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四川地区游娱风尚的是扬雄的《蜀都赋》。其后，《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隋书》等诸书多有关注，唐代以后的历代文献中更是将其列为必书的材料。元代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将这种游娱风尚集中概括为“俗好娱乐”，并对其作了具象性的概述，费氏言：

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丫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从，卒遣之。……田公况尝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诗》一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4]

在众多文献中，《汉书》《隋书》《太平寰宇记》对其记载相对翔实，分别代表了汉、唐、宋三代时人对其的看法，本小节以此为例予以集中讨论。

（一）汉书

《汉书》卷28《地理志》：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牦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5]

仔细研读该段史料，不难发现，班氏着重强调了三点：其一，从政治意义上分析，巴、蜀、广汉地区原本处在南夷统治之下，秦并巴蜀之后，方置郡县，划入秦朝行政管理版图，这显然是继承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史学观点，彰显了班氏维护国家统一的史学理念；其二，从经济意义上观察，巴、蜀、广汉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商品经济发达。究其原因，在班氏看来，即是因为巴、蜀、广汉“有江水沃野”。“江水”主要是指四川区域内以岷江为主的众多河流组成的水系；“沃野”相应地是指以岷江、涪江、绵水为主的水系所带来的肥沃而广阔的土地资源，二者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缺的条件。有“江水”即可带来“沃野”。因为“江水”不仅能够使得“江水”两岸形成冲积平原，带来“沃野”之土，而且，成都平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又可以形成引流灌溉，两者相结合，最终就可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理想场所。需要指出的是，班氏这一观点是立足于关中以发展旱地农业为中心、江水对农业生产尤为重要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班氏观点的提出，是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其三，从社会意识形态来看，班氏指出，巴、蜀、广汉“俗不愁苦”的原因在于“民食稻鱼，亡凶年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蜀地农业的高度发展。但是，巴、蜀、广汉由于久居南夷统治之下，难免有失教化，景帝、武帝年间，蜀郡太守文翁方始“教民读书法令”。这一措施，在班氏看来，似乎效果不佳，否则班氏就不会有“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说辞了。

（二）《隋书》

《隋书》卷29《地理志》云：

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牂牁、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自金行丧乱，死海沸腾，李氏据之于前，谯氏依之于后。当梁氏将亡，武陵凭险而取败，后周之末，王谦负固而远祸。故孟门不祀，古人所以诫焉。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6]

该条史料集中反映了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以及时人对其的评价，代表了唐代官方主流意识对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看法。但从其记述来看，在时人眼中，或更为确切地说，在唐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四川地区的风俗人情尚有很多不合正统观念之处。虽然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凭借其“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一都之会”的优势成为地方割据政权成就霸业的理想之地，如蜀汉时期能够帮助刘备“成三分之业”，并成为后来“李氏”“谯氏”“梁氏”等割据政权的用兵必争之地，但“孟门不祀”的风俗却备受时人贬低，“贫家不务储蓄”“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的现象更是悖于时人所推崇的勤劳、质朴、父慈子孝、“累世而居”等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理念。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其人“慕文学”“多溺于逸乐”，又“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的现象不正是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崇尚游娱风气的真实写照吗？唐代中后期诗人、成都人雍陶《劝行乐》诗云：“老去风光不属身，黄金莫惜买青春。白头纵作花园主，醉折花枝是别人”^[7]，这应当代表了当时蜀人对待生活的普遍观点。再者，既然史料中说蜀地“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那么汉中的风俗又是如何呢？该书同卷亦有汉中风俗的记载，或者更为精确地说，该书是把蜀地和汉中看作一个整体，以“周时梁州”的行政区划来记述的：(www.daowen.com)

周时梁州，以併壅部。及汉，又析置益州。在《禹贡》，自汉川以下诸郡，皆其封域。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随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8]

两相对照，可以概括性地认为，“嗜口腹”“事田渔”“好祀鬼神”“多忌讳”以及“崇重道教”的风气在这一时期，两地颇为相似，“慕文学”“多溺于逸乐”以及“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风气则为蜀地所独有，这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唐代四川地区游娱风尚的盛行。

（三）《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72《剑南西道·益州风俗》篇说：

《蜀记》云：刚捍生其方，风谣尚其文。《汉书》曰：人食稻鱼，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然地沃人骄，奢侈颇异，人情物态，别是一方。^[9]

