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长期以土地为载体进行农作活动，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农民的土地意识是在发展中由间接认知逐步转变为直接认知的。所谓土地意识，就是对土地的依存、珍视、迷恋的情感以及认知系统，它表现在对以农为本的生存方式以及附属其上的精神文化的关注和尊重，对农民式的土地情感的认同和超越，对土地意义和价值的形而上的深层领悟^[26]。农民的土地意识，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作生活与非农就业转移中通过互动性学习而获得的关于土地的自然经济属性及其社会制度安排的“认知”“情感”“意愿（行为倾向）”等心理因素的总和。它包括农民对于土地资源价值的认知、依赖情感和行为倾向（土地情结）；所有权认知与意愿；所有权以外的其他产权认知与意愿；土地经营模式的认知与选择意愿；土壤质量改良意愿与土地权益的保护意识（土地保护意识）以及对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共同认知（土地产权正义观念）等方面^[27]。这当中对于土地资源价值、土地产权、土地保护等的认知都是在土地政策的发展过程中由间接认知转变为直接认知的，认知层次依次递进。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知由以判定所种植作物的价值为媒介进行土地价值的判定，转向直接对土地价值的认知。

新寨村村民由高黎贡山搬迁至潞江坝区后，垦荒种地，在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集体的农业劳作活动，农民把日常的施肥、浇水、锄草等农地管理行为视为赚取工分维持生计的途径，鲜有人在农地作为“公共物品”时考虑农地日常管理的效益，所以对农地的价值并未有清晰的认知。包产到户后，农民的自主性提升，也逐步产生农地的产权意识，农地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性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较为稳定地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有限的农地上进行尽可能密集的种植来追求高产量，这时农民对农地价值的认知是寄托在所种植作物的价值上，并非农地本身。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农民生计模式的多元化，农民的土地意识逐步清晰化。一方面，随着农民持续对咖啡用地超负荷地利用，如每亩农地合理的咖啡种植量是300株，而村民为了追求产量，每亩种植500—600株。加上很多村民为了便于锄草，使用“草甘膦”等对土壤有伤害性的农药，使得亩产的咖啡产量连年减少，质量也连年降低，土壤恢复能力越来越慢，这使农民对农地的认知有所警醒。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生计模式的多元化，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出现土地的流转，这又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认知不再单一附着于种植作物的价值，而是回归到土地本身，从而强化了土地的产权意识，产生了土地的保护意识，农民的土地意识逐步清晰化。(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