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绵阳新皂乡东汉墓出土一长方形陶水田模型中的“薅秧击鼓”陶俑及1977年峨眉县双福公社东汉砖墓出土的浮雕水塘水田模型中的“薅秧击鼓”浮雕^[184]，均可证实早在汉代四川地区，这种在农忙时节通过集合分散实际劳动力共同协作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就已经存在了。晚唐眉州丹棱僧人可朋的《耘田鼓诗》云：“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185]证明唐代四川地区延续了这种特殊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显然，这种集合周边分散劳动力、以互助为原则的劳动组合，对于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劳动方式而言，在插秧和收获两个需要“抢时”的农忙时节，就显得更为重要。

那么，流行于唐代的这种独特的农业生产技术又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呢？唐人可朋并未给出详细的解释，但是苏东坡在描述自己家乡眉州的一项风俗时，对此作了细致的说明：

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186](www.daowen.com)

其后，元代元祯、明代徐光启在各自的农书中均将四川地区特有的这一生产技术记载入册。《农书》载有薅秧击鼓图，其云：“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召集其来，即则节其作，即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187]；《农政全书》卷7《农事·营治》篇在言及水稻栽培时说：“夫粮莠荑稗，杂其稼出；盖锄后，茎叶渐长，使可分别，非薅不可，鼓有薅鼓之说”^[188]；明代蜀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56引《邛州志》云：“州人插秧所击鼓曰长腰，以木为身首，尾蒙皮，泥涂其面，系以长缠，击以大槌，和以俚歌，所以侑勤。”^[189]可见，这项生产技术在元明时期四川地区依然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