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旨是以“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为个案，从历史视角来分析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演变机理。因此，从学术意义的角度讲，这一学术命题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唐代四川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促进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变迁现象，这三个方面集中反映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双向互动下所折射出的内在机制与历史合理性。历史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方面亦很宽广，“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命题显然不能完全表达唐代四川地区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复杂的历史进程。如何遴选考察因子是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变迁不仅仅体现在结果上，更表现在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情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维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05]李大钊先生曾对考察社会变迁做出了经典论断：“最要紧的，是要寻出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那个社会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106]，即任何社会现象都与当时时代的经济运行状况和总体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按照这一唯物史观的指导，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本书确立了如下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内在基础与基本动力，即在明确唐代四川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分析唐代四川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历史底蕴。

第二，从农业物质资源（包括耕地面积的扩展、农作物种类的增加与农产量的提高等方面）、劳动力资源的嬗变以及生产技术资源的推进等三类衡量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基本变量上，来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高度发展的基本表现和历史成因。

第三，选择历代文献着重记载，既带有唐代四川显著地域特色，又能集中反映唐代四川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的“扬一益二”“别籍异财”“俗好娱乐”“和同为一家”作为集中观察点，即通过“扬一益二”考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别籍异财”考察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通过“俗好娱乐”考察社会生活的变迁、通过“和同为一家”考察四川地区农业发展对戍边军队建设以及由此而上升至维护唐朝西南边境安全的支撑力度，最终考察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双重互动性下所折射出的合理性和规律性。(www.daowen.com)

第四，材料使用方面，在全面梳理现存传世文献关于本课题的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并注意挖掘考古研究范畴关于该时期农业考古资料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还要从唐人所记自身所见所闻的诗文与笔记小说中汲取可证资料^[107]，力争做到“文献足证”和“详细占有材料”相结合，尽可能充分地保证本研究的科学性。

第五，在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上，采用比较研究法。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区域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离不开同一时期区域外部其他历史因素的予以推进。“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108]通过比较，从共性中寻求差异，从差异中分析特殊，从而全面探讨历史现象发生与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09]因此，考察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命题，既不能忽视秦汉、魏晋时期的农业发展概况，亦要关注同一时期江淮农产区以及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农产区的发展水平。按此方法，将考量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几个基本变量，诸如耕地面积、农作物种类与产量、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等诸方面做一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从而推论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基本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