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法推出工业革命的轨迹：从争权到争利，到掠夺，然后徘徊于吃人（工商利益的极端自私）和疯狂（土地利益和劳动阶层的极端反应）。之后，未有酿成大灾难，直到革命成熟，冲突与矛盾也因而降温。这与史实相当吻合。

英国先生以“常理”去推测未来（第十八章），推得相当准（第十九章）。文化基因法其实就是这个“常理”的系统化、理论化、普遍化。现在用文化基因法的逻辑和词汇去重新演绎1776年之后英国的社会现象。

在有极端倾向的“唯一真”文化里，人人争利的社会自然倾向走上极端的人吃人。国内是老板（农庄老板、工厂老板）对劳工的剥削；国外是殖民者（美洲殖民者除外，因为在那边的殖民区只有少量印第安人）对当地人和当地资源的剥削。但是，那时的英国正是船坚炮利，海外殖民区和亚非弱国绝对没有还手的能力，英国可以为所欲为。关键在国内。

在国内，宗教传统约束富人（富不能骄），安抚穷人（神会公平）；等级观念约束不想穷的人（穷要安分），安抚极想富的人（晋级有望）。因此，虽人人为己，也就是自私（包括穷人与富人），但没有走上极端。

激进加尔文宗教派中人的赚钱意识和能力都强：一方面是他们的教义鼓励他们以赚钱去荣耀神，一方面是他们的少数派身份与心态驱使他们依靠经济实力去创造生存空间。他们成功了，而他们的成功也改变了主流社会对金钱的看法，开始颠覆传统宗教（国教、天主教）对金钱和赚钱的态度；他们被接受了，而他们的被接受也改变了传统等级的尊（土地）卑（工商）排列，开始颠覆旧经济秩序（土地先于工商）和旧社会秩序（乡绅先于中产）。此刻的英国是个自私与失序的社会——掠夺的社会。

其实，工业革命的社会现象可分为两个时期。上半期大约是1770年到1800年，自私倾向极端，也就是吃人。谈谈两个代表性人物：有“工业革命之父”之称的阿克莱特和发明蒸汽机的瓦特。

阿克莱特是第一个采取“机器化规模生产”模式^[1]的企业家、现代工厂的始创人，成功推动了欧美的工业革命。他倨傲自大、具有侵略性，是个典型白手兴家的大老板。他狠辣地“借用”别人的钱和别人的主意，人所共知。^[2]他对家人也不亲切：母亲在他发财之后还要接受政府救济，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就与岳父闹翻，第二任妻子也是很早就不跟他住在一起，到1780年后他更与儿子争吵不休。他与伙伴不和，对待对手很凶。^[3]他不好客，难相处，生意就是他的生命。^[4]史家阿什顿（Thomas Southcliffe Ashton，1889—1968）认为他没有什么发明天才^[5]，但有坚强的性格（据称是兰开夏人的典型性格，但他却没有兰开夏人典型的仁慈和幽默），每天从早上5时工作到晚上9时。10年之间，他从只有5英镑的身家到可以买下2万英镑的豪宅，但他的工人每日的工资就只有4—5便士。

从他的发迹史可以看出当时“吃人”社会的景况。他没有正式上过学，理发学徒出身，兼做拔牙、做假发的工作。做假发要到各地收购贫穷妇女的头发，他开始留意到棉布的需求量很高，棉纱的供应短缺而且质量很差。1767年，他碰上一个叫凯（John Kay，1704—1779）的造钟匠，此人正与一个叫海斯（Thomas Highs，1718—1803）的人合作去造一台新的纺棉机，但两人都缺钱，就放弃了。阿克莱特听到后，饶有兴趣地插手，要雇用凯去造这台机器。造机器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邻居还以为他们在进行某种巫术仪式，而机器声就是巫咒。他们终于发明出纺棉机台（spinning frame），并配上水力拉动，叫“水力纺纱机”，并拿到专利。到此，他们可以大量制造廉价棉纱了。阿克莱特找银行借钱，银行认为这个发明投产的机会不大，但介绍他认识了两个人：斯特拉特（Jedediah Strutt，1726—1797）和尼达（Samuel Need，1718—1781）^[6]。他俩愿意投资。1771年他们在德文特河（Derwent River，水流稳，终年不结冰，地点则比较偏僻）旁边的克罗姆福德小村（Cromford，属英国北部德比郡）建个大厂，生产过程全部机械化。

工厂生产其实不是阿克莱特发明的。大多数人认为英国的第一间工厂是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他日后是瓦特的合伙人）于1762年在伯明翰建的素霍工厂（Soho Manufactory，factory一词出于此）。但阿克莱特的规模就庞大多了。厂房有30英尺宽、100多英尺长，五六层楼高。几个月内已雇用600名工人，就近他还修建了一个工人小村和一条路。

