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为了开发四川盆地的水资源，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盆地内通过新建、扩建与维修等多种方式修建了多达42项用以灌溉农田、漕运、防洪以及改善城市用水条件等多种用途的水利工程。

（一）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

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扩建都江堰灌区，增加益州和彭州两个主要灌溉区域的溉田面积；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沱江冲积平原上兴建水渠，用以灌溉绵州和汉州境内的农田；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堤堰，用以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15]如《新唐书》卷42《地理志》记载，开元年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主持开凿修建的通济水利工程有“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邛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16]唐朝末年，眉州刺史张琳再次修建通济堰，灌溉田地一千五百余顷。^[17]时人为了感谢章仇兼琼与张琳造福于一方百姓，传唱歌谣进行颂扬：“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南阳杜诗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18]

对于唐代四川地区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具体数量，学界统计颇有异议：潘孝伟认为，若与全国十道相比，剑南道新建水利工程的总数不下30处，名列第四位，仅次于江南、河北与河南三道。而这些水利工程又主要集中在成都、广汉与犍为三蜀地区。^[19]郭声波先生考证为23项^[20]，冀朝鼎先生认为是15项^[21]，李剑农先生统计为16项^[22]，阎守诚、宁可、卢华语等学者统计为34项^[23]，武汉水利地理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则统计为19项^[24]等。在充分占有时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全唐诗》《全唐文》《成都文类》《东斋记事》《四川通志》《十国春秋》《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记载，本书辑出唐代四川地区扩建和新建的水利工程共计42项，为了详细说明这一问题，兹按其所在府州胪列如下：

剑南西川是唐代修建水利工程最为集中的区域，多达28项，占整个四川地区的67%，其中益州10项、彭州4项、蜀州2项、汉州5项、眉州6项、资州1项，表明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已经从成都平原延伸至平原南部的岷江冲积平原。

成都府10项：首先扩建原有的故渠，如扩建秦朝所开温江故渠，《新唐书》卷95《高俭传》载：

秦时李冰导温江水灌田，濒水者顷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25]

考《旧唐书》卷65《高俭传》，高俭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是在贞观元年（627年），离开四川，“入为吏部尚书”是在贞观五年（631年）。据此，高俭扩建温江故渠当在627—631年之间。

唐玄完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章仇兼琼扩建隋蜀王秀故渠，《新唐书》卷42《地理六》载：

（成都府）温江，有新源水，开元二十三年，长史章仇兼琼因蜀王秀故渠开，通漕西山竹木。^[26]

《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成都府》载：

汶江，一名流江，经县（成都）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万顷。^[27]

尽管该条史料明确记载该项水利工程为秦代李冰所建，但据一般常识，如果一项水利工程得不到定期的修缮，很难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发挥实际效用。李冰治蜀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秦昭王三十年至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77至公元前238年之间。^[28]《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从李冰治蜀的下限算起，历经一千余年。这一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至少在元和八年（813年）之前，唐政府就已经对汶江进行了维修或扩建工程，否则唐人李吉甫很难记载“穿成都城中”的汶江“皆可行舟，溉田万顷”景象。因此，将此项水利工程视作唐代修建应无异议。

其次，出于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提高城市防洪能力、优化漕运运输能力以及改善城市用水等多种需要的考虑，新建水利工程，上引《新唐书》卷42《地理六》：

成都县北十八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兼琼筑堤，积水溉田。南百步有官源渠，堤百余里，天宝二载，令独孤戒盈筑。^[29]

《大明统一志》卷9《成都府·山川》：

解玉溪，在大慈寺南，源与锦江同，唐韦皋所开。^[30]

《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成都府”条目：

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31]

《读史方舆纪要》卷67《成都府》：

金水河，在府城（成都）内，《志》云唐白敏中所开。环络街市，谓之禁河，其后相继开濬。^[32]

《成都文类》卷25席益《淘渠记》：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余小渠，本起无所考，各随径术，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33]

考《旧唐书》《新唐书》所录《白敏中传》，白敏中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在宣宗大中七年至大中十一年（853年—857年），《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金水河”当为《成都文类》所载成都环街大、小渠的具象表达。由此判断，该项水利工程的兴建当在此期间。又：上引《成都文类》卷25吴师孟《导水记》：

