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好娱乐”，顾名思义，就是因“好娱乐”而成为一种民俗事项。它是唐代四川地区社会生活最为显著的特征，唐人诗文描述和唐以后历代典籍文献，尽管从写作态度上，对这一社会现象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在写作手法上却几乎“不约而同”地俱将其视作唐代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符号”予以处理，甚至一度达到了言及四川地区必书“俗好娱乐”的程度。这一社会现象以及时人与后人的审视态度自然就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时贤对其解读涵盖了历史成因、社会影响、民风民俗、生活诉求等多种视角，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统而观之，对这一社会现象还有诸多讨论的空间。例如，就其历史成因而言，学界尽管已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说^[1]、交通闭塞的地理因素说^[2]、民风民俗的长期积累说^[3]等业已成熟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既然农业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它是如何促使这一社会现象形成的呢？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很有必要对其发出学术追问。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考虑，本章在充分占有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通过全面梳理唐人诗文及唐以后历代文献典籍对唐代四川地区“俗好娱乐”这一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记载，在厘正著述者审视“俗好娱乐”的基础上，诠释其历史内涵，并试图由此讨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之形成的关系，最终借此观察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的内在必然联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