟《玉海》卷137《兵制》引《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92]按照《北史》的记载，府兵的军籍管理，最初“自相督率，不编民户”。^[93]《隋书》卷2《高祖纪》记载，文帝开皇十年（590年），隋政府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以与民同”^[94]，府兵遂隶属所在州县。唐承隋制，高祖置十二军以统关内诸府，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改诸府为折冲府，诸府分隶十卫及六率。其后，这一制度基本持续到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是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95]，府兵制名存实亡。按照《玉海》卷138《兵制》所载，府兵制的突出特点是“始一寓之于农”^[96]，即三时务农，一时教战。这样，府兵就由职业军人转变为“兵农合一”^[97]的乡兵。唐代在四川地区设置的折冲府，据《新唐书》卷42《地理志》记载，共有20府，其中明确记为中等4府、下等5府、其余11府。尽管现存史料对其余11府的等级语焉不详，但考虑到唐代四川地区担负着“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军事重任，是维护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门户这一因素，将这11府推测为上等当无异议。按唐制：“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98]，据此可知，唐代四川地区的府兵总数大概约21，200人。

除了府兵，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还有边防军和方镇兵。武德初，沿袭隋制，置总管府统领地方军。武德七年（624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太宗时期，逐渐裁撤内地的都督府，只在边境和襟带地区设置都督府。其后，在边境地区设立都督府以统领边防军，成为唐王朝的基本防务政策。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始设益州总管府，直至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唐政府在四川地区共设置益、梁^[99]、夔、利、遂、通、泸、嶲、茂、松、戎、翼、雅、黎、嘉、龙、昌、黔18总管府。唐制：都督府统帅的边防军，按照军、守捉、城、镇的等级序列进行编组。《新唐书》卷50《兵志》载：“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100]这一期间，剑南道都督府、军、守捉、城、镇的设置情况，前后变化不大。至于具体数量，《新唐书》卷50《兵志》记为10军、15守捉、32城、38镇；而通过对同书卷42《地理志》所载统计，唐代四川地区共设有15军、23守捉、37城、47镇，多于《兵志》之数。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特列唐代四川地区军府设置一览表（表8—2）如下：

表8—2　唐代四川地区军府设置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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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缺载这一时期军、守捉、城、镇等序列兵数的具体配置，这对我们了解四川戍边驻军兵士数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可据下条史料推见其情。《唐六典》卷5《兵部尚书》记载，开元二年（714年），为加强西南边境军事防务，唐政府在剑南道设置节度使，统领“昆明军，松州、当州防御，邛崃守捉，姚、嶲州经略四使”^[101]，统一掌管该地区的边防军。《资治通鉴》卷215《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剑南节度因担负“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的军事重任，唐政府使其“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巂、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102]由此可知，天宝之前，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应当不会少于30，900人，占当时全国在籍军队数量的5.42%^[103]。为了详细说明唐前期四川地区戍边驻军人数较之其他9个节度（经略）在全国在籍军队数量的权重问题，兹据《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所载，特列唐前期各节度（经略）在籍军人人数表如下：