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自高燕公骈乾符中筑罗城，堰糜枣，分江水为二道，环城而东。^[34]

《读史方舆纪要》卷67《成都府》：

（成都府）又有长堤，唐高骈筑罗城，绕以长堤二十六里。或因江为堑，或凿池成濠，后废。^[35]

彭州4项：《新唐书》卷42《地理六》：

导江县，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又有小堰，长安初筑。九陇县，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沲江，凿川派流，合堋口埌岐水，溉九陇、唐昌田。^[36]

蜀州2项：上引同书同卷：

新津县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州通义、彭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37]

范缜《东斋记事》卷4：

蜀州江（岷江）有硬堰，汉州江（沱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盖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声湍悍，猛暴难制，故为软堰。软堰者，以粗茭细石，各有所宜也。^[38]

章仇兼琼在蜀州岷江、汉州沱江流域，根据两江水势因地制宜地修建了“硬堰”和“软堰”。尽管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具体地点，但它们分别在蜀州、汉州辖区内的岷江、沱江段当属无疑，故本书将章仇兼所修的“硬堰”和“软堰”列为两项水利工程予以考察。

汉州5项：《全唐文》卷215陈子昂《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

雒县有金雁、白鱼二水，是其朝云，泽麓无虞，沟畛填塞。公浚其涂洫，川浍始通，人得就耕。^[39]

《读史方舆纪要》卷67《四川二》载：

房公湖在州（汉州）治南。唐房琯所凿，亦谓之西湖，凡数百亩，称为隹胜。宋熙宁间奏垦为田。^[40]

考《旧唐书》《新唐书》所录《房琯传》，房琯担任汉州刺史时间为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房公湖的开凿当在此期间，但“开凿房公湖”一事，两书均不见载；从“称为隹胜”条目看，房公湖的初建目的似乎出于游娱目的，北宋初“奏垦为田”，说明此项水利工程亦有蓄水溉田的功能。因此可以综合认定，房公湖具有游娱和蓄水溉田的功能。

《新唐书》卷42《地理六》：

贞元末，雒县刺史卢士珵立堤堰，溉田四百余顷。^[41]

眉州6项：《读史方舆纪要》卷71《眉州》：

眉州东七里，有蟆颐堰，唐开元中，益州刺史章仇兼琼开。障蜀江水，溉眉山、青神田亩七万二千有奇。馨堰，彭山县西南二十里，拥江水为六堰门、六水门，灌郡下田。相传李冰故址也。西北四十里，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邛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42]

《新唐书》卷42《地理六》：

青神县，太和中，荣夷人张武等百余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43]

嘉庆版《四川通志》卷23《舆地·堤堰》：

鸿化堰在县（青神县）北十五里，唐张武等所开。（自注曰：白天时之不能皆雨泽而无旱也，而农田之堰务以兴；自农田之不能尽低洼而无高阜也，而水利之裨益乃大。青邑介于嘉眉，地力瘠薄，田之望水，犹农之望岁焉。初，唐张武始于邑北兴修鸿化堰，沿江开沟，引河水灌溉，直长四十里。）^[44](www.daowen.com)

张武，考《旧唐书》《新唐书》，均不见其传，其他文献亦不载，与上条史料合观，此张武应与太和中“凿山酾渠”的荣夷人张武同为一人。由此可以认定，青神鸿化堰当在唐代文宗太和年间（827年—835年）建成应无异议。

《十国春秋》卷40《张琳传》：

张琳……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济堰，溉田一万五千顷，民被其惠。^[45]

资州1项：《新唐书》卷42《地理六》：

资州磐石县，北七十里有百枝池，周六十里。贞观六年，将军薛万彻决东使流。^[46]

剑南东川共修建水利工程11项，占总数的26%，其中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6项、陵州（今四川省仁寿县）1项、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1项、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2项、龙州（今四川平武）1项。位于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是唐政府在此区域建设水利工程的重点，有6项。上引同书同卷：

