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巴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文化富有特色、成就卓越、贡献巨大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四川给予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众多贡献中，四川的农业无疑是其中最值得称道者之一。

翻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从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看，巴蜀地区地处秦岭以南，长江上游，地形地貌多样，土壤种类繁多，据1980年—1985年普查，四川全省土壤就有18类，其中尤以紫色土（水稻土的主要母土）、水稻土面积最大，其次为黄壤，再次为石灰（岩）土。^[1]前二者适宜农业种植，尤其适宜水稻。其余土壤区，也有数量可观的耕地。以上土地资源的多样性，为巴蜀地区农业及其多种生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尤其四川盆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平原、丘陵、山区坝子和河流台地土壤肥沃，农业起源早而发展历程悠久。

就巴蜀农业起源而言，迄今由于学术资料不足，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如前所述，巴蜀地区具有农业发生发展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学界早就对此形成共识。国际著名农史学家瓦维洛夫研究认为，中国是世界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2]杰出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根据瓦氏的“经典著作”明确指出：

瓦维洛夫主张：（上述世界八大农业起源中心中）最大也是最早的中心是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以及附近的低地。他所指的是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附近的低地。^[3]

“湖北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附近的低地”，正是上古巴蜀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早年论及巴蜀地区农业起源问题时，也引述指出：

近时有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4]

上述诸说所据，虽主要只是植物学及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但所论却有筚路蓝缕的重要开创意义。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揭示，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之初，原始农业在我国境内南北都开始起源，进而形成长江中下游的水田农业起源中心和以黄河中游为主的旱地农业起源中心，并逐步发展出主要是南方的稻作农业体系，和主要是北方的粟作农业体系。同时，东亚大陆南北之间粟作和稻作体系并存过渡的情形也很早就大范围出现。巴蜀地区尤其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东侧，既可通过峡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相联系，也可通过源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岷江、嘉陵江、汉江水系河谷与黄河上、中游广大地区发生联系，因而有学者指出其史前文化很早就产生了南北中介和交替的两元特点^[5]，这就使得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传播影响到巴蜀地区，由此开启了四川或曰巴蜀地区农业文明悠久的发展历程。

四川农业文明史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繁荣期和平缓期。

第一个繁荣期是先秦的古蜀文明时期。此期的四川盆地尤其成都平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以来经历长足发展，达到了上古区域文明的高峰，其集中代表即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及其大量精美绝伦的金器、铜器、玉器等，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无疑也是上古世界最灿烂的青铜文明之一。

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繁荣期是秦汉时期。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之后，一方面用几十年平息了动荡，重建并稳定了统治秩序；一方面抓紧陆续开展大规模建设，包括在成都、郫、临邛和江州等地大兴土木兴建城垣，大规模进行修筑蜀道、五尺道等交通建设，尤其是在巴蜀地区普遍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其典型即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都江堰大型水利体系的兴建，使得成都平原及其周边浅丘地区至迟在汉代就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促进了古代农耕文明的极大发展和繁荣。

第三个繁荣期是隋唐五代两宋时期。隋唐巴蜀地区农耕文明继魏晋南北朝动荡分裂的低谷之后，在大一统格局下重新走向复兴，并在入唐以后长期较为安稳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趋于繁荣。唐代巴蜀大兴水利，不仅旧有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灌溉体系得到修缮和进一步的提升扩展，而且增加了若干新的水利设施，以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享有“人富粟多”“土腴谷羡”之誉，史称“扬一益二”，这是盆地西部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明证。到宋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更上层楼，人口迅速增加，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越过千万大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区域经济社会的空前昌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巴蜀农业尤其是农田水利事业继续发展。由于岁修制度进一步完善，影响整个川西平原以至周邻浅丘地区的大型综合性水利都江堰工程体系，不仅功能继续维持，而且效益提升，农业经济迅速高涨。农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

