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讨论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当时民族的构成与地域分布问题。唐代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甚多，见诸文献记载的有蛮、僚、氐、羌、夷、儾、铤、賨等，其中分布广泛、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主要是僚、羌和蛮三个民族，是唐代四川地区少数民族的主体。

僚人，古文献称之为“獠人”，原集中分布在牂牁、兴古（今云南省砚山县）等郡，即今云贵高原南部山区。东晋成帝时李寿割据成都，为阻止晋军攻占牂牁，决定“从牂牁引僚入蜀境”。饱受昆明地区诸族侵略和西晋末年战火摧残的僚人在李寿的招引下，大规模地北迁，陆续进入四川盆地。《蜀鉴》卷4载《李寿纵僚于蜀》记：“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41]《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西道·巴州》引唐人贾耽《四夷县道记》：“至李特孙寿时，有郡（群）僚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42]

爰及唐代，几乎整个盆地及其周缘的山区皆有僚人的踪迹^[43]，其中位于岷江和沱江中下游的邛、雅、黎、眉、嘉、陵、荣、戎、泸、简、资等州以及渠江上游的集、璧、巴、蓬、渠、通等州，分布最为集中。高宗、武周以后，因赋役沉重，诸州三万余汉族居民逃往渠江流域的渠、果、合、遂等州^[44]，从而使该区域僚人迅速与汉族融合。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融入僚人的农业生产体系。尽管僚人“散居山谷”^[45]，以半耕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但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如眉州“僚麻布”、涪州“连头僚布”被列为土贡之物。从劳动力角度分析，僚人是统治阶层奴婢的重要来源，如《北史》卷95《僚传》称：“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46](www.daowen.com)

广袤的川西高原，自古就是各种氐羌部落的活动场所。唐初，其中的党项羌逐渐强大起来，其活动范围“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47]高祖武德年间，党项两次入侵松州，均被唐军击败。太宗时期，党项诸部相继内附，请同编户。如贞观五年（631年），“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置十六州、四十七县”。^[48]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党项西山八国“各率其部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等州，赐牛、粮，治生业，差赐官禄”。这一措施极有成效，“于是松州羌二万口相踵入附”。^[49]扶、松、茂等州虽然是唐朝设置的正州，但是当地的居民仍然是以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由于党项羌所处的维、霸等州“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党项羌基本从事畜牧业，“畜牦牛、马、驴、牛，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50]，其所生产的牦牛尾、牛酥等被列为土贡之物。

盆地西南山区和河谷之间，群“蛮”错居，唐人按其地理位置，将生活于雅砻江中下游地区的部落称为西蛮，将生活于雅砻江中下游以东的部落称为东蛮。高宗咸亨三年（672年），东蛮诸部“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揔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东蛮以北的黎、雅二州境内，同样也是“诸蛮错居”。“黎、雅二州之东，又有凌蛮，西有三王羌”。这些归附唐朝的“群蛮”基本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如勿邓部落“土多牛羊，无布帛”。^[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