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麻是唐代四川地区分布最广的经济作物，唐人笔下“桑麻覆细田”^[273]“桑麻渐繁”^[274]等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唐代四川地区桑麻种植的概况。另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四川所统辖的62个（府）州中，在霸州、乾州缺载的情况下，以桑麻的加工成品，即丝、绢、罗、锦、绫和麻布、紵布等为贡品的就达58个^[275]，几乎占据当时四川辖区的全部。

（一）桑

蚕丝生产亦是以种植业（桑树栽培）为基础，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相结合、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特殊的生产项目。^[276]四川是我国最早植桑养蚕的地区之一。古文献一般将四川地区养蚕的历史追溯到古蜀时期的蚕丛氏，如《农政全书》卷31“蚕桑”条载：“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277]元代王祯引《淮南王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至汉，祀菀窳夫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278]民间诸如此类的传说也不胜枚举，尽管缺乏考古资料的印证，但不能否认里面所包含的史实素地。目前学界对此说颇有分歧，并各自举例释说。童恩正先生经过考证指出：“传说中的蚕丛不一定就是养蚕的倡导者，但是蜀确实是我国养蚕最早的地区之一。”^[279]考古资料业已证明，杜宇王朝已掌握缫丝技术，开明王朝已具备深厚的纺织基础。^[280]至秦汉时期，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织中心之一，这已得到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双重证明，本文不再赘述。

唐代是四川地区丝织历史上的继东汉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从丝织品的生产原料、桑树的种植和家蚕的养殖来看，规模皆有所增加。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唐代四川地区除个别州县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不事蚕桑，刀耕火种”^[281]之外，几乎全域种植，与河东区、吴越区并成为全国三大产区之一。^[282]唐均田令规定：“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283]规定永业田内根据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榆树、枣树和桑树。为保障该项政令的贯彻与实施，又规定由乡村里正监督诸农户依法种植：“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以桑’……（若）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合笞四十。”^[284]法律规定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种植范围和规模。所以，杜甫言成都“桑麻深雨露”^[285]；贾岛说成都平原以北至嘉陵江的交通路线是“蚕月缫丝路”^[286]，又说巂州“夏浅巂州蚕”^[287]；薛曜说绵州“桑麻覆细田”^[288]；陈谿说彭州“桑麻渐繁”^[289]，等等。唐代四川地区广植桑树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专门指导百姓养蚕的“技术人员”以及蚕市的形成。《全唐文》卷923引《玄珠录》载，武后时至真观道士、成都人王太霄“好为人相蚕种，遥知丰损”^[290]，熟知养蚕之道，并指导蚕农养蚕。于是，每年的三月三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买卖桑树幼苗、桑树种植农具、蚕种、养蚕工具、蚕茧以及丝织品为核心商品的集市。^[291]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五代与北宋，前蜀王建登楼观望蚕市，看到百姓购买桑树苗及农桑工具的繁荣景象，竟然将其视为扩大税收的另一途径：“桑载甚多，倘税之必获厚利。”^[292]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出任成都太守的田况记述了当时成都“其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293]的蚕桑生活的实际状况。

唐代四川地区的丝织产量，文献虽无确切记载，但时人的诗文描述和相关文献记载仍然可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考。唐末眉州僧人可朋祈求“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294]，一般农户只要“桑麻熟”，就可以达到“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据此可知，在经济利益诉求下，普通农户应当会尽最大可能地扩展桑麻的种植，其产量应当不少。玄宗在前往蜀中避乱的路途中，一次性就收到成都贡奉的春彩（高级丝品）十万余匹，可见唐代四川地区的丝织产量之大。

（二）麻

现有考古资料已证实，麻类是我国最早利用其纤维制作衣物的农作物，主要包括苎麻、亚麻、大麻、黄麻、红麻和苘麻等种类。有学者通过对其生长习性和历史贡献的考证，认为唐代四川地区的麻类作物主要包括大麻和苎麻两类。^[295](www.daowen.com)

