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我国第一次有了关于全国人口统计的具体数字，此后我国历代官方人口统计连续而翔实。^[14]从隋末战乱中夺取政权的李唐王朝更为重视对人口的掌控与管理，自高祖武德六年（623年）以后，制定了一套相当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每三年造籍一次，对全国人口进行统计，这为我们研究唐代四川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固有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自唐初以来国家的赋役制度、经济财政政策和军事制度等因素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导致这一制度日益变质。”^[15]这就提醒我们在使用唐代官方统计的人口相关资料时，要注意甄别细微。幸好，前人及学界时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用力最勤，这都为我们比较准确地了解唐代四川地区人口概况、进而掌握唐代四川地区人口演变的基本趋势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宝贵资料。^[16]

前已论及，四川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比较适合单独划分行政单位的地区，今天意义上的四川行政区划范围虽经历代略有变化，但总体趋于稳定，在研究中采用历代政府户口统计数字，可比度较高。^[17]因此，为了观察唐代四川地区人口基本指标户数、口数以及每户平均口数在历史发展中的权重变化，本书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代正史所录《地理志》《郡国志》及相关的地理志方面的文献^[18]为核心，在借鉴梁方仲^[19]、李世平^[20]、李敬洵^[21]、郭声波^[22]、赵文林^[23]、冻国栋^[24]、费省^[25]、翁俊雄^[26]和卢华语^[27]等诸位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参考当今四川所辖范围予以适当补充或删减，制作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至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四川地区人口户数权重表（表3—1）、四川地区人口口数权重表（表3—2）如下：

表3—1　西汉元始二年（2年）—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四川地区人口户数权重表

⑩注：根据《三国志》卷33《蜀后主传》所载，取三国户数总和。

表3—2　西汉元始二年（2年）—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四川地区人口口数权重

①注：李世平先生根据《宋书·州郡志》推算，是年四川人口（口数）当为1，145，360口。（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②注：《隋书·地理志》只载四川户数为492，781，而缺载人口总数，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隋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每户平均口数为5.17。据此推算，是年四川人口总数为2，547，868人。（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的总数，每户平均口数和每户每口平均田亩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页。）

以上两表显示，自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至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地区人口波动较大。两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户数1，175，457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2.12%；口数4，784，214口，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30%。三国与南北朝时期，人口锐减，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四川地区户数只有56，453户，不及东汉永和五年的5%，口数也仅有297，598口，仅是东汉永和五年的6.2%。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明显上升，四川地区户数492，781户，口数2，547，678口，但也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一半左右。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数896，330，口数4，546，311口，虽是“魏晋以来，斯为盛矣”，却仍然“未盈两汉之数”。^[28]这两次人口的高峰值也与农业发展的高峰相吻合，从宏观上显示了劳动力资源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力度。

另一个问题就牵涉到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域内分布情况，为了观察这一点，本书选取唐前期三个时间节点作为讨论的样本：贞观初年（627年）、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而未将唐后期列入考查范围。作出这种学术选择的基本考虑是：贞观初年，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基本结束，全国社会处于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贞观十三年，全国有了较为完整、精确的在籍人口数字；天宝十四载，唐代由盛转衰，人员流动成为常态，唐政府的造籍制度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史称“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29]。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造籍，而剑南东、西两川却没有按照规定造籍，最终“不申户帐”^[30]，所以本书未将“安史之乱”后的户口统计纳为观察点。

唐初人口，《通典》卷7《食货典》采记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中书令杜正伦所奏数目：“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31]《新唐书》卷51《食货志》则记为：“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32]可见，长达十五年的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使人口锐减，同时再考虑到战争期间户口的逃散问题，全国在籍人口二三百万当是符合史实的。贞观十三年（639年），《旧唐书》卷38《地理志》称全国在籍户数3，120，151户，口数13，252，894口，平均每户4.25口^[33]；开元二十八载（740年），《资治通鉴》卷214《唐纪三十》“开元二十八年”条记全国在籍户数84，12，871户，口数48，143，609口，平均每户5.72口；^[34]天宝十四载（755年），《通典》卷7《食货典》记全国在籍户数8，914，709户，口数52，919，309口，平均每户5.94口。^[35]可见，文献所记的这三个节点，反映出唐代四川地区域内人口分布存在极不平衡的状况。为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历史变化，按照上述文献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参考方法，制定了唐代四川各州贞观十三年、天宝元年户数、口数与每户平均口数表如下：(www.daowen.com)

表3—3　唐代四川各州贞观十三年、天宝元年户数、口数与每户平均口数表^[36]

续表

续表

表3—3显示，唐代四川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人口总体增长迅速，但有的区域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贞观十三年（639年）四川地区户数为690，234户、口数为3，399，283口，天宝元年（742年）户数1，179，052户、口数为5，020，456口，增长率分别为70.8%、47.7%。天宝元年也是有唐一代四川地区在籍的最高户数和口数。从各州（府）的情况来看，户口减少的有茂州、翼州、戌州等十四州，仅占总州（府）数的34.1%^[37]，降幅最大的是南州，达88%。其余的州除了维州、姚州、涪州户数缺载外，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增幅在100%以上的有成都府（益州）、邛州、遂州、合州、龙州、集州、壁州、巴州、通州、开州、果州十一州，而壁州、通州更是超过了400%的增长率。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所记，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二百一十九个府州中，十万户以上的有六个。其中，成都府137，246户，仅次于京兆府362，900户，居全国第二位。^[38]反映到口数上，有六个州增幅超过100%，分别是：成都府（益州）、邛州、嶲州、合州、壁州、通州、集州。增幅在50%～100%的有简州、遂州、扶州、巴州、开州、夔州、雅州七州，但亦有资州、茂州、翼州、戎州、松州、剑州、龙州、渝州、荣州、泸州、忠州、万州、黔州、南州十四州出现人口下降趋势，其中，南州、茂州、戎州、荣州四州更是降幅超过了50%。

第二，人口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平原集中、丘陵山地分散、高原稀疏的分布特点。贞观十三年，户数两万以上的州（府）共十个，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涪江冲积平原、岷江冲积平原以及川东河谷地带，而川西高原的茂州、翼州、松州以及盆地缘边山区的龙州、扶州、集州、壁州、黔州与南州甚至不足5千户，松州只有612户，是当时所有州（府）中户数最少的。这种情况至天宝年间，虽总体上有所增加，但丘陵与高原依然数量最少。这种人口分布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的现象，给时人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如流寓夔门的杜甫“孤舟登瀼西，回首望两崖”，不禁发出了“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39]的惆怅之感。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唐代四川地区人口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区域内地理分布极不均衡，总体上形成了以盆地西部河流冲积平原为核心、向盆地中部与东部以及缘边的丘陵、山地和川西高原逐渐递减的分布特征。这与农业从平原走向丘陵与山地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