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年，唐兴代隋，进一步结束了四川地区长达300多年割据动乱的社会局面，社会渐趋稳定，为四川农业发展创造了前提预设。秦汉以来形成的盆地内部、东部、南部农耕区与川西高原、川西南游牧农产区两种农业生产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农耕生产成为主流，随着贯穿有唐一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自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就基本形成的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稻作农业区和以盆地中部丘陵低山为核心的旱地农业区两大农产区迅速扩展。水田逐渐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向南扩大到岷江冲积平原的眉州以及沱江、嘉陵江以及长江等河流的河谷地带。^[11]旱地则从盆地内部丘陵低山扩大至盆周缘边山区。农作物种类增加且分布广泛，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芋薯与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以桑、麻、茶叶和甘蔗为主；农、林、牧、副、渔业，较之秦汉时期，无论规模还是全面性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很不平衡，盆地中部、东部丘陵地带与周边边远山区较之川西大道通衢的平原地带，无疑是要缓慢得多。这一点在文献记载、时人评述、人口的地理分布、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产总量等方面可以得到宏观的印证。此后，四川地区的这一农业发展格局依然没有改观，甚至一度贯穿到清代。如北宋蜀人魏了翁在《汉州劝农文》中描述自己家乡农业发展状况时说：“蜀地险隘，多硗少衍，侧耕危获，田事孔难，唯成都、彭、汉、平原沃壤，桑麻满野。”^[12]嘉庆版《四川通志》说：“古所称蜀地肥饶，及沃野千里，号为陆海之说，大抵指成都近地言之。而巴、阆、邛、僰间，穷谷堪岩，去水泽绝远，类多硗瘠之区，自不能如江东、浙西之湖田、圩田，衍至数倍也。”^[13]其实，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由于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条件，域内发展不平衡恰恰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指出：“尽管农业区内部存在着相对发达的极化中心和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并存的现象，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但一个农业区往往是以区域性整体功能的形成发展演化和发挥作用的。”^[14](www.daowen.com)

由于文献缺乏对各州县农业发展的直接记载，为了更好地对唐代四川农业发展的概貌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认识，本书采取文献所载各州土贡和时人诗文描述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学术处理，主要基于两种考虑：其一，土贡是我国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及物资与生产技术交流不畅等社会环境下，各地区最具特色、同时也是品质最佳的农产品最直接的外化形式，如《唐六典》卷3云：“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15]土贡虽不完全等同于农产品，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州县农业发展的全貌和整体水平当是无疑^[16]；其二，“自古文人皆入蜀”在唐中期已成为社会基调^[17]，这些时贤在蜀期间，留下了大量关于他们对自己生活时代认知和感悟的诗篇，尤其是关于他们自身实际生活场景的描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四川各州县农业发展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