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分析，唐代四川地区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和以小麦、粟、玉米为主的旱地作物。这两类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有所不同，故本小节以平原水田稻作和丘陵山地的旱作技术予以简单说明。

（一）水田稻作生产技术

水稻先进栽培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唐代水稻栽培技术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包括选种、育秧、移栽、插秧、田间管理及收割等诸环节。现存文献最早明确记载稻秧移栽的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三月》：“可种秔稻及植禾”；同书《五月》又言：“是月也，可别稻。”对“别稻”一词，石声汉注解曰：“五月拔载之。”^[152]《齐民要术》卷2《水稻》亦援引崔寔所载。由此可见，两书所载“别稻”即指水稻的育秧移栽。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这一技术及《齐民要术》所载俱是水稻连作下的移植法，其生产力比南方一年休闲的直播法还低。^[153]随着水稻种植区域的不断扩展，育秧移栽技术在逐渐成熟的同时，也得以推广与普及。大历初年，杜甫旅居夔州，看到农民已普遍使用插秧技术，“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154]以及岑参“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155]等诗句可资为证。李敬洵先生指出，唐代四川“水稻的育秧移栽，不仅可以节约用水量，有利于灌溉条件较差的地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同时也能解决水稻播种期与大、小麦收获期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水旱轮作的两熟制创造了条件”。^[156]李伯重先生亦同样的观点：“这种插秧法较之直播法，不仅能够便于除草、施肥等田间精耕管理，而且还能够防止倒伏、促进分蘖、增加单产，最终通过作物复种取得双季收成。”^[157]

轮作和复种是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途径，唐代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农政全书》卷6《农事·营治》篇说：“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注解曰：‘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煐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墢为疄，两疄为之间，自成一甽。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洩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甽，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158]唐代四川地区已形成了水稻—小麦、水稻—油菜、水稻—大蒜、水稻—圆根萝卜等水旱农作物轮作与同一块田地增种、套种、间种不同农作物的复种制度，唐代诗人韦庄专作诗予以赞美：“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稏肥。更被鹭鹚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159]应是稻麦轮作和复种的真实写照。从现代科学的认知角度分析，稻麦复种制是一种集约程度较高的种植制度，在传统社会既定的农业生产环境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实行。李伯重先生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实行稻麦复种制，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比实行一作制更多的人力与资本。^[160]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农学和农艺学的角度分析，实行稻麦复种制的条件更为具体和细致：（1）农田水利建设达到相当水平，土壤肥沃，土质良好，能灌能排，可水可旱，才能适应稻麦两种作物的生长；（2）生产工具效能良好，能够迅速地收割与耕作，并能在不同的时候，根据作物生长的需要，车出或车入田水；（3）有较好的肥料供应；（4）有较高的栽培技术，例如要培育出适于稻麦两作的中晚稻品种，掌握水稻移植技术，这样才能克服稻麦两种作物大田生长期交错的矛盾等。^[161]

