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历代王朝对自己疆域的经略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生产出足以养育居民和为戍边军队提供足够的战略物资为基本标准的。^[1]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四川地区不仅自古蜀时期就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核心农业发展区，而且历来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入唐之后，生活在川西高原的吐蕃与羌族、川西南地区的南诏等部族牧业经济发展较快，为了夺取粮食、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质财富，曾多次对剑南道西部发起进攻，给唐代西南边境安全带来了较大的威胁。“和同为一家”，语出《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上表唐政府：“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普皆安乐。”^[2]可见，其初始本意当指吐蕃与唐政府民族关系的交融。如果仔细研读史料关于吐蕃、南诏等诸民族政权的详细记载，便会发现，唐政府在与这些民族政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显著特征：第一阶段是推行“西抗吐蕃，南抚蛮獠”^[3]的军事策略与政治安抚；第二阶段是在战争失去常态化形势下，注重于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尊重；第三阶段则是推行文化与心理上的认同与接纳，最终形成了“和同为一家”深度交融的民族关系。有唐一代，四川地区的戍边驻军共抗击吐蕃、南诏的入侵以及平息内服的诸蛮、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反叛战事49次，为维护唐政府西南边境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由此，“和同为一家”便被赋予了另一深层意涵：唐代西南边境安全的维护。而边境安全的维护，又离不开戍边军队的建设。戍边军队的建设，又离不开兵源的及时补充与相对稳定的战略物资保障。按照这一历史运作逻辑的理解，“和同为一家”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集中指向一点：表面上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本质上还是依赖农业的高度发展。因此，本章拟对唐代四川西南、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唐政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关系予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以此观察唐代四川农业地区发展对于维护唐代西南边境安全的支撑力度。个别观点难免失于详细考证，敬请时贤指正。(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