龙安县东南二十三里有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贞观元年筑。神泉县北二十里，有折脚堰，引水溉田，贞观元年开。魏城县北五里有洛水堰，贞观六年引安西水入县，民甚利之。罗江县北五里有茫江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北十四里有杨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贞元二十一年，令韦德筑。巴西县南六里有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垂拱四年，长史樊思孝、令夏侯奭因故渠开。^[47]

陵州1项：上引同书同卷：

籍县东五里有汉阳堰，武德初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后废。文明元年，令陈充复置，后又废。^[48]

剑州1项：上引同书同卷：

阴平县西北二里有利人渠，引马阁水入县溉田，龙朔三年，令刘凤仪开。宝应中废，后复开，景福二年又废。^[49]

梓州2项：《全唐文》卷794引唐末孙樵《梓潼移江记》：

涪缭于郪，迫城如蟠，淫涨于秋，狂澜陆高，突堤啮涯，包城荡虚，岁杀州民，以为官忧。荥阳公（郑复）凿江东壖地，别为新江，使东北注流五里，复汇而东，即堤墟旧江，使水道与城相远……新江长步一千五百步，阔十分其长之二，深十分其阔之一。盘堤既隆，旧江遂墟，凡得田五百亩。^[50]

《新唐书》卷177《冯宿传》：

东川节度使冯宿，因涪江水数坏民庐舍，遂修利防墉。^[51]

冯宿新建涪江防洪堤的地点虽史载不详，但至少有两条信息可供参考：其一，剑南东川始设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治所即设在梓州；其二，从梓州所处的地理环境看，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梓州”条目称梓州“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冲要”。^[52]又据上引孙樵《梓潼移江记》，冯宿新建涪江防洪堤的具体地点当在梓州。

龙州1项：《新唐书》卷42《地理六》：

江油县，有涪水关。^[53]

山南西道在阆州（今四川阆中）修建水利工程1项，约占唐代四川水利工程总数的2.3%，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杜甫游历阆中，留有《南池》诗：

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呀然阆城南，枕带巴江腹。芰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皇天不无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颇丰熟。清源多众鱼，远岸富乔木。^[54]

作为一项自汉代以来的农田水利设施，“南池”在唐代是否依然发挥着应有的效用？学界一般根据杜甫“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芰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等诗句，认为唐朝建立之后即对该项水利工程进行了维护，至少在唐前期仍在发挥效用，故可视作唐前期的水利工程。^[55]然据清人仇兆鳌对“南池”的考辨来看，“南池”在唐代已废，从水田变成陆田。仇氏引《汉书·地理志》“阆中有彭道将池，东西二里，南北约五里，即南池也，在城南十里”；引《后汉书·郡国志》“巴郡阆中县南有彭池”；引南梁蜀人李膺《益州记》“南池在阆中县东南八里”；引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南池在高祖庙旁，东西四里，南北八里”；又引《清一统志》“南池自汉以来，堰大斗之水灌田，里人赖之。唐时堰坏，遂成陆田”等史料^[56]，说明“南池”作为一项水利工程，修建于汉代，至唐代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灌溉作用。

由此，杜诗中“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芰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57]引发的关于南池水利工程的讨论又做何解释？这还要联系阆州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予以考察。阆州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丘陵山区，嘉庆版《四川通志》卷62《食货一》云：“古所称蜀地肥饶及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之说，大抵指成都近地言之，而巴、阆、邛、僰间，穹谷嵁岩，去水泽绝远，类多硗瘠之区，自不能如浙西之湖田、圩田，衍至数倍也。”^[58]显然，“去水泽绝远，类多硗瘠”的阆州种植水稻只能依靠潴水和陂塘灌溉。这类水利设施除了自然蓄积雨水形成的之外，大多是人工开凿的蓄水池。南宋陈旉《农书》上卷《地势之宜篇》详细记录了这种人工蓄水池的开凿及其功用：“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旱则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至于弥漫而害庄稼。高田旱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五六次，此可力致常稔也。”^[59]上引《新唐书》卷42《地理六》载，与阆州自然地理环境极为相似的资州域内周长六十里的百枝池，即是贞观六年（632年）“将军薛万彻决东使流”^[60]修建的人工蓄水池。

