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桑麻，唐代四川地区另一类广为种植、也是唐政府在四川地区最为倚重的经济作物是茶树。这一时期，四川地区茶叶生产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主要标志就是茶树种植区域的扩展、茶树的人工栽培与园圃化的生产方式以及茶叶品种的增加等方面。

（一）茶树种植区域的扩展

从现代植物生理学角度分析，茶树的生长环境要求气候温暖、土壤疏松且排水畅通。四川盆地内部及缘边广袤的丘陵与山区地带，气候温热潮湿，土壤类型大多为排水保肥能力较强的紫色土，极为适宜茶树的生长。揆诸史籍，唐代四川地区种植茶树的州共有21个，即剑南西川的益、彭、汉、蜀、嘉、邛、雅、眉、简、茂10州，剑南东川的绵、渝、泸3州，山南西道的利、巴、开、渠4州，山南东道的夔、涪、忠3州以及黔中道的黔州，约占总州数的36.2%。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记载了当时主要产茶的42个州，其中采录四川彭、绵、眉、邛、雅、蜀、泸、汉8州，占全国产地的六分之一。为了详细说明这一问题，兹摘录原文如下：

剑南，以彭州上，（生九龙县、马鞍山至德寺、堋口，与襄州同。）绵州、蜀州次，（绵州龙安县生松岭关，与荆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县、西山者，并佳；有过松岭者，不堪采。蜀州青城县生丈人山，与绵州同。青城县有散茶、木茶。）邛州次，雅州、泸州下，（雅州百丈山、名山，泸州泸川者，与金州同也。）眉州、汉州又下。（眉州丹棱县生铁山者。汉州绵竹县生竹山者，与润州同。）^[312]

较之汉晋之世产茶区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所载的涪陵郡、广汉什邡、犍为武阳与南安以及汉嘉县四处产茶区增加到七处，形成了以平原地带排水性能较好的高地以及丘陵山区为核心的种植局面。盆地西部丘陵山区成为茶叶主产区，其中又以雅州为主。《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雅州》载“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313]。《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中所言“今每岁贡茶”，至迟是指元和十五年（820年）。可见，至迟在元和十五年之前，雅州每年向朝廷输送的贡茶，在州级行政单位中，不仅数量是全国最多的，而且茶叶品质也属上乘。《太平寰宇记》卷77《剑南道·雅州》引《茶谱》云：“（蒙）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称。”^[314]随着平原和浅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更多的农民向深丘和山区进军。这些地区虽然不宜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作物的生长，但更宜于茶树的生长，这就使得很多农民以种茶为生。^[315]李敬洵先生将唐代四川地区茶树的种植区域归结为盆地西部、川江沿线和川北山区三大块。^[316]贾大泉先生则根据茶叶的产地划分为“川西成都平原四周的丘陵和山区，其次是川南、川东的长江流域一带”。^[317]两位先生虽表述有所差异，但其意略同，都说明了唐代四川地区茶树种植区域的扩展的史实。

（二）茶树的人工栽培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华阳国志》卷1《巴志》载巴人建国之后，即把“香茗”作为园艺作物，并以茶叶入贡中原王朝。这是关于我国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记载，贾大泉先生据此推测四川地区茶树的人工栽培始于西周时期。^[318]西汉，人工栽培茶树的记载进一步明确化，两条史料可证：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47《雅州·仙释》称：“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319]嘉庆版《四川通志》卷40《舆地志·寺观》进一步补充为：“西汉僧理真，俗称吴氏，修活民之行，种茶蒙山。”^[320]唐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35《奴婢》引东汉王褒《僮约》载记“武阳卖茶”^[321]的商业活动，尽管不能说明武阳所卖的茶叶是否来自人工栽培的茶树，但至少可以证明至迟在东汉茶树已经“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了。成书于汉魏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说：“茶树生益州山谷、山陵道旁。”西晋末年，任瞻自华北渡江而南，宰相王导等至石头亲迎，瞻坐席便饮，且问旁人，“此为茶为茗”？^[322]贾思勰撰《齐民要术》把“茶”放在“非中国物产”一卷内叙述，而未作专卷介绍，亦能说明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北方地区茶树的栽培尚未普及。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6引宋人蔡宽夫语，说：“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323]清人顾炎武通过对“茶”字的起源与演变的考证，认为北方“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324]尽管目前学界对茶树的起源与栽培问题仍有争议，但对陈祖架先生的“我国饮茶和把茶叶的生产发展成为一个事业，不是从北方而是从四川地区开始的”^[325]这一观点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认同。

