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令性。唐代四川地区的“俗好娱乐”本身就是农业节令活动的延伸。《茅亭客话》卷5《鲜于耆宿》载：

学射山旧名石斛山，昔张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升，今山上有至真观，即其遗迹也。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45]

三月三日，本为蚕农至学社山祈求田蚕丰收，后逐渐从以买卖桑树幼苗、桑树种植农具、蚕种、养蚕工具、蚕茧以及丝织品为核心商品的集市发展成为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游娱活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出任成都太守的田况留有《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完整而全面地体现了唐代四川地区“俗好娱乐”的节令性特点，限于篇幅，兹举几例为证：

《九日大慈寺蚕市》云：

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尤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

另一首《开西园》云：

春山寒食节，夜雨书晴天。日气薰花色，韵光遍锦川。临流飞凿落，倚榭立秋千。槛外游人满，林间饮帐鲜。众音方杂沓，余景列留连。座客无辞醉，芳菲又一年。

《寒食出城》则描述了蜀人清明节外出登山踏青的游娱活动：

郊外融和景，浓于城市中。歌声留客醉，花意尽春红。游人一何乐，归驭莫怱怱。^[46](www.daowen.com)

蚕市的游娱活动早在唐中期就已经形成，眉娘、韦庄等时人皆有吟诵。田况所描述的尽管是北宋初年成都蚕市的游娱活动，但从民俗事项自身所具备的继承性、长期性以及稳定性等特点来看，田况笔下北宋初期成都的蚕市游娱活动应当处处折射着唐代游娱活动的印迹。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1“游蜀江”条引杜甫《壶中赘录》记载了蜀地二月二“都人士女”户外踏青、江边游赏的情形：

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47]

第二，普同性。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相关理论，旅游活动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即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的闲暇时间。由此可推知，在我国传统社会，只有上层统治集团具备这两个条件。但实际上，唐代四川地区无论上层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普通仕宦以至普通的黎民百姓，都会参与到游娱活动中来。晚唐张蠙《送友尉蜀中》诗云：“故友汉中尉，请为西蜀吟。人家多种橘，风土爱弹琴”^[48]，即是普通仕宦人家追逐游娱活动的真实写照。五代前蜀词人、梓州（今四川三台）人李珣《浣溪沙》也印证了前蜀时期成都浣花溪游娱活动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史实：“访旧伤离欲断魂，无因重见玉楼人，六街微雨镂香尘。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遇花倾酒莫辞频。红藕花香到槛频，可堪闲忆似花人，旧欢如梦绝音尘。”^[49]北宋张咏《悼蜀诗》亦有类似的表达：“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辰，歌声和月落。鬪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50]明代蜀人杨慎《全蜀艺文志》卷45《颂》引宋人刘钖《至道圣德颂并序》所言四川地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51]的景象，当指一般仕宦人家。宋人任正一的《游浣花记》将唐代中后期成都上至官吏、下至士人与普通市民春季游览浣花溪的情形描绘得更为细致：

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装，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如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以缯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之声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而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52]

任正一为北宋人，去唐代未远，此段关于唐代中后期成都上至官吏、士人下至平民、商贩春季游娱浣花溪的民俗记载应有相当的依据和可信度。游娱风尚从宫廷逐渐散布到民间，从而“演变成为自上而下的民风民俗”^[53]，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这些娱乐活动既是达官贵人和文人士子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行为方式，同时也是标志其社会身份角色的一种象征符号，不同角色类型的人们都可以在归属于本阶层身份地位的娱乐活动中找到合适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四川地区的游娱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在出游动机、出游需求、具体的活动性质以及活动诉求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

第三，广泛性。唐代四川地区的游娱活动不仅仅限于成都，在其他区域以及乡村皆有游娱活动，甚至不亚于城市。张乔《送蜀客》诗云：“剑阁缘空去，西南转几州。丹霄行客语，明月杜鹃愁。露带山花落，云随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滞少年游。”^[54]诗人“西南转几州”后，得出“莫滞少年游”的结论即是例证。晚唐郑谷《蜀中三首》云：“江楼客恨黄梅后，村落人歌紫芋间”^[55]，当指乡村的游娱活动。宋代蜀人张唐英《蜀梼杌》亦称“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席社会，昼夜相接”^[56]，则更为直接地描绘了村落间的游娱活动。

第四，奢靡性。前引骆宾王《畴昔篇》“寻姝入酒肆，访客上琴台”^[57]、王勣《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落日明歌席，行云逐舞人”^[58]之句，说明初唐之时，成都就呈现出酒肆遍地、舞女盛行、通宵达旦的奢靡景象。唐代中后期直至宋代，浣花溪已从杜甫笔下的翠竹茅舍、乡村田园而成为成都西南郊的游乐场所，河流两岸更是成为达官贵人及富豪大姓的遨游与居留之所。^[59]如唐末入蜀后致仕后蜀的毛文锡《西溪子》说：“昨夜西溪游赏，芳树奇花千样。锁春光，金尊满，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不觉到斜晖，马驮归。”^[60]《资治通鉴》卷270《后梁纪五》“后梁均王贞明五年三月”条载前蜀后主王衍：“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61]；同书卷271《后梁纪六》“后梁均王龙德元年正月”条，说王衍又在宫中“结缯为山”而“乐饮缯山，涉旬不下”。^[62]王衍的行为简直就是为了满足游娱需求而挥金如土。故而，五代时期成都人景焕在《野人闲话》一书中，直言后蜀时期“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花院者，游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游百花潭，穷极奢丽。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63]由此看来，北宋张咏在《悼蜀诗》中将后蜀的短促而祚归结为“侈极祸必作”^[64]，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