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材料主要来自Why di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art in Britain?，Leif Va Neuss，2015）

1．天然资源

水动力推动工业革命还是英国人聪明地使用天赋的水动力？如果没有水，他们会用别的天赋，例如稍后用煤。或可以说，英国人行动型性格使他们懂得“因时因地制宜”。

煤非常重要，但是不是主因？英国人利用煤，但工业革命不是由煤启动。煤取代木是因为英国缺森林。那么“取代木”就是工业革命的起因？煤只可以是次因。而且，煤只是用来推动蒸汽机和冶铁，并没有“创”新用途。有人说“就算从1760年到1860年，英国没有掘出一吨煤，仍会有工业革命。纺织、运输（运河）、航运都不需要煤”。19世纪后期航运仍用风帆。

如果没有煤，使用煤的创新也会转移为取代煤的创新。有人说“工业革命绝对不需要用水蒸气，而水蒸气绝对不需要用煤”。煤不是动力，它塑造而非创造工业革命，是个“聚焦工具”（focusing device）：有煤的英国聚焦于蒸汽机，缺煤的瑞士聚焦于低能源的精密仪器（如钟表工程）。

荷兰有水运，中国、俄罗斯有煤，但都没发生工业革命，而且，煤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取，虽然成本会高些。

2．人口与城镇化

如果收入没有增加，也没有相应的供给和创新，人口增长并不一定代表消费需求增加。相反地，劳动力生产效率更有可能因此而不增反降。如果人口流动性低（地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性），人口增长也不一定代表劳动力供应改善。而且，劳动力供应改善也不一定引发科技创新。有时，劳动力短缺更能引发创新：由于劳动力不足、工资提高从而增加对取代劳动力科技的要求。

人口下降也可能启动工业革命：生育率下降带来人口转型，因为生育率下降会使社会更有能力提升教育水平，进而提升人力资源。例如：婚姻制度改变（迟婚）、节育、强迫教育和知识提升会增加人民对教育的投入，带来受过教育的儿童的竞争力增强、教育儿女的成本增加、平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死亡率下降。因此，劳动力资源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时期无法验证。

城镇化不是农业革命的果，而是因。虽然16、17世纪的城镇化急升，但在18世纪工业革命开启时城镇化却放缓。城镇化可能带来的是规模经济和科技扩散。

3．农业革命

不是农业革命滋生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支撑和延续农业革命。

圈地引发农民失业，但农村人口没有转移到城镇，因为农村劳工的流动性不高，更有农村救济政策把农民滞留在农村。农村往城市流动发生于农业革命之后，不是之前。

农业革命的利润对工业革命影响有限。工业革命资金的来源是农业资金还是殖民地和国际贸易的资金，不能肯定。农业革命也许创造农业资本，但出路不一定是工业投资，可以投资到政府债券、商业，或进行土地投机。而且，工业革命不一定需要来自农业的投资。资金来源可以是国际贸易、殖民地贸易，甚至是工业革命的再投资。

农业革命其实不单在农业，是整个经济在革命：包括对生产的态度、对赚钱的鼓励。农业革命发生于1600—1750年，之后就停下来。工业革命是不需要农业（起码不需要国内的农业）去滋养。虽然农业革命提供一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给工业革命使用，但农业经济是个“封闭式的经济”，劳动力移动性不强，工业革命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是靠进口的（以工业制成品换取）。就算来自国内的原材料也不是来自原有的农地，而是来自通过圈地创造出来“新农地”。

工业创新也不是为农业服务，因此不能说农业革命“刺激起”工业革命。例如钢铁业和冶金业的革命都是为造船和出口。城镇化也不是因农业而生。反过来可以说是城镇化刺激农业。西北欧是城镇化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农业效率最高的地区。其实，工业革命带动19世纪上半期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运输改良使农业可以更专门化，而农业工业化则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效率。

4．消费需求

就算有需求也要有对应的供给才能带动经济增长（发展）。英国消费改变的高潮在1680年到1720年，而工业革命则在其后。可见消费改变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不然荷兰就应带头进行工业革命。在1700年，荷兰共和国人均收入比英国高50%，其工商业也逐渐从家庭式转向企业式，但没有工业革命。更有人说，供给侧比需求侧更重要。(www.daowen.com)

有人指出工业革命的前夕是“工业精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也可称“勤劳革命”）——以勤力工作去换取消费、以闲暇去换取金钱（trade leisure for money），从而走向市场经济。但也有人指这个“工业精神”是因为生活困难而非为追求消费。又有人观察科技创新是发生在已有的经济领域（纺织、造纸、冶金），而不是在新的经济领域，因此证明供求是并进的。

5．帝国与贸易

不是外贸刺激工业，是工业推动外贸。当时英国已有足够的国内市场去刺激创新。工业革命来自内部动力，主要是生产推动，而不是外贸推动。外贸提升工业革命，但不是必需条件；外贸发展是工业革命成功后的现象。进口是工业革命的更大动力，特别是热带产品（茶、糖、烟的加工）、欧洲粮食（酒、粮等去供养工业革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棉花进口带动以棉为主的纺织业）。贸易的作用是缔造商人阶层和商业意识，颠覆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架构。这些才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动力。

6．政治体制

常常提到的光荣革命其实是传统的延伸，不是革命，是英国政制的渐进，而且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到1776年，政治对工业革命的作用已是很小了。