仔细读来，我们发现宋人乐史在编撰《太平寰宇记》时，有意识地运用史学观点对其进行了增删与补充处理。《寰宇记》保留了《汉志》中的“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的观点，删除了四川地区历史沿革以及对外商品贸易的记载，而将“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这一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优势以及“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高度发展的农业，简单概括为“地沃”；而后，又增加了“人骄，奢侈颇异，人情物态，别是一方”的说辞。显然，这是乐史为了强调四川地区“人骄”与“奢侈”的“人情物态”较之其他地区不仅“颇异”，而且“别是一方”的刻意所为。至此，有些问题颇令人费解：乐史为何要对《汉志》史料做出如此的改动？乐史在记载四川地区风俗人情的时候，又为何舍“近”而求“远”？舍弃与其生存年代较近的唐人编撰的《隋书》而选择相对较为久远的汉人撰写的《汉书》？而且，较之《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关于四川地区唐代之前（亦包括唐代）社会民俗风情的描述更为详尽和具体，按照一般常理，应是记录唐代四川地区社会民俗风情的直接材料或者重要依据，乐史为何弃之不用？乐史做出这种选择的目的又是什么？

看来，要解答上述疑问，还是要回到两段史料中。将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72《剑南西道·益州风俗》篇和《隋书》卷29《地理志》两本著作中关于蜀地社会风俗的记载两相对照，我们发现，《寰宇记》所提到的“风谣尚其文”应与《隋志》中的“慕文学”相对应。但细细研读，又发现，二者语义所指又颇为不同，“慕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一些，是一个“泛指”；而“尚其文”则对“文”进行了限定，应是“专指”。联系乐史所言之语境，可以认为“其文”则应专指四川地区的“文”，即指班氏《汉志》中所言“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之徒”之“文”。照此推敲，“尚其文”应与下文“人骄”相呼应。再者，从文字记载来看，乐史应该认同班氏所提出的“巴、蜀、广汉‘俗不愁苦’的原因在于‘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观点，但随后一个“然”字，折射着乐史对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独特看法和观点：四川地区的“人物情态”集中表现为“尚其文”“人骄”与“奢侈”，这些特点较之其他地区，尤其“别是一方”，这应该是游娱风尚在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真实反映。而造成四川地区这种风俗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地沃”。魏征生值唐初，所记隋代（实际上也包括作者所生活的唐代）蜀地风俗较之班氏尤为近真，乐史不采纳《隋书》之文而选择班氏之言，只有一种可能，似乎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在宋人看来，魏征所记四川地区的风俗并没有表达出宋人眼中“别是一方”的“人物情态”。这实际上也代表了宋人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看法和观点，反映了四川地区至迟在宋代的确已经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社会风俗。

如此看来，宋人乐史所言唐代四川地区“尚其文”“人骄”与“奢侈”等“别是一方”的“人物情态”与《隋志》所载蜀地独有的“多溺于逸乐”以及“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的社会风气所指相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措辞不同，意思相近，只不过是乐史为了表达出自己对于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观点而更换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可见，乐史在编撰唐代剑南西道益州风俗时，在撷取史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或者说不经意地揉入了时人对四川地区社会风俗人情的看法，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干扰”下，乐史做出这种史料的选择与撰写的安排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乐史做出此番“改动”的原因远远不止于此，此项问题的讨论和考证亦有较大的余地和空间，但限于课题研究的范畴和资料的束缚，只能在史料允许的大致范围内作出这样的描述和推测。说明了宋代四川地区的游娱风尚与唐代相比，更具地方特色，其奢侈的程度应该是超出了时人所能接受的心理阈值。

概而观之，班氏对于四川地区社会意识形态的记载侧重点在于文化或者说是“教化”更为妥帖，而对于四川地区的社会民俗风情只用“不愁苦”三字简单概括，说明了至迟在东汉，四川地区的游娱风尚尚未形成，或者说至少没有形成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游娱风尚。从这个角度讲，汉代蜀地因为拥有“土地肥美，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的自然地理环境，又因为“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才有了“不愁苦”的社会风俗。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四川地区特有的游娱风气应该滥觞于汉。魏晋隋唐时期，偏隅西南地区的蜀地远离战争的涂炭，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故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言“时天下饥乱，惟蜀中丰静”。^[10]加之唐政府在该地区大规模地修筑水利设施，继秦汉之后再次打破了四川地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因此，社会经济非但没有遭受破坏，反而还有所发展^[11]。这进一步催生了四川地区游娱风气的盛行。蜀郡之成都，“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俨然成了眼中的天堂，就连“耆年白首”亦不愿离开“乡邑”的原因除了“人食稻鱼”“不愁苦”的相对丰饶的生活之外，恐怕也与“逸乐”“自闲”“聚会宴饮”以及追求“意钱之戏”的游娱生活方式不无关系吧！一言以蔽之，四川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高度发展的农业为其特有的游娱风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预设和基础。诚如任乃强先生在辩论常璩云“秦汉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时所言：“夫蜀民之富，在于产业勃兴，利源开发而已。迁虏诚预其功，而非能独传其利以致富也。楚汉相争时，萧何曾屡漕巴蜀之物资以济军，而不闻蜀民为之愁叹。至汉武帝时，屡诏腹地饥民转移就食于巴蜀，蜀地不患不给，则蜀地余粟之多可知矣。民食有余，以资工巧，工商业兴而民间益富，乃能‘以富相尚’而侈靡之风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