两相对照，结合前已所论，唐代四川地区应该基本具备上述稻麦复种制的基本条件。首先，劳动力资源充足，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完备并且已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利铁打制的生产工具（前文已作详细的论证）；其次，从肥料和水稻栽培技术层面分析，在我国传统农业耕作体系中，施肥一直被认为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之一，即将耕种和养地相结合，最大可能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在汉代已经出现了使用种肥、基肥和追肥的先进施肥技术，唐代一般采取绿肥种植、秸秆还田以及追施农家肥等多种绿色环保的措施保持或提高土壤肥力。绿肥种植是指在每年9～10月种植抱足芍，或利用红花草、豆科植物沤烂^[162]用作底肥，起到改良土壤、保持或增加地力的作用。秸秆还田是指将秸秆或蔬菜叶茎直接覆盖于农田上，通过自然腐烂或深耕翻入土壤内加速腐烂，达到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追施农家肥使用的主要肥料还是人畜粪便，具体做法是将猪圈和厕所建在一起，使圈中的猪粪尿、人粪尿、饲料残屑和垫圈物充分混合，沤成腐熟的肥料^[163]。新津汉墓出土的带有猪圈的陶房^[164]以及峨眉东汉墓出土的石刻水田模型中待施的堆肥^[165]，可证当时四川地区已经掌握利用人畜肥增加水田肥力的先进施肥技术。这些措施，不仅保持了土壤肥力，满足了农作物生长的需求，而且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前提下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再看水稻栽培技术，上引峨眉东汉墓出土的石刻水田模型以及眉山和乐山出土的水田模型、西昌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宜宾出土的陶水田及鱼塘模型、合江出土的陶水田及池塘模型、彭山出土的陶水田及陂池与旱地模型、都江堰出土的石陂池及稻田模型均有正在俯身薅秧的农夫、游动的鲫鱼鲢鱼图像^[166]。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稻田除草、放水、晒田等农业生产技术作了全面的科学的总结，他说：“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167]可见，双手薅草以及利用稻田养鱼清除水田杂草的技术应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稻作生产技术。至此，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表明东汉时成都平原已经熟练掌握上述稻田施肥和除草的稻作生产技术。衍至唐代，尽管目前未能发现文献的确切记载，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成都平原继续推行上述已经发展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的事实。一项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普通的农民那里，与其说是生产技术，毋宁说是由父辈传承下来的劳动实践经验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一种“理所当然”的劳动惯势更为妥当。在汉代与宋代存在的生产现象，唐代没有理由不存在。更何况，这套长年积累的施肥和除草种植经验，经过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认知。而且，双手薅秧以及在田中堆肥待施的劳动场景至今在四川备耕的农田中依然是常见的，笔者也曾在四川郫县农田中看到稻田养鱼的景象。由此可以断定，唐代四川地区稻作农产区已经普遍采取了水田除草和施肥的先进生产技术。

既然从现代科学认知角度断定唐代四川地区已经具备实施稻麦轮作复种制的基本条件，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唐代四川地区已经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呢？要证明这一问题，必须从唐人的记述中去寻找证据。现存传世文献对唐代实行稻麦复种制唯一明确记载的是唐懿宗咸通年间（860年—874年）曾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都督府长史樊绰所著的《蛮书》，该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

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168]

由于当时南诏农业生产与社会发展均受内地影响较大，尤其是与四川地区接触频繁，故而有学者据此推断，认为南诏“稻麦复种技术很可能是从唐统治下的剑南或其他地方传入的”^[169]。此说如若成立，则可证明唐代四川地区已实行稻麦复种制。但仅以南诏的情况来推证，似嫌不足。《新唐书》卷222《南蛮》载黔中道牂州：“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170]；又《全唐文》卷360杜甫《说旱》云：“今蜀自十月不雨……况冬麦黄枯，春种不入。”^[171]这两例史料和时人记载应是唐代四川地区实施稻麦复种制的有力证据。

（二）丘陵山地旱作生产技术(www.daowen.com)

唐代四川地区的旱作农作物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周边、盆地中部的丘陵山区和盆地东部、盆地周缘山区。前已论及，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农产区向成都平原北部及涪江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南部及岷江冲积平原、盆地中部丘陵山区、盆地东部及盆地周缘山区渐次展开的发展趋势。区域内各地之间的旱作生产技术亦存在较大差别。成都平原周边及盆地中部的丘陵山区，生产技术相对成熟，普遍采用深耕法、垄作法与轮作复种法。

旱地农作物种植的“深耕法”，最早发轫于尧舜之世，而后时贤以此为基点，推拓以言王道教化，并逐渐成为历代王朝践行唐虞之道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尚书讲义》卷3言：“皋陶重德，如农者之深耕，易耨固其根本，所以能获。”^[172]《舆地纪胜》卷153《潼川府路》引李商隐《请留泸州刺史状》载，泸州刺史洗宗礼任职期间，注重种麦技术的推广，要求“给嘉种，喻以深耕”^[173]，指导农民采用深耕技术，并重视良种的精选与培育。揆诸史乘，虽仅见此一例，但从中看来，地方官员向当地农民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似乎已成为当时官员工作之常态，

