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求慎终追远，注重对“别籍异财”内涵和渊源流变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一社会现象存在与发展的真相所在。现存文献所载“别籍异财”与“别籍异居”是同一个意思，两种不同方式的表达。“别籍异财”，即指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这一主张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商鞅提出，《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2]；《汉书》卷48《贾谊传》载：“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3]

两条史料合观，可知“分”，指分家，即别籍；“异”，指异财，即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迫使已经有成年儿子的家庭，父母与儿子分居，以便让成年儿子尽快组建新的个体家庭，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但并非所有的农户都要“别籍异财”，只有具备几个条件方可：第一，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儿子，即父子兄弟同处一室；第二，家庭相对富裕；第三，成年儿子须身体强壮，能够独立承担一个家庭的运营。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必然条件，那“家富子壮”可能是秦政府出于“别籍异财”之后的“新户”能够独自具备生产能力和承担国家赋税任务的考虑。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父母在，若该家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成家之后就要脱离与父母或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大家庭，单独立籍成户。颁布这一法令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农业劳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其二，国家各种赋税的征收以户为基本单位，并参照人口数量、年龄以及劳动能力等具体状况予以执行。在生产条件短期内没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析户”就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至于“别籍”之后，如何均分财产，《史记》《汉书》虽无确切记载，但与之同时代的其他史籍可对其予以弥补。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慎子》卷1《威德》篇说：“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恶。”^[4]栾成显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里所言的“投钩”，即后世所指的“拈阄均分”之意，也就是说，通过抓阄的方式均分财产，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家庭纠纷。^[5]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6]卷22《国蓄》篇则记载了“分家”的指导原则：“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即分家也要考虑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7]自商鞅在秦国制定并推行这一政令之后，应该说，首先在关中地区得到较好的执行，上引《汉书》所载“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即是例证。

考古资料显示，四川地区亦存在“别籍”现象。1979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了一则秦武王二年（前309年）《为田律》（学界一般称为《青川秦木牍》，该律令规定每一顷田地上（实即每一户人家的田边）要筑“封”与“埒”，即户与户之间划分土地的界限标志。“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寽）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寽）埒。^[8]这种以法令的形式强调每家每户设立田地界限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要确保农户的土地私有权不受侵犯，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化。故而，该律令被学界认为是秦并巴蜀之后，秦政府为保护巴蜀地区的土地私有制而专门制定的一项法令。^[9](www.daowen.com)

另外两则材料反映了东汉“别籍异财”的实施状况。《后汉书》卷61《蔡邕传》载，东汉时，“（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10]；《抱朴子》卷15《审举》说，东汉时的察举制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11]两条材料合观，可推知，东汉时，“别籍异财”已经突破了秦时“家富子壮则出分”的限制，普通士人家庭也会选择“别籍异财”。否则，“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的蔡邕，就不会受到乡人的大加颂扬；同时，在察举制的选官体系下，父子别居的士人也就不可能被举荐为秀才。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别籍异财”已经从上中层士人家庭而下移至普通农户家庭，成为时人普遍认同和接纳的社会现象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别籍异财”在江南地区更为普遍。清人顾炎武《日知录》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该书卷13《分居》引南朝刘宋中人周殷启说，“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有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有五”，有的甚至“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父子兄弟，视同路人”。又引《魏书·裴植传》：“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瞻诸弟，而别居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竃。亦染江南之俗也。”^[12]可知，南北朝时，江南70%以上的士人和庶人家庭都存在“别籍异财”的现象，而从北齐魏收对北魏裴植家庭生活的记载来看，作为北方上层士族的裴家不仅存在“别居异财”，而且即便同居一室，也要另起炉灶，由此可推知这一时期“别籍异财”在全国范围内应当普遍存在。这种大规模的“别籍异财”现象在江南地区出现的原因，与当时经济重心南移不无关系，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当然是以农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达两百多年对峙局面，全国复归统一。唐代及唐之后的历代文献在采记这一社会现象时，除了四川地区，不见其他区域的记载。这说明了“别籍异财”自隋朝开始，已经从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转化成四川地区“独立拥有”，或者说是在四川地区演变得更为强烈和突出了。按前所论，这应当是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