表8—3　唐前期各节度（经略）在籍军人人数表

前文论及，“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乘机入侵四川地区，迫使唐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四川地区的军事防务。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唐政府分剑南道为东、西两道，各置节度使以章兵权。至此，边防军遂演变成节度使之兵，即方镇兵，然其具体数量，史载不详，只能依据相关史料，以推大概。杜甫在肃宗广德二年（764年）上疏严武《东西两川说》：“闻西山汉兵食粮者四千人，皆关辅、山东劲卒……人人可用，兼差（一作羌）堪战子弟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脱南蛮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独制，但分汉劲卒助之。”^[104]按杜氏所言，其时剑南已有防御吐蕃之兵2万人，另调用邛雅子弟抵御南诏，而邛雅子弟的具体数量，杜氏未言。另外一条记载邛、雅等州出兵抵抗吐蕃的史料可作为考察邛雅子弟数量的旁证，《旧唐书》卷140《韦皋传》载：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寇灵、朔，韦皋率维、保、霸、邛等州兵1万余人大规模反攻，吐蕃大败。其中，邛州发兵1300人，雅州发兵3000人，黎州发兵2000人，嶲州发兵4000人。^[105]由此观之，广德二年剑南邛雅子弟数量当不少于1万。如若所考，广德二年，四川戍边驻军数量当在34，300以上。贞元时期，战事频繁，四川戍边驻军数量一直维持在4万人左右。检唐人杜牧《樊川文集》卷6《燕将录》：“自元和以来，刘辟守蜀，栈道剑阁，自以为子孙世世之地，然军卒三万，数月见羁。”^[106]杜牧言刘辟窃据剑南凭借“军卒三万”，但据《文苑英华》卷892《王爵·南平郡王髙崇文神道碑》的载记，另一位唐人韦贯之却说刘辟乱蜀时有“众四万人”。^[107]两人所言有一万人的出入，可能源于二人观察点的不同。杜氏所言是指刘辟的常备军数量，而韦氏所言可能包括刘辟乱蜀时为增加军事实力而临时招募的军士在内。合而观之，这一时期，加上韦皋的苦心经营，四川戍边驻军数量当在4万人左右。

唐后期，四川地区戍边驻军基本上以镇防团结兵为主。团结兵是为防备吐蕃与南诏而设，《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兵部尚书”条载：“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108]，因其大部分是由当地羌族部落兵组成，故又称羌兵。上文杜甫所言“邛、雅子弟兵”即指团结兵，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改编为镇兵。此后，团结兵数量一直维持在3万人左右，最高达到5万人。数条史料可证：《资治通鉴》卷244《唐纪四十》“文宗大和四年七月”条记载，李德裕戍守剑南，加强军事防务，整治团结兵。其军事策略是，要抵御南诏进犯，“惟重兵镇守……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109]《全唐文》卷744引卢求《成都记序》：宣宗大中六年（852年），“蜀为奥壤，领州十四，县七十一，户百万，兵士五万，外疆接两蕃”。^[110]又据《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载，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寇蜀，西川节度使牛丛发出警告：“今吾有十万众，舍其半未用……清野待尔。”^[111]检诸文献，没有其他材料可证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十万，牛丛所言剑南将士十万从何而来？《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二年正月”条记载，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大规模侵蜀，执政卢携上疏：“今朝廷府库匮，甲兵少，牛丛有北兵七万，首尾奔冲不能救”^[112]，建议采用羁縻政策。可知，当时牛丛所言，蜀兵十万包含前来救援的北兵七万。类似情况还有乾符二年（875年），剑南节度使高骈为抗击南诏的入侵，“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工六万人击南诏”。^[113]为了说明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特列表如下：

表8—4　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简表

另外，李世平先生综合文献考证认为，蜀汉时期民、兵、吏的比例分别为86.88%、9.43%和3.7%。^[114]尽管这是三国鼎立时期蜀汉政权采取的一项非常态化的施政措施，但可以为我们考察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点。按其观点带入前文所考唐代四川地区总户数，可得：(www.daowen.com)

贞观十三年：690，234（户）×0.0943≈65，089（人）

天宝元年：1，179，052（户）×0.0943≈111，184（人）

显然，这一数字远远超过文献所载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数量，可仅供参考。综合上述所考，有唐一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人数维持在2～5万人当无异议。

（二）戍边驻军战略装备的考察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对于军事作战和军事防御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故而，本书所言戍边驻军战略装备主要是指战马的配置。《资治通鉴》卷215载：全国十个节度与经略使中，共有“马八万余匹”，司马光于其下进行了注解，详细说明了全国范围内各军府马匹配备的具体数量。“马八万余匹”，按其字面理解，应该不会超过81，000匹，为了考察四川地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假定81，000匹，根据《资治通鉴》卷215所载，特制作表格如下：