爰及唐代，随着茶树种植区域的扩展和茶叶需求量的增加，汉晋以来逐渐形成的园圃化种植模式在盆地西部产区地带得到普及。如雅州出现了“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视厚利”^[326]，即通过专门种植茶树、加工茶叶和销售茶叶而谋取厚利的生产状况。雅州一度成为唐代四川地区的产茶中心，以至时人认为“凡蜀茶尽出此”。^[327]另外，岑参说嘉州“园畦半种茶”^[328]，一半的园地用来栽植茶树；薛能亦言此地“山径入茶苗”^[329]，走入山地，即穿行在茶树之间。由此可见嘉州茶树的种植规模之大。樊宗师说绵州“辍田植科亩，游圃歌芳丛”^[330]，即言绵州有的农户甚至将稻田改种茶树来满足政府的赋税征收。彭州则出现了种植规模更大的茶园，《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条记载：“九陇（今四川彭州市境内）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331]每年采茶季节需要招募一百余人，可见其种植规模之大。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茶树的专门化种植，如《太平寰宇记》卷120《江南西道》记载，涪州宾化县农户“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332]。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14《蜀茶法》称：“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333]尽管未言何处，但肯定指的是云雾弥漫、日照较少、适宜茶树生长的盆地山区和深丘地带。(www.daowen.com)

另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问题是，唐代四川三大产茶区并非都是采取人工种植茶树的生产方式，长江沿线生产区则主要依靠采摘野生茶叶。如《全唐文》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冼宗礼状》记载，泸州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莠麦”^[334]；同书卷795孙樵《书何易干》记载，生活在嘉陵江南岸的绵州巴西郡益昌（今广元市境内）农民，也是“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如”^[335]。时人认为野生茶树生产的茶叶要比人工栽培的质量更好一些。《茶经》卷上《一之源》说：“野者上，园者次。”^[336]这种意识虽然会对该区域茶树的人工栽培与种植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在茶叶日渐成为政府赋税来源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采用人工栽培和种植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茶叶生产品质，追求茶叶商品价值的最大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四川地区茶叶种植面积渐趋扩大的同时，域内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事实。

（三）茶叶品种

唐代四川地区茶树种植区域的扩展和茶叶需求量的增加，催生了茶叶的专门化生产，使得茶叶品种不断增加。作为茶叶主产区，四川盆地西部丘陵地带不仅是当时全国优质茶叶的生产中心，而且茶叶品种多样。如益州，有“苦茶”，《太平寰宇记》卷72《剑南道·益州》载：苦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山谷”^[337]。雅州，有蒙顶石花，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诸茶品目》说：“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谷芽），号位第一。”^[338]《太平寰宇记》卷73《剑南道·彭州》引《茶谱》记载：彭州，蒲村、堋口、灌口、马鞍山、至德寺等地出产“仙崖、石花”，“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339]。眉州，洪雅、丹棱、昌阖等地亦有茶叶的种植。同书卷74《剑南道·眉州》引《茶经》记载，“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340]。《茶经》卷下《八之出》记载，“丹棱县生铁生”^[341]。上引《太平寰宇记》卷75《剑南道·邛州》引《茶经》记载，邛州“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342]。同书同卷《剑南道·蜀州》引《茶谱》记载，蜀州“青城县有散茶、末茶，尤好”，晋原、洞口、横源、味江等地所产雀舌、鸟嘴、麦颗等品种，“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而片甲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蝉翼则是“其叶嫩薄如蝉翼”，上述品种“皆散茶之最也”^[343]。《茶经》卷下《八之出》记载，汉州“绵竹县生竹山”^[344]。《太平寰宇记》卷83《剑南道·绵州》引《茶谱》记载，绵州“西昌、昌明、神泉等县”^[345]，所产茶被称为“神泉、小团、昌明、兽目”^[346]。明代彭大翼所撰《山堂肆考》引《茶谱》记载，龙安县“有骑火茶，最为上品”^[347]。《唐国史补》记载，夔州“有香山”^[348]。《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渝州》引《茶谱》记载，渝州“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349]。清代王灏所撰《广群芳谱》卷18引《茶谱》渠州“有薄片”^[350]。仅文献所记，就有上述诸多品种，为了详细说明这一问题，特列表如下：

表2—6　唐代四川茶树种植及茶叶生产一览表

①注：《全唐诗》卷464杨嗣复《谢寄新茶》有“石上生芽二月中，蒙山顾渚莫争雄”之语。可见，雅州所产石芽在唐人看来已是茶中极品。（【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464杨嗣复《谢寄新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278页。）
②注：《全唐诗》卷560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一诗中说蜀州“鸟觜撷浑牙，精灵胜镆铘”。由此看来，将蜀州所产鸟嘴茶视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说明了鸟嘴茶应是唐人极为认可的上等茶叶品种之一。（【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560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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