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财富的高度集中

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诸多表现，前文已详证，此不赘述。仅就粮食总产量而言，尽管未见文献确切记载，但可根据相关史料推见其情。唐初，陈子昂即言：“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65]唐中期，根据前文的推证，唐代水稻和粟的亩产量均为2.3石（详见第二章第三节）。以天宝元年（742年）为观察点，是年，四川地区耕地为152，114，211亩。稻田集中在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北部涪江、南部岷江冲积平原以及沱江、嘉陵江的河谷地带；粟则集中在平原地带高地及盆地中部、东部及缘边丘陵山区地带。若分别按耕地总量的九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计算，则得水稻和粟的种植总面积为16，901，579亩和15，211，421.1亩。由此可推知唐代四川粮食理论总产量约为73，859，900.2石，如下：

尽管这只是唐代四川地区粮食总产量的理论数字，有待进一步运用更为合理的方法予以验证，但其他文献记载可与此印证。作为“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四川地区承担着维护唐政府西南边境安全的重任，因此，也是唐政府重点军事布防区。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每年至少需要21.6万至36万石粮食，高峰值时期则需要43.2万至72万石粮食。唐政府每年给四川地区戍边驻军调拨“衣八十万匹段，军粮七十万石”^[66]，如此量大的供应，以致有学者对此条史料所载唐代剑南道军粮和衣赐标准提出质疑，认为“仅有幽州兵力三分之一的剑南节镇，却享受到与幽州数量完全相等的供给，其人均供衣、供粮水平均诸镇之冠”。^[67]其时，这正是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又一表现，因粮食不适合长途运输，唐代四川地区戍边驻军所需军粮基本完全依靠本地供应（详见第八章第二节）。

唐末五代一直维持了这样较高的农业发展水平，《蜀梼杌》在记载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时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68]依据《旧五代史》卷33《唐庄宗纪七》的记载，这种粮食丰足的景象，恰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带存在的“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馈不充，军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采食于野，殍碚于行路者”^[69]的悲惨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看前蜀府库所存粮食，前蜀灭亡时，除了官宦将领的侵吞和盗取外，还存有253万石，钱192万缗，金银22万两，珠玉犀象2万，文锦绫罗50万匹。《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记载，唐庄宗攻蜀之后，看到这份账单，竟然很不满意，“人言蜀天下之富国也，所得止于此邪？”^[70]宋人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记载，北宋灭后蜀时，为了将后蜀府库所存的粮食及蜀锦、绫罗等农产品运往京师，“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曰‘日进’”^[71]，前后几年时间，“孟氏所储之诸物”才“悉归于内府”。综合上述史料和分析可知，自唐初直到五代，四川地区农业一直维持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集聚了大量的农业财富。

（二）粮食外运难度

众所周知，唐代是实物经济时代，物价多用绢布来代替，高度发展的农业所带来的农业财富外运难度较大：一则因为四川地区特有的交通难度因素；二则，粮食自身不适宜长途运输；再则，除了船运，当时陆地运输能力有限。前文所引沈括《梦溪笔谈》载记粮食运输的难度亦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情况下，农业财富只能内部消化，作为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自然就成为农业财富的消费中心。

四川地区群山环抱一盆地的特有交通状况增加了粮食外运的难度。李白《蜀道难》一诗中脍炙人口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72]以及胡曾《咏史诗·金牛驿》一诗中“山岭千重拥蜀门”^[73]之语，虽带有文学的修饰与夸张成分，但却正是自然地理环境带来交通障碍的生动写照。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粮食的外运难度极大。《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迁徙》记载，武德初年，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造成“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即使“倒悬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也是“便厥支拟”。高祖认为，“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但是由于“菽粟同于水火，曩者储蓄，征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木牛流马，非可转输”，故而只能下令“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74]杜甫笔下的“筑城依白帝，转粟上青天”^[75]，也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自然交通障碍加大了粮食外运的状况。另一方面，粮食外运的成本也相当高。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中说民夫“担粮轮送，一斗之米，价钱四百”。粮食运输每斗“四百”文，每万石运价就达4万贯，其结果是“岁转军储，扰我公私，费以巨亿”。^[76]《新唐书》卷53《食货志》亦载：“民亦罹水路漕运之弊矣……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老”；同时，陆运以车或马为基本工具，“木牛流马”，不仅运载量不大，而且运费惊人，“陆运（江淮）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77]，因此，“非可转输”。^[78](www.daowen.com)

粮食自身不适宜长途运输，《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引时人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79]，应是时人对此问题的真实看法。同时，由于外运交通代价较高，除了荒年政府不得已调运四川地区的粮食救济之外，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所生产的粮食基本依靠内部消耗。目前尚未发现四川地区粮食作为商品向外输出的相关文献记载。其实，自秦并巴蜀，选派蜀守李冰修建都江堰及其他水利工程以来，四川地区就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区之一，粮食外运也是历代王朝着重考虑的治国方略之一。汉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年）和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朝廷曾议粮食漕运问题，或许会为我们讨论历史时期四川地区粮食外运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证据。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5《国用考·漕运》详细记载了这两次朝廷商议粮食漕运的问题，兹摘录如下：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后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御史大夫张汤言：“抵蜀从故道多坂远，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经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谷可致。”

贞元初，陆贽上奏：“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则江湖、黔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80]

两段史料均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传统社会，增加四川盆地农业区的粮食外运量只能依靠漕运，但漕运的建设消耗也相当大，运输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漕运有一定的运输能力，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总量也不会太大。^[81]因此，有唐一代，尽管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但粮食外运量相对较低。《蜀梼杌》所言唐末五代四川地区“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82]，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背景的。

我国传统社会，陆地运输能力有限。葛剑雄先生在谈及这一点时，有着精彩的论述。葛氏认为，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我国传统社会的陆地运输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能力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机动车辆问世以后，虽然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的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难以克服。^[83]前已论及，唐代四川地区对外陆地交通困难重重，粮食外运成本过高，只能通过陆运对外流通蜀锦、茶叶、药材以及土产等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粮食及其他大部分商业物资只能就地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