综合分析，给阆州带来“万顷浸坤轴”“粳稻共比屋”的南池当和资州百枝池一样属于丘陵山区充分利用地势、人工开凿的陂塘灌溉水利工程。所种水稻也应是属于较为耐旱的陆稻，故清人仇兆鳌称南池在唐代“从水田变成陆田”。因此，可以认为唐代阆州的水工程是以重修南池为核心的潴水和陂塘系列设施。

山南东道在夔州、涪州建有水利工程2项，约占唐代四川水利工程总数的4.7%。

夔州1项：嘉庆版《四川通志》卷23《舆地·堤堰》：

青苗陂在县（奉节）东白帝城东北五里。注曰：《方舆胜览》东屯有青苗陂；杜甫诗“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明一统志》在瞿唐东蓄水溉田，民得其利焉。^[61]

涪州1项：上引嘉庆版《四川通志》卷112《舆地·政绩》：

涪州刺史张浚，寻山谷之源，以竹导其源，民赖其利。^[62]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唐代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情况，现列“唐代四川地区主要水利工程一览表”如下：

表4—1　唐代四川地区主要水利工程一览表

续表

①注：此堰修建具体时间文献不载，但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0《眉州》所记：“馨堰，彭山县，西南二十里，拥江水为六堰门、六水门，灌郡下田。相传李冰故址也。”（【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71《眉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48页）说明该水利设施至迟在唐前期仍在发挥作用。一项水利设施如果不定期进行维修，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效用，故有学者以此推断为唐前期。（参见何汝泉：《唐代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的水利开发》，载卢华语等主编：《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
②注：有资料显示，山酾渠为鸿化堰前身（参见《四川省水利志》编写组：《四川省水利志》卷6《副册》，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出版，1989年，第219页），但未见其他文献确切记载，学界亦没有明确考证，《新唐书》、嘉庆版《四川通志》记为两项，本书姑从史载，认为是两项水利工程。

续表

①注：涪水关是新建还是重修，史载不详。本书依据《新唐书》卷42《地理六》所载：“江油，贞观八年省平武县入焉，有涪水关”（【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2《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2页），推断涪水关当在贞观八年之前新建。

续表

①注：杜甫在夔州生活年代大约为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春至大历三年（768年）9月，故可以此推断，以青苗陂为代表的利用潴水和陂塘水灌溉水利工程至迟在大历三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二）唐代四川水利工程的特点

表4—1显示，唐代在四川地区修建的42项水利工程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规模大，形成了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大规模发展水利事业的高峰。秦汉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造成的社会动荡，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基本上以维持使用为主。检诸文献，蜀汉期间，仅有成都九里堤^[63]、金堤堰^[64]、新都卫湖^[65]、武阳六水门^[66]、夔州义泉^[67]5项（处）水利工程；两晋时期有南安、武阳陂池、浦江六门堰^[68]、夔州函道^[69]4项（处）；南北朝则有维修江原文井江“常氏堤”^[70]、成都昌堰、峨眉龙池^[71]3项（处）；隋朝仅有成都摩诃池1项^[72]（处）。如果从蜀汉控蜀（221年）算起，直至隋朝灭亡（618年），四川地区历经蜀汉、西晋、成汉、东晋、刘宋、南齐、南梁、西魏、北周、杨隋共10个政权、397年的时间内，重修或新建水利工程13项。而目前史料可辑，有唐一代在其存在的289年时间里，四川地区所修建的水利工程多达42项，是上述时间跨度内的3倍之多；同时，在所辑出的42项水利工程中，扩建或重修10项，占24%；新建32项，占76%，可见规模之大。