“民主”政制一般缺乏长远发展目的，有的只是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不足以支撑长期的科技创新。当时的荷兰、波兰、普鲁士都有强势议会，但没有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英国的地方政府则有各自为政的倾向，没有贯彻中央政府的法律规定，反而制造分散的“自由经济”激励了创新。

中央政府当时没有明确的经济发展政策，法律制度不能处理贸易和商业纠纷，经济还是依赖私人间的处理。政府税收虽然比国民收入增长高，但没有用来帮助经济发展。国际的投资集中在战争或备战（重建海军）方面，而非用在改善经济发展条件（教育、运输、科技）方面。大部分的教育、运输、科技投资都来自民间，例如清教徒和公理会在教育、科技上的投资和工业家在运输上的投资。作为国家福利的《济贫法》其实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它变相鼓励生育、削减劳动力供给和降低劳动力的移动。但又有人说《济贫法》割裂了农村劳动力与农村土地（农耕）的关系，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7．经济体制

经济制度是种反应，不是原动力。早在1500年之前，也就是还未开发美洲之前，已有对商人产权的保护。中古以来，威尼斯、荷兰都已有议会制度，荷兰、法国都有产权保护制度。甚至有人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产权保护力度其实下降了（对产权约束增加）。况且，法国严格的产权保护反而压抑了工业革命在法国发生。一般性的产权保护也许有利于经济发展，但18世纪英国特殊的、从非经济考虑出发（例如从宗教、“家族”出发）的产权其实妨碍了经济发展。

特别是专利权。专利并没能推动发明，只是使发明者发了财。专利权甚至是有碍发明的，因为专利拥有者会阻挠或拖慢进步，英国专利法的“不健全”反使工业革命更有生气，不然的话英国肯定要到19世纪中期才会成为“世界工厂”。专利只使发明者有寻租空间，当时申请专利是很耗时费钱的，而且法官对专利权拥有者一般不买账。也有例外，如瓦特的蒸汽机和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他两人“利用”专利权很到位。

赚钱的不是凭专利，是靠科技保密，是靠首先占领市场。奖金和社会认可也在推动发明，如克伦普敦的走锭纺纱机和卡特莱特的羊毛精梳机、机动织机。克伦普敦甚至因为讨厌发明带来的轰动和干扰而放弃专利权。

“工业革命没有鼓励发明。没有证据显示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制度有何条目激发了发明家的创新潜力”（格里高利·克拉克，2014），只能说比起创新，专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创新是不需要知识垄断权的，而实际上知识垄断权损害了增长、富强和自由。”（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 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2008）

在多数的史书里，瓦特是位英雄发明家，启动了工业革命。但这件事完全可以有另外的解释。瓦特是18世纪下半叶众多改良蒸汽机的聪明发明家之一。他比人超前一步，但他保持领先地位不是靠比人家好的发明，而是靠对法律制度精明的利用。当然他那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生意伙伴博尔顿肯定也帮助不少。……知识产权的两个要素，专利权（patent）与版权（copy right），它们是我们要享受创新与发明的果实就一定要接受的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还是从前封建时代上位者用来赏赐宠臣手段的历史陈迹？……假如完全没有专利保护，瓦特与博尔顿就逼得要采用另一种赚钱手段。他们公司的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使用他们机器的专利费而非出售机器和零件。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他们的公司，他们就一定会转向以制造和服务去赚钱（这其实也是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末专利快要结束时的做法）。因此，我们做以下结论，在18世纪90年代，瓦特和博尔顿的专利官司并没有刺激科技的发展。他们拒绝让其他人在他们发明的蒸汽机基础上去发现其他提升蒸汽机效率的方法，这肯定阻碍了蒸汽机的发展和改良。（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Levine，2008：2-3）

8．科技创新

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当时的创新都是技术上的创新，不直接与科学知识相关。当时的科学发展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只能说是间接，甚至可以说科学发展更多的是工业革命的果而非因。科技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工业革命所用的科技大都在实际情况中改良和修正发明家的理念，然后应用在生产线上。

精英的“高级科学”没有真正影响社会文化。地方性的科学社团都是工商企业家用来追求社会地位的。没有这些社团，企业家还在搞工业革命。有人问：“工业革命中有多少是理性的产品，还是为企业家们做他们一贯以来做的事情，只不过如今戴上个社会地位的光环而已？”（格里高利·克拉克，2012）有人统计，80个最有名的发明家（主要是纺织业）大部分与科学界没有关联。在纺织业的759位知名人物（改良者、实践者）中，只有1/4接受过高于学徒的教育。“直到今天，工业革命中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得来的、怎样传播的，仍是个谜。”（Manganet C. Jacob，2014）

有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18世纪中期，苏格兰、荷兰、大部分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识字率要比英国略高。而且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的识字率增长停滞，甚至落后，尤其在工业地区如兰开夏郡和柴郡，因为工厂只需要非技术工人。有人说：可能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的识字率增加已足够达到工业化所需的门槛（起码对于1850年前的工业模式已经足够）。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可能是分时期的，而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要求不太高。而且，当时的教育动机很复杂，不一定是为了工业发展，也可以出于宗教、启蒙、社会控制、道德规范、社会与政治稳定、民族国家团结、军事效率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