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垦辟和由此带来的耕地面积的扩展历来都是衡量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察我国传统社会农产区扩展的途径，一般而言，不外乎三条：其一，官方在籍耕地数量的增加。以土地为核心的田赋收入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唐中期政治家杨炎曾云：“财赋，邦国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18]历朝历代莫不高度重视对在籍土地数量的管控，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方所记在籍耕地数量的增加应是考察我国传统社会农产区扩展最为直接的依据。其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数量的增多。由于我国地势呈现高山、高原、平原西高东低的三级分布特征，同时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量与时间地区分配不均匀，导致旱涝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因此，要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就必须依靠修建农田水利工程来加以调节，进行农田灌溉和排泄洪水。从大禹治水至商周时期，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工程→稳固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逐渐被演绎为“水利殖则养其国”的治国理念，并很快被历代统治集团所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在主要农产区兴修了众多农田水利工程，如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思雩娄渠系灌溉工程、关中平原的郑国渠、成都平原的都江堰以及唐宋时期的太湖圩田、元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堤围等。可以说，“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业的每一个进步都包括了农田水利发展的积极成果”^[19]。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因此，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数量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农产区扩展的状况。其三，农作物种类的增加和种植区域的扩展亦能反映这一问题。除此之外，四川盆地中部、东部及北部丘陵山区畬田的开垦亦能反映农产区的扩展。本小节拟从这四个方面对唐代四川农产区的扩展予以考察。(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