表8—5　唐前期各地方军府（节度）拥有马匹数量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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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剑南团结营军队拥有马匹的数量为1，800匹，占全国军队拥有马匹数量的2.22%，这个数据与所占比例，较之安西府（3.33%）、河西赤水军（16.04%）、北庭瀚海军（5.19%）、朔方经略军（3.70%）、河东天兵军（6.79%）、大同军（6.79%）、范阳经略军（6.67%）、平庐军（5.19%）以及陇右临洮军（9.88%）等军事机构，仿佛显得微不足道。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资治通鉴》卷215《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明确记载：“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扶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巂、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115]由此可知，四川地区担负着唐代西南、西北边防重任，尤其是四川地区西北部与吐蕃相邻的松州、茂州、翼州、维州等军府更是维系着国家的安全。按照司马光“团结营在成都府城内，兵万四千人”的说法，团结营地处剑南行政管理中心城市——成都，从军事意义上看，安全系数相对较高，军队拥有马匹可能系出于卫护地方行政中心的考虑，从这个角度分析，担负着国家西南边防安全重任的“翼州兵五百人。茂州兵三百人。维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当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千人”^[116]，共拥有兵士11，800人，占整个剑南节度管辖区域内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再看其他九个节度，担负“抚宁西域”重任的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拥有马匹数量为2，700匹；负责“防制”突骑施与坚昆的北庭节度“兵二万人”，拥有4，200匹马；负责“断隔”吐蕃与突厥的河西节度“兵七万三千人”，拥有13，000匹马；“捍御突厥”的朔方“兵六万四千人”、马3，000匹；“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的河东“兵五万五千人”，马5，500匹；“临制奚与契丹”的范阳“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5，400匹；“镇抚室韦、靺鞨”的平庐“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4，200匹；“备御突厥”的陇右“兵七万五千人”，马8，000匹；而“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的剑南“兵三万九百人”，配备的马匹数量，现存文献只有剑南团结营的记载，而缺乏其他军事防区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全国十个担负国家边境安全的节度和经略使中在籍军人人数与配备马匹的比例大体推测剑南节度拥有的马匹数量，为了考察这一问题，特制表如下：

表8—6　唐前期各节度（经略）在籍军人人数与马匹数量配备表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军事战争中，军人与战马的配备比例究竟多少为黄金比例，或者说符合战争的发展规律，史料缺乏详细的记载，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也较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只能在史料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一个大体的推测。从表8—3来看，唐前期全国十个节度（经略）在籍军人人数与马匹数量配备比例各不相同，可能是政府在各军府配备一定数量马匹的前提下，根据军事作战或边防安全的需要而临时调拨，取其平均值为10.93%。剑南团结营兵士14，000人配备1，800匹马的比例为12.86%，两者平均比例为11.9%，假定照此比例估算，担负国安西南安全重任的松州、茂州等军府11，800人至少应当拥有马匹数量为1，400，这对于驻扎此地以备不时之需的这些常备军而言，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战时之需。再者，从前引《新唐书》卷42《地理志》来看，有唐一代要求隶属剑南的巂州、黔州等地区进贡“蜀马”，应该主要是用于剑南军队的建制而为。《唐律疏议》卷15《厩库》“故杀官私马牛”条明确规定马的用途是“致远供军”^[117]，即作为陆路长途交通工具和军队给养。

基于上述考虑，尽管史料缺乏对整个剑南节度军队拥有马匹具体数量的记载，但我们认为，松州、茂州、维州等与吐蕃邻近的军府至少应当拥有与吐蕃相制衡的军队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军府拥有的马匹数量必定大于剑南团结营的1，800匹，假定这些军府拥有马匹数量为2，500匹，那么整个剑南节度军队拥有马匹数量当在4，300匹左右，占全国军队拥有马匹数量的5%左右，应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