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讲，唐代四川地区农业的高度发展是盆地内部的农耕与川西南山区及川西高原半耕半牧或高海拔区域游牧三种生产方式相互交融的结果。如《蜀鉴》卷4《李寿纵僚于蜀》记载，西晋末年李寿从牂牁一带引入的“十万余家”僚人，散居在整个盆地及其周缘地带的山区中，以半耕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428]《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记载，川西高原的氐羌部落“畜牦牛、马、驴、牛，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429]《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记载，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山区和河谷之间，诸番与群“蛮”“多牛羊，无布帛，随水草畜牧”。^[430]本节所言牧业是基于个体家庭的视角，考察唐代四川地区盆地内部马、驴、牛等大中型牲畜的蓄养状况。

（一）马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四川盆地的养马史不晚于商代^[431]。川马又称“蜀马”，其特点是体格较小而结实，腿粗短，性情温顺，机巧灵活，适用于在交通不便的丘陵与山地乘驮与负重。这与四川盆地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方式极为契合。汉代，四川地区个体家庭养马已经较为普遍。东汉桓宽的观点：“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432]，应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王褒《僮约》说购买奴仆的要求之一就是能够养马。^[433]近年来乐山考古发现的汉代牧马图石刻^[434]以及成都、郫都区、重庆、涪陵等地先后发现的汉代木马、陶马或铜马模型^[435]，均可证当时四川地区养马的普遍性。进入唐代，不同区域个体家庭的养马用途也有所不同。平原地带一般用于耕作^[436]，其次才是交通运输；丘陵与山区因交通险要，基本依靠蜀马乘驮与运输。唐人李匡文在其考据笔记《资暇集》中说：“成都府出小驷，以其便于难路，号为蜀马”^[437]，便是指蜀马在交通不便的丘陵与山区的运输能力。蜀马耐力强、性情温顺的这一特点也使之成为朝廷贡品，《新唐书》卷42《地理志》记载，剑南道的汉州、嶲州上贡蜀马^[438]，可见此两州不仅普遍养马，而且马的品质优良。

显然，体形矮小的蜀马并不适合用作战马，输入中原的蜀马尽管品质优良，但也仅限于普通士人骑乘之用。按唐礼制，中唐以后，“未有官者，乘蜀马、铁镫”。^[439]所以，盆地内部的养马较之汉代有所衰退。但是，由于四川地区处于“西抗吐蕃，南抚蛮獠”^[440]，担负着护唐廷西南边境安全门户的重任。出于对战马的需要，唐政府不得不通过茶马贸易换取体形高大、作战能力强的高原战马。唐政府虽然拒绝与吐蕃的互市，但却继续保持了与岷江上游诸羌之间的互市。杜甫《西山三首》诗“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441]，就是这种贸易淡季的写照。昭宗时，王建在“文、黎、维、茂等州多市蕃马”，十年之间，“得官马八千匹，私马四千”^[442]。尽管唐与吐蕃、诸羌的马匹交易量不大，但实际上吐蕃与诸羌之间却存在较大的交易量。所以，这种局面在客观上刺激了川西高原与川西北地区的养马业的兴盛，为茶马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www.daowen.com)

（二）驴、牛的蓄养

川驴属于小型驴种，主要产于川西高原。《通典》卷190《西戎二》记载，川西高原及岷江上游的党项羌“不知耕稼，土无五谷，以牦牛、马、驴、羊、豕为食”^[443]；《旧唐书》卷117《郭英乂传》记载，肃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以为笑乐”。^[444]这两条史料可以作为唐代四川地区养殖驴子的例证。由此可见，唐代四川地区所产驴子，一般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丘陵地带，被用作短途运输，部分被上层统治集团用来休闲娱乐，所产数量应当不会太多。

四川地区养牛的历史，据考古资料，最早可以上溯至大溪文化时期^[445]，当时主要有黄牛和水牛两个品种。秦汉时期，盆地内部家庭养牛已成为常态化的生产方式，丰富的考古资料可资为证。但对于其用途，目前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水牛用于土地耕作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有学者推测，水牛主要用于祭祀和食肉^[446]，水牛的耕作技术是唐中期随着南诏的三次移民传入四川地区的。^[447]至于黄牛，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从云南大量引入用于土地耕作。^[448]《宋书》卷45《刘道济传》记载，刘宋时官府一度禁止民间杀牛^[449]，这可能是出于保护农田役用黄牛的目的。《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记载，入唐之后，川西南的“诸蛮”“土多牛马……男女皆衣牛羊皮”^[450]，养牛之盛，可见一斑。但文献关于盆地内部的养牛记载甚少，有条史料可作为盆地内部养牛的旁证。同书卷221《东女传》载，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党项西山八国“各率其部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给以种粮耕牛”。^[451]韦皋能给内附的西山八国调拨耕牛，想来唐代四川地区不仅普遍使用牛耕，而且养牛的数量应该不少。同时，目前尚未发现官府养牛的文献记载，由此可以断定，这大批数量的耕牛基本来自农民个体家庭的蓄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