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川农产区扩展的另一表现是盆地东部及北部丘陵地区畬田的开发。畬田，《尔雅·释地》篇：“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曹魏孙炎注曰：“畬，和也，田舒缓也。”^[61]可知，畬田是刀耕火种阶段的直接产物。史书对于畬田具体的耕作方式，一向缺乏详细记载，只是在唐宋时期才多起来。分别在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和元和十年（815年）两次入蜀的元稹说“田仰畬刀少用牛”“田畴付火罢耘锄”^[62]。可知畬田一般选择盆地内部及盆周缘边树木杂草丛生、坡度较大的丘陵地带，采用刀砍火烧的简易旱地耕作方法。由于山地坡度较大而无法采用牛耕，整个劳作体系几乎完全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效率相当低下。宋人范成大在《劳畬耕并序》中对这种耕作方法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

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63]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利州转运使陈贯解释道：

畬刀是日用之器，川陕山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谓之刀耕火种。^[64]

上述材料合观可知，畬田与成熟农业区讲究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存在较大差别，畬田基本不用翻耕，不用施肥，而是利用所烧的木灰、草灰作为肥料，只需要在春天选择野生植物茂密的山林之地，并观察天气变化，在下雨前夕烧荒，第二天趁雨后灰肥热气未退时播种，就等待秋天的收获。年复一年，直至土地不能播种，来年再选择新的地点。

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一些入蜀文人士子及蜀人的诗文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唐代盆地东部及北部丘陵地区畬田的开发的例证。岑参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出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在蜀四年的时间内留有大量诗作。他在《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中看到褒城至利州的道路两旁“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65]。中唐诗人欧阳詹看到利州是“人烟遍畬田，时稼无闲坡”^[66]的景象。入蜀后期又流寓夔州的杜甫说夔州“烧畬度地偏”，^[67]又说“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68]；晚唐温庭筠的《烧歌》则详细地描述了盆地东部毗邻长江区域农民实行刀耕火种的畬田具体的耕作场景：

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复相连。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随回风尽，远照檐茅赤。邻翁能楚言，倚锸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旱田。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持钱就卜人，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吹火向白茅，腰镰映赪蔗。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仰面呻复嚏，鸦娘咒丰岁。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69]

另一位在穆宗长圣元年（821年）出任夔州刺史的刘禹锡在《畬田行》一诗中也详细地记述了畬田的开垦过程：

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70](www.daowen.com)

考《旧唐书·刘禹锡传》，此诗当是刘禹锡在夔州刺史任上（821年—824年）期间所作^[71]，从“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一句看，联系夔州自然地理特征，上述刘禹锡所记畬田应是山南东道万州一带农民的劳作过程。大历诗人卢纶《宋从舅成都丞广归蜀》诗云：

巴字天边水，秦人去是归。栈长山雨响，溪乱火田稀。^[72]

“火田”即畬田，此诗所作具体年代，文献所载不详。检《新唐书》卷203《卢纶传》，从“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等信息中，可推测此诗当作于德宗在位期间。由此可知，此诗反映的当是德宗在位期间四川东部丘陵山区畬田种植的状况。晚唐诗人薛能《褒斜道中》诗云：

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灵踪。江遥旋入旁来水，山豁犹藏向后峰。鸟径恶时应立虎，畬田闲日自烧松。行吟却笑公车役，夜发星驰半不逢。^[73]

褒斜道是先秦以来沟通关中与巴蜀的主要交通路线之一，南起汉中褒谷口，经武兴驿、悬泉驿、江口镇，北至眉州斜谷口，沿褒斜二水行，贯穿褒斜二谷，故名，其大部在四川境内，此诗记录了该区域畬田劳作的状况。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后，留有“漠漠烧畲烟”“仓粟喂家人”诗句，并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给禄食。”^[74]忠州刺史以下官员以畬田所收获的粟为俸禄，可见盆地东部丘陵山区采用畬田耕作方式的普遍性。元稹说渠州“畬余宿麦黄山腹”，又说通州“米涩畬田不解锄”^[75]；中唐时期，曾担任涪州督赋的戴叔伦说涪州“均输问火田”^[76]，涪州均输物资来源以畬田农作物为主，可见该区域耕地基本以畬田为主；宋人乐史记唐代泸州“每岁畬田，刀耕火种”^[77]。经过开发，四川盆地东部及北部丘陵地区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出现“垂直立体农业”发展模式，在地势较高的耕地主要种植粟、黍类旱地作物，在地势较低、可利用陂塘蓄水灌溉的耕地种植为数不多的水稻，其他不能耕种的区域以发展林业为主，如杜甫《寄赞上人》云：“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78]另外，居住在黔州西部的东谢蛮亦有畬田的开垦，《新唐书》卷222《两爨传》载：“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地方千里，宜五谷，为畬田，岁一易之。”^[79]

上述中、晚唐时期，入蜀文人士子及蜀人的诗文描述应是唐代农产区从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北部涪江冲积平原以及南部岷江冲积平原地带走向盆地东部及北部缘边丘陵及山区、耕地面积得以扩展的有力释证。郭声波在论及历史时期蜀地农业开发相关问题时亦指出，畬田往高处推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粟黍等旱地作物在水稻的排挤下逐渐离开河川往丘陵上部及低山、低半山发展的过程。^[80]

总之，有唐一代，唐政府通过在平原、丘陵及河谷地带大规模地修建水利工程和在丘陵山区采取畬田等多种开发方式，不仅使得耕地面积显著增加，从隋代大业五年（609年）的约41，632，268今市亩增加到天宝十四载（755年）的约89，745，191今市亩，增长了2.16倍，而且也使得农业生产区域从平原逐渐走向丘陵与山地，是唐代四川农业发展的又一具体表现。这一点亦可从时人的记述中得到印证：寓居蜀地的杜甫说夔州（今重庆奉节、云阳等地）“烧畬度地偏”。“度地偏”，清人仇兆鳌注曰“言不遗僻壤也”^[81]，就是说当时人们选择开荒种田的地点已经无暇顾及是否僻远，只要能开垦耕种就可以了。可见当时凡是能被开垦的地方都被开垦成了耕地。权德舆在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刺史新宅作记时说，开州“野无弃地”^[82]，说明当时开州的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张次宗举荐前汉州刺史薛元赏“干能有用……田业开辟者踰五百顷”。^[83]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0《高僧传·附录》说唐代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在唐代初期还是“人多好猎采，捕虫鱼”。^[84]但这种落后的渔猎经济，中唐以后却发展成为“号为沃野，皆有重赋”^[85]的农业区。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在唐前期还处于“野人半巢居”^[86]农业极度落后的水平，德宗贞元年间却是一番“耕夫陇上谣，负者途中歌。处处川复原，重重山与河。人烟遍畬田，时稼无闲坡”^[87]的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唐代盆地东部及北部缘边丘陵及山区通过开展畬田的方式使得耕地面积得以扩展，但这种粗放经营的耕作方式较之精耕细作生产技术相对成熟的成都平原而言，仍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诗人描述的具体生产劳动以及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对农民辛勤劳动的深切同情来看，这种劳动方式强度虽然极大，但由于劳作全程只能依靠人力，无法使用牛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业收获甚微；同时，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反映了唐代四川区域内部农业生产平原、丘陵与山地之间存在极不平衡的事实。这种农业生产的不平衡又将盆地东部、盆周丘陵与山区和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原有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化，从而又影响了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