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它“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37]“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农业生产工具历来都是衡量区域农业发展技术层面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前已论及，唐代是我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工具基本定型的时期。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一阶段，随着炒炼熟铁技术、灌钢技术以及锻炼技术的逐渐成熟，性能优良、器具形状大的钢刃铁制农具在农民个体家庭具体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得以广泛应用，这是我国铁制农具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138]显然，这一重大进步对四川地区农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唐代四川地区最普遍使用的农具有哪些？汉末刘熙《释名·释用器》篇列举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有斧、镰、椎、凿、耒、犁、锄、锸、杷、耨、钩、钹、锯等^[139]，孙吴时吴郡人韦昭见此书而作《辨释名》，韩国磐先生据此推想，当时江南地区或许已经使用这些生产工具了。^[140]以水稻耕作为例，水稻插秧之前必须使用农具进行破土、碎垡、平整和作垄，为秧苗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李伯重先生考证认为，唐代江南地区已普遍使用犁、碎土块和去杂草的爬（耙）、平田面的砺礋或磟碡以及将碎土弄得更细的耖等先进农具，形成了耕—耙—耖一整套专门适用于水田作业的技术措施。^[141]李氏尽管未言四川地区已经使用这些农具，但作为唐代最为倚重的粮食生产区而言，没有理由不会使用这些当时开展稻作农业生产已经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事实上，唐代四川地区是全国钢铁和利铁的主要供应区之一，《新唐书》卷42《地理志》载：忠、涪两州贡文刀；利州贡钢铁；荣、泸两州贡利铁。^[142]考古资料亦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如1977年河北易县出土的唐代铁农具中就有忠州的文铁刀、利州的钢铁等^[143]；近年来考古专家在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集镇遗址中发掘出保存完好的唐前期锻铁窑炉以及铁渣^[144]，说明了唐代该地的冶铁业发达的事实。同时，我们知道，在以农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个体家庭进行农业生产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铁制农具供应的程度和广度。由此看来，上述先进的铁农具在四川地区普遍使用当无异议。(www.daowen.com)

另一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唐代四川地区水稻种植是否已经广泛使用牛耕。目前尚无发现文献关于唐代四川地区使用牛耕的确切记载。唐人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南诏：“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145]该条记载多被学界认为是唐代四川地区使用牛耕的旁证。如郭声波先生认为四川地区养牛的历史尽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33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但养水牛主要是为了食肉与祭祀，养黄牛是为了拉货。到了唐代，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仅役使黄牛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水牛便派上用场。并且这种利用水牛的耕作技术是随着南诏的三次移民传入四川地区的。^[146]这一观点应当是成立的，南诏首次进入四川地区是在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与吐蕃联兵攻占越嶲郡和会同军。在此之前，农耕可能基本使用马耕。《盐铁论》卷9《散不足》所载东汉桓宽的观点：“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147]，应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王褒《僮约》提及蜀地有养马的习惯^[148]，乐山发现汉代牧马图石刻^[149]以及成都、郫县、重庆、涪陵等地发现的汉代木马、陶马或铜马模型^[150]可证当时四川养马的普遍性。据《新唐书》卷42《地理志》记载，汉州、嶲州在唐代上贡蜀马，可见此两州不仅普遍养马，而且品质优良。重庆大足大佛湾数组南宋摩岩牧牛图中刻有鼻穿缰绳的水牛^[151]，可证至迟在南宋四川地区已普遍使用牛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