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论，《颜氏家训》所倡导的“满足个体家庭各种生活所需，皆有家庭所出”的个体家庭经营理念，在长期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指导个体家庭进行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既定原则。在这种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并非唯独重视种植业，而是在满足个体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涵盖果木的种植、家畜的饲养、水产的养殖以及由此而孕育出的增加家庭收入的手工业。从国家层面上讲，则是通过人口与土地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寻求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从太史公《货殖列传》所列枣栗橘荻之树、马牛羊彘之蹄及桑漆之亩、鱼陂之石^[369]，到班固的“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370]，勾画了一幅传统社会个体家庭进行农业生产的理想蓝图，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发展农业生产的宏观指导思想。这种生产模式，按照现代农业认识观点，包含着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四川盆地底部平原绵亘，浅丘低山起伏，坝与河谷相间，大致平坝只占7%、丘陵约占52%、低山约占41%，构成了气候资源在该区域从水平到垂直分布上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及季节分配上的特殊性，为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本小节拟从农民个体家庭的角度出发，考察唐代四川地区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状况以及对社会变迁的支撑力度。(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