第二，分布区域广，构造方式多样化，形成了以岷江、沱江、涪江三大冲积河谷地带为核心逐渐向盆地中部、东部丘陵山区扩展的发展趋势。表4—1显示，有唐一代，唐政府在四川地区建设水利工程的总体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成都平原西部，维修或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在维持原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水田面积；在地势平缓的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冲积平原地带，新建能够开渠引水的灌渠，依靠引流自灌的农田用水方式扩大水田面积；在地势相对平缓、略有低矮丘陵的成都平原南部和岷江冲积平原地带，新建能够分水、截水的堤堰，依靠分流灌溉的农田用水方式将可耕土地变为水田，扩展水田面积；在四川盆地中部、东部地势相对较低的丘陵山区，采用人工开凿蓄水池，依靠潴水和陂塘引水灌溉的方式；而在地势较高的山区，则采用机械提水灌溉的方式。上引《水经注》卷33《江水》载：“晋安帝义熙年间（405年—419年），益州刺史鲍陋镇守（奉节），为谯道福所围。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工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73]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提水的最早记录。^[74]至唐代，我国山区丘陵地带已经普遍采用机械提灌的方法来解决农田用水问题。检诸文献，唐代四川地区采用水车提水的记载仅见两例：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6《乐》载：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蜀将军皇甫直“好弹琵琶……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75]前蜀花蕊夫人《宫词》亦有“水车踏水上宫城”^[76]的诗句。此两例虽不是依靠车水灌溉农田的直接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水车在四川地区已有所使用当无异议。李敬洵先生引南宋居涧《北磵集》卷6《水利》篇，认为唐代四川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普遍使用水车。^[77]结合当时四川基本农业区基本采用开渠引水、堤堰引水与陂塘引水来看，水车在四川农村中不多见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第三，持续时间长，形成了从唐前期（618年—755年）到唐后期（756年—907年）水利工程建设连续性的发展态势。这与唐代的历史发展特点相吻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将唐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78]学界一般以“安史之乱”作为划分唐前后期的基本依据。按此划分方法，在所辑出的42项水利工程中，修建于唐前期的有26项，约占工程总数的62%；修建于唐后期的有16项，约占工程总数的38%。这与唐代社会发展现实，即唐前期相对稳定、唐后期较为混乱的突出特征相吻合。

第四，建设实际用途呈现多样化。一般而言，我国传统社会区域水利工程的建设基本围绕防洪、农田灌溉与航运而展开。但细细斟酌，不难发现，表4—1所列唐代四川水利工程的实际用途远不止这些。在所辑出的42项中，文献明确记载，用于农田灌溉的有成都府温江故渠、彭州侍郎堰、蜀州远济堰、汉州堤堰、眉州通济堰、剑州利人渠、绵州云门堰、陵州汉阳堰、资州百枝池、阆州南池、夔州青苗陂等26项，约占工程总数的63%；出于防洪的有成都府解玉溪、蜀州硬堰、汉州软堰、梓州涪江防洪堤、龙州江油涪水关等10项，约占工程总数的24%；兼具灌溉和防洪的有梓州新江1项；出于漕运目的的是扩建温江蜀王秀故渠1项；兼具灌溉和漕运的是成都府重修汶江1项；出于改善城市居住条件为目的的涪陵引泉水入城1项；兼具灌溉和改善城市用水条件的有成都的縻枣堰与罗城堰、绵州茫江堰与广济陂3项，约占工程总数的9%；以满足游娱目的的汉州房公湖1项。显然，农田灌溉、防洪与通过航运打通四川地区与全国的水陆交通依然是唐代修建水利工程的重心，这也与四川地区特殊自然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治蜀先治水”的统治理念相吻合。

第五，注重因势（地势和水势）利导、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李冰“以水为师”、道法自然的结果，这一理念也被其后的蜀地官员继承和运用。前引范缜《东斋记事》卷4载，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益州刺史仇兼琼根据岷江和沱江水流的不同态势采取不同构造堤堰的修建理念。岷江经过长途奔袭、流经蜀州域内，落差变小，河道开阔，水流平缓，故而采用材料粗大的巨木大石构筑耐久性较好的“硬堰”抵挡洪水。相形之下，沱江在汉州境内，由于河道狭窄，汛期内水流湍急，极易造成溃堤现象的发生。在此情况下，巨木大石构筑的“硬堰”很难发挥抵御洪水的效用，而采用“粗茭细石”即竹笼卵石构筑的“软堰”则顺应水势，起到了更好的防洪泄水的作用。正所谓“各有所宜也”。宋人范缜《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东斋记事》记载，北宋鲜于惟几本是蜀州人，在担任汉州军事判官期间，将蜀州修建硬堰的工程结构搬用到汉州，结果“一夕，水暴至，荡然无孑遗”。^[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