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寨村咖啡用地管理变化显现出了农民对于农作物价格的敏感反应与农作物价值的迟缓反应。对农作物价格的敏感首先体现在包产到户后种植结构的嬗变，由传统的种植粮食作物转向种植经济作物。这种种植结构的转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农民把种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所获得的效益，种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过程中所需耗费的各项投入要素成本，进行评估后做出的选择，并且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一方面，潞江坝独有的干热河谷气候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每亩农地种植经济作物所获得的收益在购买粮食后，相比直接种植粮食作物还有所剩余；另一方面，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需要充足的水源，且人工成本较高，每季都要反复播种收割及系列农地管理活动，而潞江坝干热河谷气候适宜种植咖啡，咖啡苗栽种后3年可结出咖啡鲜果，只需日常对咖啡农地施以管理即可，而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管理成本更高，管理的环节更为烦琐。所以包产到户后，随着农民对自家农地的自主使用权增加，逐步开始小面积地种植经济作物，后随着改革开放，农民与市场的贸易往来也日渐紧密，种植结构彻底转变，由只种植粮食作物转向只种植经济作物。

农民对农作物价格的敏感驱动新寨村种植结构的嬗变，而对于农作物的价值农民却显得颇为犹豫。虽然新寨村的种植结构发生了彻底转变，但是种植结构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农民对于农作物价值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伴随着农民的种植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致使农民对数量与质量依然有所混淆。在对新寨村农地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从农民咖啡种植角度来看，新寨村每亩农地超负荷种植是普遍现象，农民超负荷种植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追求更高的产量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但超负荷种植因为种植密度较大，吸收养分较高，不仅对咖啡鲜果的质量有所影响，更对土壤的肥力有所破坏。在对一位村民就此问题访谈时，他说道：“因为咖啡树种得太密集，会影响咖啡鲜果的采光和养分吸收，长在树枝下面一点的咖啡鲜果采光不好，颗粒小，色泽没有上面的鲜红，长在树枝上面一点的咖啡鲜果养分吸收不好，容易变干，不同批次的质量也不一样。”通过访谈的内容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农民对农地的超负荷种植的不利影响其实是有清晰的认知的，但是却没有及时采取相应行动进行改善。从农民咖啡交易角度来看，新寨村的咖啡一般由当地的咖啡合作社收购或者外来的咖啡企业收购，收购的价格标准按照咖啡的品种、咖啡果粒的大小、咖啡的成熟程度（色泽）进行区分，质量好的价格较高，质量较差的价格较低。对一位村民就此问题进行访谈时，他表示：“每年向合作社出售咖啡时，铁皮卡比卡蒂姆贵，颗粒大一点的给的价钱好。”可见农民也知道质量好的咖啡卖得更贵，但却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因为“质量好”的咖啡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面对更高的风险，在交换过程中，相比“质量一般”的咖啡才有更高的价值。铁皮卡品种相比卡蒂姆品种，单株的结果量低，易生锈病，虽然价格较高，但同时农民也要面对更高的风险。颗粒大的咖啡果较颗粒小的咖啡果价格高，但是在采摘的过程中若将大小清晰地进行分类，所花费的人工成本较高，难度系数高。农民依靠种植农地维持生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稳定性，所以对农作物表现出了价格的敏感性、价值的迟缓性反向认知，这种双向认知是由农民的主观能动性驱动的，在不同的选择阶段皆表现出了“理性人”的角色。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表明农民并非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愚昧无知、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在一个市场的竞争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无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民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只要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28]。后来，经济学家对舒尔茨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做出合理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29]。农民既没有过于保守，也没有过于激进，而是在对价格的敏感、价值的迟缓双向认知中对咖啡用地管理进行动态的平衡。(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