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一直是个永恒的主题，它与农业发展相生相伴、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故而，讨论农业发展问题自然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谈及水利设施对于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管子·治国》说：“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2]；《荀子·王制》也说：“修堤堰，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3]可见，在二人的国家治理理念构建体系中，都明确地将兴修水利视作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一要务。嘉庆版《四川通志》卷23《舆地·堤堰》亦称：“白天时之不能皆雨泽而无旱也，而农田之堰务以兴，自农田之不能尽低洼而无高阜也，而水利之裨益乃大。青邑（指青神县）介于嘉眉，地力瘠薄，田之望水，犹农之望岁焉。”^[4]时贤亦多有类似表达，如冀朝鼎先生陈述了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作为农业的完整组成部分的水利系统的发展，农业生产就决然达不到它曾经有过的高水平，也不可能出现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半封建中国的繁荣文化。”^[5]张泽咸先生则强调了我国传统社会“农业的每一个进步都包括了农田水利发展的积极成果”。^[6]

检诸文献，不难发现，四川地区农业发展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更为依赖。从自然地理环境上看，四川农业核心区域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涪江等几条大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整个平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地理状况为成都平原带来了肥沃的冲积沉淀土壤，域内地势平坦，相对落差不足20米，平均坡度也仅在2‰～10‰之间，渠汊密布，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加上气候温和湿润、雨量适中等因素，是农业发展的理想之地。但是，这种地理环境又极易遭受洪水泛滥的危害。从万山丛中奔腾而出的岷江，在夏秋之际往往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灭顶之灾。这一时期，大雨时至，江河漫溢，成都平原遍地流潦是很自然的事。“西蜀天漏”谚语的由来，即是缘于成都平原屡遭水患的事实。原本已佚、内容仅散见于他书征引的《蜀王本纪》以及《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诸书所载杜宇王朝后期，蜀地“玉山出水”“会有水灾”“蜀水不流”“堰江不流”“蜀沉于海”“蜀民垫溺”等现象应是成都平原时常遭受洪水之害的真实写照。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政权御蜀的共识。故而蒙文通先生总结道：“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时才能显得重要”^[7]，这一观点是相当精确的。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7《四川二》言：“（成都府）大江萦流，民殷土沃。”^[8]一语道出了四川地区大江环绕、治蜀必先治水，只有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建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史实。实际上，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农业发展每一次质的飞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变迁，几乎都与区域内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休戚相关。古蜀时期，鳖灵（一说鳖令）能够取代杜宇氏，开创开明王朝，首先是鳖灵“善治水”“决玉垒”的直接结果。这一行为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不仅将“杜宇教民务农”的发展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提升了四川地区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秦汉时期，随着都江堰及其附属水利设施的日渐完善，“天府之国”从指代全国范围内先进农业发展区域的泛称而逐渐演变成为四川地区的专称^[9]，这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四川农业区已经领先于全国其他农业区的史实。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没有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但蜀汉首设堰官，将秦时“蜀郡首创都水官”^[10]、以行政管理水利设施的手段进一步常态化，继续巩固了四川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农业区的史实，同时也由此使四川地区成为割据政权的首选之地。唐代是继秦汉之后又一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的时期，四川地区成为朝廷最为倚重的农业经济区和赋税支撑区，同时社会变迁意义也表现得最为强烈。(www.daowen.com)

应当指出，“水利殖则养其国”。在农业经济时代，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却不一定都是关键因素。对于四川地区而言，农业生产基本以成都平原作为生产基地，水利工程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灌溉，毋宁说是防洪与保障，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上。放眼全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在农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对区域内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依赖性。可以说，自从都江堰修缮成功以来，历史时期四川地区的农业发展俱是围绕以都江堰为核心的水利工程而展开。表面上看来，同样是静穆的农业生活方式和由此而孕育出的农业文化以及动态的工商业生活方式，但四川地区特殊的地理格局使得农业发展最能体现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社会形态演进的水平。从根本上说，四川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把自然资源、农业生产资源以及当时的劳动力资源统统物化为治水的角度，来显示王朝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时期四川地区社会发展对农田水利工程的依赖，是在特殊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下，农业发展和社会变迁双向优选的必然结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