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论，生活在川西高原的吐蕃、羌族以及川西南山谷地带的诸蛮等少数民族，入唐之后，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奴隶制的民族政权。其农业经济呈现出以畜牧业为主，在河流山谷地带发展种植业的显著特点。随着其势力的壮大，他们不断侵入四川地区，掠夺人口和财物，对唐廷西南边境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通过对《旧唐书》《新唐门》《资治通鉴》《通典》《全唐文》《册府元龟》等文献所载及时人诗文描述之战事的简单梳理与统计，兹据上述文献所载及时人诗文描述之战事，简单胪列如下。

（一）抗击吐蕃战事

有唐一代，吐蕃始终是威胁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最大隐患。唐代军民在四川地区抗击吐蕃的战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高祖至睿宗（618年—712年），唐军基本处于防御态势；玄宗时期（713年—756年），加强了剑南道的军事建设，唐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主动进攻，集中力量控制川西高原的松、茂等州；“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吐蕃与南诏交结，唐军在两线作战的不利局势下，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放弃嶲州，确保成都的安全；德宗即位直至唐末（780年—907年）则致力于瓦解吐蕃与南诏的联盟。

吐蕃入侵四川地区始于贞观十二年（638年），是年，赞普松赞干布借口求婚于唐而未获应允，在击败吐谷浑、进破党项与白兰诸羌后，“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松州都督韩威轻骑觇敌，反为吐蕃所败，导致了“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37]的严重后果。太宗改派吏部尚书侯君集追击吐蕃于松州，“松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38]吐蕃征服吐谷浑之后，将势力扩展至川西高原腹地。为扼制吐蕃的侵扰，唐政府将属于陇右道的松州都督府划归剑南道，以便与茂州都督府互为犄角，抵御吐蕃的东侵。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吐蕃攻占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统领的12个生羌羁縻州。^[39]仪凤元年（676年），“吐蕃进攻叠州，又攻扶州，败守将”。^[40]仪凤二年（677年），吐蕃再次攻占扶州，擒获唐朝守将，当、悉等州诸羌尽降吐蕃。^[41]武周大足元年（701年），吐蕃赞普墀都松率军东侵松州。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又进攻悉州，茂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四战，斩首千余级”。^[42]

玄宗即位之后，加强剑南道的军事力量，设置剑南节度使以统边军，将抗击吐蕃的策略由军事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开元四年（716年），吐蕃发兵围攻松州，结果被松州都督孙仁献击退。^[43]开元十七年（729年），巂州都督张守素破吐蕃控制下的昆明及盐城（今四川盐源），杀获万人。^[44]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四月，剑南节度使王昊率剑南兵募攻打吐蕃占据的安戎城。其年九月，吐蕃悉锐以救安戎城，唐军大败。^[45]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吐蕃寇安戎城及维州，章仇兼琼遣裨将率众御之……时属凝寒，贼久之自引退”。^[46]天宝十四载（755年），吐蕃集合兵马8万余人，大举进攻剑南西山地区，结果被唐军击败。^[47]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戍守边疆的边军相继内调，参与平叛，这无疑对边防力量有所削弱。吐蕃乘机与南诏联兵，对剑南道诸州发动了多次进攻。详细载记南诏与唐政府交往交流交融的《南诏德化碑》云：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吐蕃与南诏联兵围攻会同（今四川省会理县），结果“越嶲固拒被夷，会同请降无害”。^[48]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吐蕃与南诏再次联合发兵，攻占嶲州，唐军退缩至黎州一带。^[49]上元二年（761年），吐蕃攻取松州。宝应元年（762年），吐蕃攻占茂州合水。^[50]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陷松、维州、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入于吐蕃矣”。^[51]广德二年（764年），“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今四川会理境内）”。^[52]大历三年（768年），剑南节度使崔宁击败吐蕃万余人。^[53]大历十一年（776年），“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二十余万”。^[54]大历十二年（777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55]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茂、扶、黎、雅等州”^[56]，结果被李晟打败。

德宗即位直至唐末，唐政府对吐蕃的抗击政策有所改变，即在致力于瓦解吐蕃与南诏联盟的基础上再予以军事打击。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剑南节度使韦皋针对吐蕃与南诏的嫌隙，规劝南诏归附，并在清溪关大败吐蕃。^[57]贞元九年（793年），韦皋率军出击，大败吐蕃于和城（今四川松潘县境内）。^[58]贞元十三年（797年），“吐蕃入寇，嶲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59]贞元十五年（799年），吐蕃发兵五万围攻嶲州，韦皋出兵抵御，吐蕃无功而还。^[60]贞元十六年（800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嶲州，吐蕃曩贡、腊城等部分部落来降。^[61]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寇灵、朔，韦皋率维、保、霸、邛等州兵大规模反攻，吐蕃大败，成为唐政府抗击吐蕃的战略转折。^[62]自此之后，吐蕃对唐廷的军事侵略从进攻转入防御，除了偶然侵扰之外，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进攻，唐廷西南边境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