垄作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而通行于战国时期，是与平作并列的两大农业耕作体系之一。具体方法是，在深耕、整平土地之后，将土地开成一尺多宽的垄和沟，垄上种植耐旱的粟、麦、芋等粮食作物，沟中则种植喜水的蔬菜。这种耕作方法能够有效地达到“旱时保墒、涝时排水”的效果。至唐代，垄作法逐渐发展成熟，而且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齐民要术》中频繁出现的“耕地作垄”“耧耩作垄”“犁埒作垄”说明垄作的方式和方法有了丰富和发展。四川盆地夏季多雨，上述丘陵山地的旱地农作物更需要排水，因而普遍采用垄作法，羊士鄂《野望二首》所言“萋萋麦陇杏花风”^[174]，即指唐代梓州一带采用垄作法种植小麦。

轮作复种是我国传统社会在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重要途径。唐代四川地区轮作复种除了上文提及的稻、麦外，就旱地种植而言，一般是粮食作物之间、粮食作物与蔬菜之间、桑树与蔬菜之间以及桑树与粮食作物之间的轮作等。

先看粮食作物之间的轮作。第一，麦、芋轮作。前引眉州“春风麦陇连蛮芋”，李敬洵先生认为即指小麦和蜀芋的间作^[175]。郭声波先生进一步认为这是指把芋种在麦垄沟中，收获小麦和芋之后，再种黍粟。这样，一年就能达到三熟。^[176]这两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从麦和芋的生长习性及对土壤、水分和时令节气的要求来看，更有可能是指麦、芋轮作，即将土壤性能相同的同一块耕地按不同比例（如2∶1、3∶1或4∶1，这取决于耕地占有者对小麦和芋产量的需求以及所承担的赋税状况而定）分成两块，一块种麦，另一块种芋，来年再交替种植。《齐民要术》卷2《种麦》篇载，种植小麦，“皆须五、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种者，其收倍薄。”“暵地”，缪启愉注解为“夏耕晒垈，晒后再耕耙收墒，入秋下种”。崔寔言“五月、六月菑麦田也”，即指此意。种大、小麦须堆土作垄保墒耐旱，“先，逐犁种者佳”。小麦对土地的要求则是“非良地则不须种”“宜下田”；对节令的要求则是“八月中戊社前种者为上时，下戊前为中时，八月末九月初为下时”，初夏收获（冬小麦）。再看种芋法，《齐民要术》卷2《种芋》篇载：“宜择肥缓土近水处，和柔，粪之。二月注雨，可种芋。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斸其旁以缓其土。旱则浇之，有草锄之，不厌数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177]

由此，我们认为麦和芋的生长习性和种植时间完全不同，种芋要求节令是二月，且需要挖掘二尺深许的土沟，而此时去年八月种植的小麦则需要“劳而锄之”，况且麦耐旱、芋喜水，两种耕作方法相互抵牾；既然蜀民“以芋为资”，那么，眉州“春风麦陇连蛮芋”合理的解释就应是麦、芋的轮作，宋白所看到的应当是三、四月冬小麦未收割之前麦田和芋田相连的情景。

第二，麦、粟轮作。《太平寰宇记》卷180《车师国·土俗物产》说车师国“与益州相似，谷麦再熟”^[178]可为旁证。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漳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描述途中“川中有鸟群飞，二月从北向南，半月从南还北，音如萧管，俗云伎儿鸟。春来则种禾，秋去则种麦，人常以为农候”。^[179]可知“四川盆地西部及其邻近地区，以粟、麦为主的轮作复种，已成为普遍采用的农作制度”。^[180]

再看粮食作物与蔬菜之间、桑树与蔬菜之间以及桑树与粮食作物之间的轮作。高适《同群公题张处士菜园》“耕地桑柘间，地肥菜常熟”^[181]即指桑树与蔬菜的间作。薛逢《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宁拜裴侍郎》“桑柘林枯乔麦干，欲分离袂百忧攒”^[182]，即言桑树与荞麦的间作。另外，唐人范摅所撰《云溪友议》卷下《蜀僧喻》录唐人王梵志诗“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183]，也是桑树与粟麦间作的生动写照。唐代四川地区正是通过这种粮食作物和蔬菜以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间作，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了农业生产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