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献和时人描述俱将扬州与成都并推为唐代中后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虽然二者都形成于我国传统小农经济背景下，但其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变迁轨迹却有着较大的差别。

首先，扬州的繁荣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将中原地区和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区域连接起来，而扬州恰好处于长江与运河的交界口，是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连接南北水路的交通枢纽。进入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南粮（主要指稻米）与淮盐北运都要经过扬州中转，这就使扬州成为全国粮、盐以及丝麻等物资交易的集散地。《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记载：“自扬、益、湖南至交、广、闽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13]按此记载，扬州将北到长安与洛阳、南到广州和交州、西起成都、东南至福建，几乎将当时大半个唐代所辖区域连接起来。所以，唐人权德舆在《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一文中，称扬州为“四会发达，此为咽颐”。^[14]因此，唐政府在此专设盐铁转运使予以行政管理。上引宋人《容斋随笔》卷9“唐扬州之盛”条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15]同时，扬州也是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外商云集。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六载（747年），扬州人口近50万人，但当时常驻扬州的外商，仅阿拉伯商人就达5千人之众^[16]，可见其海外贸易之盛。

相形之下，成都的繁荣却是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结果。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较之扬州，成都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几乎完全依靠自我发展与农业商品内部转化的经济体。“山岭千重拥蜀门”^[17]，高山环抱的四川地区，历来对外交通难度极大，“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8]，除去文学的夸张修饰成分，正是这种自然交通障碍的生动写照。偏隅一方的成都处于盆地的西部边缘，其西南横亘着人烟稀少的高山和高原，其他方位与全国经济繁荣区之间，又绵延着经济落后区、甚至是荒凉的山区。发轫于古蜀时期的海外贸易以及自李冰“穿二江于成都中”，打通四川盆地与长江、黄河两大区域的水陆交通，尽管在唐代还一直持续着（如杜甫笔下的“门泊东吴万里船”即是唐代四川盆地对外贸易的真实写照），但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农贸商品构成的单一性，四川地区的对外贸易仍然基本依靠国内贸易。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在唐代全盛的天宝年间，成都的人口虽然已经达到十六万户以上，但在其周围一千公里半径范围内，人口超过七万户的只有长安和洛阳，成都到距离它最近的大城市长安，路途所用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19]同时，在传统社会，远距离运输粮食是极其困难的。北宋沈括曾对依靠人力、畜力长途运输粮食的难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梦溪笔谈》卷十一《政事》记曰：“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一去可十八日……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20]显然，这就使得四川地区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商品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很难像城市相对集聚的关中农业区、江南农业区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城市之间开展商品交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成都的繁荣只能依靠农业财富的内部转化，即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上引《全唐文》卷744卢求《成都记序》说，卢求在比对扬州和成都繁荣时，将成都的繁荣更多地归结于“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即是这种农业财富实现区域内部商品转化的基本反映。所以，在卢求看来，“扬不足以侔其半”^[21]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从上述征引的诸多材料中可以看出，至唐末五代，无论扬州还是成都的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渐下降。究其原因，二者商品经济衰落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扬州的日益衰落应当是源于频繁的战争以及商品经济中心的转移。上引《资治通鉴》卷259“昭宗景福元年七月”条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秦、毕、孙、杨兵火”，胡三省注曰：“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也。”^[22]显然，在史家眼中，扬州的繁荣毁于唐末兵火涂炭。另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后，由于长江江流水势的变化，扬州距离长江岸口距离有所增加。处于伊娄河和仪征运河段之间的真州开始取代扬州而成为漕米和海盐运输的集散地。《宋大诏令集》卷184《令江南荆湖两浙造船团纲般起赴真、楚、泗转般仓，发运司不得拨纲往诸道诏》记载：“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六路所供之租，各输于真、楚，度支所用之数，集于京师。”^[23]而淮海一带的海盐也是“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24]于是，真州逐渐取代了扬州作为粮食和海盐交通枢纽的位置。(www.daowen.com)

偏隅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成都，则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域内农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自身商品性质的薄弱以及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等多种因素，宋代之后亦走向衰落。据嘉庆《扬州府志》卷63《艺文二》所录《扬州厅题壁名记》记载，北宋韩琦在谈及扬、益的繁荣时说：“故有唐藩镇之盛，惟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25]上引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亦言：“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26]“酸鼻”一词，形象地表明了宋人对往昔扬州与成都繁华的艳羡以及对这种繁荣不再的惋惜之意。可见，此时扬州和成都已经从繁荣走向了衰落。

综上，“扬一益二”是唐代中期以后，在农业经济背景下所形成的两大商业都会。尽管二者形成的内在机制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说，都是农业经济时代农业产品高度商品化的直接结果。唐末五代，长江江流水势的变化与战争的频发导致了扬州的衰落；而依靠高度集中的农业财富商品化所带来繁荣的成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受限于自然、交通、政治、地方政权割据势力以及当时小农经济占据主体的经济背景等多种因素，难以与城市相对集中的江南、关中地区展开长期而持久的竞争，在宋元之后也逐渐走向了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