（二）抗击诸蛮战事

除了吐蕃，南诏是另外一支严重威胁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民族政权。较之吐蕃，南诏军队对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威胁更大。这是因为，西南边境夏季气候炎热潮湿，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带的吐蕃并不能适应在气候炎热的环境中作战。现代研究表明，吐蕃对唐廷主动发起进攻的时间基本上都避开了夏季。^[63]相形之下，南诏军队更为适应在气候炎热的环境下作战。蜀有“西戎尚可，南蛮残我”^[64]的谚语，即是指南诏军队对唐廷发起持续性和致命性的威胁。自天宝九载（750年）至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亡国的150余年时间内，南诏多次侵扰四川。《资治通鉴》《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及《南诏德化碑》等文献和碑刻资料均有详细的记载。天宝九年（750年），南诏围攻姚州，击杀越嶲都督张虔陀。^[65]天宝十三载（754年），南诏起兵反叛，唐廷先后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剑南留后李宓两次率军进攻南诏，均告失败。^[66]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嶲州及会同军，占据清溪关。^[67]至德二年（757年），南诏与吐蕃合兵攻占台登，控制整个嶲州。^[68]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兵分三路进攻邛、黎、雅等诸州，被神策大将军李晟击败。^[69]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攻入剑南，接连攻陷嶲、戎、邛等边境之州后，又攻入成都外廓，劫掠子女百工及珍宝而去，导致“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70]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南诏攻破嶲州，并进攻邛崃关。咸通四年（863年）入侵剑南西川。^[71]咸通五年（864年），南诏侵夺嶲州。^[72]咸通十年（869年），“群蛮寇嶲州……十二月，遂陷犍为，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后数日，蛮军陷嘉州”。^[73]咸通十一年（870年），南诏围攻成都，唐政府调动关中与剑南东川军队前来增援，在四川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南诏被迫撤退。^[74]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再次进犯剑南西川，被黎州刺史黄景复击败。^[75]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南诏攻破黎州之后，“入邛崃关，攻雅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76]。乾符二年（875年），剑南节度使高骈“发布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自是蛮不复入寇”。^[77]

此外，生活在四川西南山谷地带的诸蛮部族时有反叛，亦需要四川戍边驻兵予以平息。如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松外诸蛮暂降复叛，敕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败之”。巴蜀十三州，胡三省注曰：“益、眉、荣、梓、利、绵、遂、巴、泸、渠、达、集、渝。”^[78]

（三）抗击羌族、僚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战事

唐代四川地区驻军除了抵御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的侵扰之外，还要承担防备内附的羌族、僚人等部族的叛乱任务。

前文已论，生活在川西高原的羌族在内附之前，曾多次侵扰剑南道。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党项羌入侵松州，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破其部众”。^[79]武德七年（624年），党项羌联合吐谷浑，再次入寇松州，扶州刺史蒋善合击之于松州赤磨镇。^[80]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党项诸部“皆来内属，请同编户”^[81]。贞观十九年（645年），茂州生羌黄郎弄反叛，“右亲卫中将裴行方大破之”^[82]。(www.daowen.com)

成汉时迁入四川地区的僚人，爰及唐代，广泛分布于岷江流域的黎、邛、雅、眉、嘉等州，盆地中部的简、资、荣、陵、昌、普、遂等州，渠江流域的巴、蓬、集、渠等州，以及盆地南缘的戎、泸、南等长江沿线诸州。尽管内附时间较长，但却时有反叛。武德七年（624年），“始州（后改为剑州）僚反，遣（益州）行台仆射窦轨讨之”；“洋、集二州僚反，陷隆州”。^[83]同年，万州僚反，通事舍人李风起平之。^[84]武德九年（626年），“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僚反，请发兵讨之”。高祖认为，“僚依阻山林，时出鼠窜，乃其常俗”，建议罢兵而改用“抚以恩信”的羁縻政策。^[85]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多有强行征收过重的赋税，导致僚人反叛。贞观十二年（638年），“巴、洋、集、壁四州山僚叛，攻巴州，遣右武将军上官怀仁破之于壁州，虏男女万人，明年遂平”^[86]。故宋人总结认为，“大抵剑南诸僚，武德、贞观间数寇暴州县者不一。巴州山僚王多馨叛”。^[87]为了详细说明有唐一代四川地区为维护唐廷西南边境安全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特列唐代四川地区维护西南边境安全战事一览表（表8—1）如下：

表8—1　唐代四川地区维护西南边境安全战事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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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有唐一代，四川地区因吐蕃、诸蛮、羌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侵扰唐廷西南边境而发生的大小战事多达51次，其中抗击吐蕃28次，抗击南诏14次，平息内附的羌族、诸蛮与僚人的反叛9次，减去吐蕃与南诏联兵出战的2次，唐代四川地区驻军共抗击入侵或平息反叛战事49次，为维护唐廷西南边境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另外，“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的军事布防体系也反映了唐代四川地区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肃宗至德（756年—758年）之后，唐政府规定在“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按此规定，全国设有防御观察使1处、节度使36处（至德年间设置33处，上元之后又置秦州、凉州、瓜州三处）、观察使5处、经略观察使1处、观察使2处。其中，析剑南道为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并置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山南西道、山南东道节度使及黔中道观察使。“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汉、眉、嘉、资、简、维、茂、黎、雅、松、扶、文、龙、戎、翼、邛、巂、姚、柘、恭、当、悉、奉、叠、静等州，使亲王领之”；荆南节度使“治江陵府，管归、夔、峡、忠、万、沣、朗等州，使亲王领之”（其中夔、忠、万三州归属四川）。^[88]在全国45处基层军事设置防卫体系中，“使亲王领之”的仅有剑南西川、荆南与淮南节度使三处。这三处中，四川地区就占两处，足见唐政府对剑南西川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