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一益二”，本是流行于唐代中后期的一句俗语，是唐人对当时除了长安、洛阳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外，扬州与成都这两大商业都会的经济地位的评价。“扬”，是指位居长江下游江淮农业区的扬州；“益”，则是指处于长江上游四川农业区的成都。其后，无论是笔墨相对“严谨”的正史类、地理方志类文献，还是文意略显“活泼”的笔记类文献以及时人诗文，在追述或描述成都都市生活时，俱对其颇为“推崇”而专门予以载记，从中可见史学家、时人及后人对“扬一益二”的认可和接纳程度。

揆诸史乘，这一说法应当始自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并在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成为时人普遍认同的说法，但在唐末无论扬州还是益州，其商品经济地位日渐下降。之所以做出这种学术判断，主要有四条史料可参：其一，成书于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2《淮南道》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2]其二，《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记载，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为了解决唐政府面临财政匮乏的严重问题，“判度支赵赞上言，请为两都、江陵、成都、铩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斛斗匹段丝麻”。^[3]在赵赞的上疏中，将成都列为长安、洛阳两都与江陵之后，并且没有把扬州列入征收范围，说明当时扬州与成都的经济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据此推测，这时应该还没有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其三，唐人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诗序中说：“时号扬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4]考《新唐书》卷158《武元衡传》，武元衡卒于元和十年（815年）^[5]。可见，至迟在元和十年之前，扬州与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已经超越两都和江陵并上升至能够“左右皇都”的“重藩”地位，而且扬、益开始并称。其四，宣宗大中九年（855年），成都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记述了当时人们对扬州和成都的评价，“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说明“扬一益二”已经成为时人普遍认同的说法了。但卢求对“扬一益二”的位次并不认同，他认为“以扬为首，盖声势也”，若论风土人情与经济繁荣，“扬不足以侔其半”。^[6]卢求的说辞虽然难免带有蜀人自我夸耀的溢美之意，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成都的经济繁荣程度和风土人情的显著特色，的确要高于扬州的事实。可是，卢求的这一观点并没有改变时人对“扬一益二”已经形成的既定看法，直至唐末，时人仍然沿用这一惯称。其五，《资治通鉴》卷259《唐纪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七月”条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扬一益二”，胡三省注解曰：“言扬州居一，益州为次也。”^[7]从“先是”一词来看，唐人在景福元年再提及“扬一益二”，就似乎已经成为“陈年往事”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扬州与成都商品经济地位下降的史实。(www.daowen.com)

唐之后，“扬一益二”成为文献记载的通用言语。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9“唐扬州之盛”条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称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8]按照洪迈的说法，扬州和成都代表了唐代经济繁荣的最高发展水平，若将宋代与唐代的经济繁荣相比较，北宋建立直至南宋的170余年的时间内，其经济繁荣还达不到唐代的十分之一。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51《成都府路》载：“益州风俗，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肩于齐鲁……地险物侈，国富民殷，工商结驷。宝薮珍藏，乐国丰壤。万商之渊，夜市三鼓。遐头宴集，蚕市药市……地称天府，地大且要，扬一益二。”^[9]祝穆编著的另一本“考古订今”的《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9《居处部·扬州重建平山堂记》记载：“唐盛时，全蜀尚列其下，至有‘扬一益二’之语。”^[10]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37“景福元年秋七月”条：“（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11]宋人王椤《野客丛书》卷15“唐时扬州通州”条记载：“唐时扬州为盛，时有‘扬一益二’之语。”^[12]上引材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他们对唐代历史的追述，从史料的遴选和使用角度分析，应当带有较大的可信度，可作为信史。自此之后，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在追记唐代四川地区史实时，继续沿用这一说法。这也再次证明了成都在全国范围内曾经的经济地位和所起到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