除了以上三个繁荣期外，魏晋南北朝和元明清时期是巴蜀农耕文明的低谷或平缓期。但即使处于相对低缓时期，巴蜀作为重要农业区，仍然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影响。即使在遭受严重的天灾人祸之后，农业和整个农耕文明仍然循曲折的路径顽强地恢复发展起来，在全国格局中基本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关中、蜀中等几个地方号称“天府”，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桂冠，但中古以后最终只有巴蜀地区保留了这一美誉，并非偶然。由此提示我们，古代四川或曰巴蜀的农业和农耕文明，无论从区域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着眼，都是极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课题。

李钊博士的《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一书，正是这一研究领域中颇为厚重的成果之一；而从区域农业与社会的互动展开探索，亦正好切中农耕文明研究的特质，可谓非常有学术意义的视角。李钊硕士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有渊源，师从著名隋唐史和经济史研究学者谢元鲁先生。在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建议他将隋唐史和巴蜀文化相结合，探究唐代巴蜀经济文化的地域特质及其自身演变的内在机理，最后形成了《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这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该选题立足于巴蜀农耕文明第三个繁荣期的上升阶段——唐代，探究其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颇具学术价值和史鉴意义。

在以农立国的我国传统社会，农业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国家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近乎相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的农业生产区并不必然形成等同的农业发展水平，这就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和社会变迁虽然总体上呈现出共时性，但区域发展却颇为不平衡的显著特征。有唐一代，从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来看，除却统一的农业政策和近乎相同的农业生产技术，四川地区农业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无法与地理范围更为广阔、人口数量更为众多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大区域相比，但四川地区却能发展成为与上述两大区域并列的全国三大农业生产区之一，并成为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后方和“王业之基”。探讨这一引人瞩目的历史表象及其原因，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见于一些通史、断代史论著和农业史专论以及巴蜀区域史研究之中，虽然能够反映出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概貌，但还不能准确地说明此期四川农业自身发展演变及其促进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唯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从理性和史实层面阐释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辩证命题。(www.daowen.com)

另外，课题的选择具有学术和时代意义上的双重价值。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域构成中，成渝两地是西部尤其大西南区域发展的龙头所在。2020年初，国家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列为继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第四个区域经济增长极，以此引领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拓展全国经济增长新空间。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第四极”与其他三个区域增长极相比，在经济总量占比、科技创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程度等方面，都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从历史中，尤其是从农业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学术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以“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为个案，试图从历史视角来分析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演变机理，既具有学术创新的典型意义，也可以较为系统地总结有关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完成上述历史使命提供参考。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首先从农业物质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技术资源三个层面，着力解析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以唐代时人及后世文献不吝笔墨广为记载的“扬一益二”“别籍异财”“俗好娱乐”以及“和同为一家”等唐代四川地区特有的历史现象为例，从社会经济结构、家庭组织结构、社会生活及民族交融等诸领域，全面考察了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双重互动下所折射出的内在合理性。

李钊随我就学四年，身荷在职攻读学位的双重压力，但始终保持坚定的向学之志、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饱满的职业热忱，学业、工作两不误，可谓天道酬勤。作为西华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的系主任，他工作繁忙，与同事一道兢兢业业，辛勤教书育人，历年已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输送了近百名硕士、博士生，桃李丰硕，敬业与奉献精神令人感佩。

《唐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由李钊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通观全书，其主要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基本论证体系既有精心设计、严密周延的逻辑脉络，也大体合乎研究对象的社会历史实际，成绩可喜。本书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唐代四川地区农业研究的不足，为考察我国传统社会区域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有新意的学术个案，同时亦可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思考。当然，学术没有止境，书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若干不足，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彭邦本

2021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注释】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农业志（上册）［M］.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17.

[2]注：瓦维洛夫是前苏联学者，他在1935年出版的名著《育种的植物地理学基础》一书中提出这一学说。转引自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1—20.

[3]（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3.

[4]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A］//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3：258.

[5]孙华.四川盆地史前谷物种类的演变——主要来自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的信息［J］.中华文化论坛，2009（2）：14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