大麻，一年生草本植物，《齐民要术》称其“叶狭而长，一枝七叶或九叶，五六月开细黄花，随结实，大如胡籽子”^[296]，雌雄异株，《尔雅》分别称为“苴麻”和“枲麻”。^[297]大麻茎皮原料称为“蜀麻”，制成布料一般称为麻布，质量上乘的细麻布又称为“黄润细布”。早在秦汉时期，它就作为著名的商品远销国外，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见有身毒（今印度）商人贩去的‘蜀布’，即是以牡麻纤维织成的轻细柔软的“黄润细布”，因其可卷于竹筒中，故又称“筒中布”^[298]。汉末公孙述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299]，当时百姓着衣通常所用材料即是麻布，可见当时大麻种植的广泛性。

苎麻，多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同株，“苗高六七尺，叶如楮叶，或青或紫，背白有短毛。花轻如白杨而长，夏秋间着细穗，一朵数十穗，白色，子熟茶褐色。根黄白而轻虚，宿根在土，春来自生”^[300]，分为青、白两种。青苎麻质地粗硬，色泽不均，适合制作绳索、粗布和麻袋；白苎麻则质地柔软，色泽莹洁，适于制作质量考究的细布，一般称为“苎布”。苎麻喜温润，不宜干燥，四川地区温和多雨的气候十分适合苎麻的生长，较之北方，分布更为广泛。

进入唐代，大麻和苎麻的种植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种植范围更为广泛，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据《新唐书》卷42《地理志》记载，川西高原的茂州、翼州所产的麻布以及维州、戎州、姚州、当州、松州等州所产的苎布因质量上乘而被列入土贡之物^[301]；第二，产量大幅度增加，杜甫说夔州码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302]，满载着蜀麻的船只从这里天天顺江而下，输送到全国各地，不仅说明了蜀麻是当时蜀地对外交易的主要农产品，而且也说明其产量之大的史实；第三，种植区域极不平衡，平原与丘陵地带种植相对密集，如处于平原地带的益州“麻十县皆出”^[303]；彭州“土地宜麻”，百姓“多沤藏”^[304]；绵州“桑麻覆细田”^[305]。而川东长江沿线及北部缘周山区，种植较为稀疏，如泸州“地无桑麻，每岁畬田刀耕火种”^[306]。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麻类作物原材料利用价值观念的改变和利用技术革新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质地轻细柔软的麻纤维一般用来制作衣料，因其质量不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称呼和用途。如益州的高杼布、汉州的弥牟布（细布）、眉州的僚麻布、开州的白纻布等，在当时皆是名扬全国的麻布。这些麻布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缘于唐代服饰观念的变化。我们知道，唐代礼制仍然是以布料的质量来确定章服等级的。高祖武德六年（621年）规定：“六品以上服丝布……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绢、絁、布。”太宗贞观年间（627年—649年）放宽到“九品服丝布”。在此礼制背景下，士人多“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而麻布，一般是获罪官员及庶人、部曲、奴婢等社会下层民众的衣料。中唐以后，这种礼制观念有所变化，在官僚阶层常常会出现“四方车服僭奢”^[307]的现象，甚至一般官吏和普通庶民亦可采用丝布制作服装。故唐人李肇说：“丝布为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受此影响，质地粗硬的麻纤维则逐渐退出服饰原料的行列而改作他用。由于其结实耐用，一般用于制作麻袋之类的装物袋，故而，又有“麻布为囊”之说。^[308]这种从礼制转变到质地利用观念的变化无疑扩大了麻类原料的总需求量。

除此以外，唐代造纸技术发展迅速，使得麻纤维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四川地区所产的“益州麻纸”因质量上乘而大量供应长安、洛阳二京日常所需。《大唐六典》卷9《集贤殿书院》载：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集贤殿书院编写“四库之书”“皆以益州麻纸”^[309]书写。如此浩大的需求量，使得“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注：番为量词，指大全张）。^[310]按此供应量，益州每年仅供给官府使用的麻纸就不下六万番，加上地方政府官用纸张，益州每年所产麻纸至少当在十二万番以上。无怪乎，益州麻纸被官府喻为“邦国宝货”。^[311]总之，这种利用观念的改变和利用技术的革新进一步刺激了麻类作物原有的种植规模，使得唐代四川地区麻类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得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