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新唐书》卷222《南诏传》记载，“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26]唐初分布在剑南道西南地区的一支乌蛮进入洱海周边，与当地的白蛮逐渐融合成六个部落，时称“六诏”。高宗时，吐蕃攻入洱海地区，为抵制吐蕃势力的扩展，唐政府竭力扶持“六诏”中的南诏，南诏借助唐军的援助，统一六诏部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廷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天宝十三载（754年），南诏王罗凤因遭受姚州太守张虔陀的欺凌而起兵反叛，唐廷先后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剑南留后李宓两次率军进攻南诏，均告失败。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嶲州及会同军，占据清溪关。《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条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兵分三路进攻邛、黎、雅等诸州，被神策大将军李晟击败。^[27]其后，南诏苦于吐蕃的无限需索，意欲脱离吐蕃的管控。至德宗时，唐廷针对这一局势，制定了“结南诏以断吐蕃右臂”^[28]的军事策略。于是西川节度使韦皋致书南诏王，劝其归唐，南诏表示同意。贞元五年（789年），韦皋在台登（今四川冕宁县）击败吐蕃，收复嶲州，南诏乘机夺取铁桥（今云南丽江北塔城）等16镇，解除了吐蕃对洱海地区的威胁。

《唐会要》卷99《南诏蛮》记载，文宗太和三年（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且又克扣戍边军士粮饷，致使大部分士卒脱逃。南诏由此洞察到剑南道戍边驻军的军事防备出现了问题，于是大举进攻剑南，在接连攻陷嶲、戎、邛等边境之州后，又攻入成都外廓，劫掠子女百工及珍宝而去，导致“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29]太和八年（834年），李德裕出任西川节度使，实行了整顿军队、征调剑南西川新兵、在成都制造军器、绘制作战地图、在与南诏接壤之地修筑城堡以加强边防建设、改变运粮运输路线等一系列军事建设与防御措施，迫使南诏归还之前掳掠的百姓工巧等4000余人。《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十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条记载，懿宗咸通二年（861年）至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多次出兵攻入四川地区，扰嶲州、清溪关，破黎州，袭犍为、嘉州，入邛崃关，包围雅州，危及眉州、新津。咸通十一年（870年），南诏围攻成都，唐廷调动关中与剑南东川军队前来增援，成都居民亦加入战斗序列，“数千人争操芟刀、白棓以助官军，呼声震野”^[30]。在四川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南诏被迫撤退。僖宗乾符年间（874年—879年），南诏两次攻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新津，最终被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高骈率军击败。此后，南诏势力衰微，无力扰蜀。(www.daowen.com)

唐代四川地区在与南诏发生激烈战争维护唐廷西南边境安全的同时，也与其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资治通鉴》《新唐书》及《蛮书》所载诸条史料可证：《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条记载，德宗贞元年间（785年—805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成于成都者殆以千数”^[31]；《新唐书》卷222《南诏传》载，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掠夺大批工匠，“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32]这批被掠夺至南诏的工匠不仅补充了南诏桑麻种植所必需的劳动力，而且提高了南诏桑麻的种植、管理与生产技术，将南诏的桑麻纺织业整体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故而，唐人樊绰《蛮书》说，南诏“虏巧儿及妇女非少，如今悉解绫罗也”。^[33]另外，唐政府与南诏之间亦有和亲关系，《资治通鉴》卷255《唐纪七十一》“僖宗中和三年十月”条载，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唐廷“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