当初，阿克莱特的工厂是生产造袜用的纱线，但1773年后就以粗棉布为主。1774年，《印花布法案》被废。马上，棉纱、棉布的生产赶不上需求。阿克莱特大大扩充了克罗夫特的工厂。当地工人不足就从外地输入，已经有了“工业区”的理念。1776年，阿克莱特买地建房，雇用来自大家庭的织工，他是全家雇用的：童工由7岁开始工作，妇女与儿童在厂纺纱，织匠在家织布。1150名工人中，2/3是童工。工人每年一星期假期，但假期内不能到外地（主要是不准回乡）。机器用的人手很少，只需童工再加上监工就成。一个童工一天生产比得上十个成人，年纪最小的做捡废料和连接断棉线的工作。机器不停运转，童工要在机器中连棉线；捡废料更危险，因为要卧在不断开动的机器底下。机器是没有保护罩网的，断手断脚的事件经常发生，据统计差不多一半的童工会受伤。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经济不景气，阿克莱特的工厂却还是整天不停地生产，他雇用非技术工人，特别是童工，成为失业织工的眼中钉。他在兰开夏建的最大工厂和最新工厂都被捣毁，但他仍不断地在各地扩张，因为他要支配整个行业。他的纺纱专利包括丝、麻和羊毛。别人见他成功，就派“间谍”去偷他的秘密，包括来自俄罗斯、丹麦、瑞典、普鲁士，尤其是法国的人。他的职员中也有人将他组织工厂的秘密告知他人。到1783年夏，他的专利要到期，他就向国会请愿延期。兰开夏的棉纺企业家们早在1781年就已经斥巨资建厂，雇了3万工人，当然坚决反对阿克莱特的专利延期。他们入禀法庭要求取消阿克莱特的专利。开庭审理时，凯与海斯作供，阿克莱特败诉，判决理由是他对他的专利品描述不清，而且是“借”人家的发明：特别是当年海斯发明了精梳机^[7]，合伙人凯要他做一个金属复制品，阿克莱特曾雇用过凯，还看过这个设计。报纸有说：“老狐狸的长胡须被他自己的陷阱捉着了。”阿克莱特大怒，指责法庭的判决会毁灭发明，瓦特表态同意（赞成延长阿克莱特的专利，那时阿克莱特是用瓦特的蒸汽机，而瓦特的蒸汽机也有专利问题，见下）。传说他要买尽全世界的棉花，实则并无此事，但他的确在非洲建棉花种植园。虽然败诉，他仍是全国最大的棉纱生产商，仍继续大建工厂。

他害怕勒德分子破坏他的工厂。由于当地人都是他的雇员，站在他的一方，他可以在一小时内动员五六千人保卫他的工厂。有人批评他做生意不顾原则，特别是对合伙人过于苛刻。博尔顿（瓦特的合伙人）更说他是暴君。

他要他的工人每年唱一次“颂歌”。

来，让我们联合起来，
感谢他给我们所有的恩惠，
让我们更多地感谢他
除了建厂之外的种种恩惠。
举杯浅尝一下，
你会为谁的健康干杯？
众多的选择中我敢肯定，

理查·阿克莱特爵爷是最好的。

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8]是工业革命的美谈，有如牛顿的苹果故事是科学革命的美谈。但在工业革命期的“吃人”社会里，瓦特用于“发明”的精力和时间远比不上他用来制止别人发明和保护自己发明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究竟工业革命鼓励了发明还是压抑了发明？

首先要说明，有工业革命“耕马”（work horse）之称的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低压蒸汽机，是后来别人发明的高压蒸汽机。史家对瓦特的评价相当正面，说他把科学与技术结合，付诸实用（典型的英式行动型性格——知识是为了行动）。他健谈、平易近人，但不懂生意，不善交涉和谈判，并且终身担心钱。他数学优秀（祖父是数学老师）并且心灵手巧。18岁前往伦敦做仪器学徒，一年后返回苏格兰，想去当时商业非常发达的格拉斯哥发展。他虽然是苏格兰唯一的数学精准仪工匠，但被同业公会排斥。1757年（瓦特才21岁），刚巧格拉斯哥大学买来的天文仪需要修理，他顺利把仪器修好，三位教授（其中一位是亚当·斯密）聘他为仪器主管。

1759年，有一个朋友提示他留意水蒸气作为动力源的可能性。那时，由纽科（Thomas Newcomen，1664—1729）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已有50年历史，但效率不高。瓦特开始注意到水的“潜热”（latent heat）可以储能（蒸汽在100 ℃变成水的那一刻释放出的热能）。1764年，他修理一台纽科蒸汽抽水机的模型，得出结论是3/4的热能用来保持气缸的热度（因为要将冷水注入气缸以凝结水蒸气），只有1/4的热能用来推动活塞。1765年，他想出一个方法：在推动活塞的气缸旁边另设一个气缸去保持恒温，那么每次活塞推动时失去的热能就会少得多了。这个设计叫作外气缸（external cylinder或separate cylinder）。

1773年，瓦特用他的专利跟当时拥有最先进的金属加工厂的老板博尔顿合作，有一个叫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的朋友是冶金专家，为他解决了气缸和活塞中间所需的精准“公差”（tolerance）的问题。1776年，他在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郡（Cornwall，是矿区，不是工业区）安装第一台矿井抽水机。由于那里远离产煤区（也就是缺乏平价的煤做能源），所以水蒸气抽水机有市场。专利费是按使用瓦特蒸汽机取代纽科蒸汽机能节省下来的煤价的1/3收取。瓦特不做机器，只是监督别人使用他的专利去做机器并收取专利费。

瓦特（与博尔顿）为保护专利，可谓完全自私。他的机器是上下抽动的，而大家都知道旋转动作会有更高的效率。可是旋转动作已有专利人，叫皮卡德（James Pickard）。皮卡德建议把他自己的专利与瓦特的外气缸专利共用。瓦特极力反对，宁愿另外发明一个低效的代用机器（叫“太阳与行星”，Sun and Planet）。十多年之后，皮卡德的专利权期满，瓦特就急不可耐地采用了他的发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布尔（Edward Bull，1759—1798）是个工程师，他为瓦特造机器，但自己设计出一台比瓦特的更轻巧、更安全的机器，但仍是“外气缸”的理念，因为涉及瓦特的专利，瓦特申请法庭禁用他的发明，并禁止任何人窃用这一发明。那时，康沃尔地区的矿主们都认为瓦特的专利是无法执行的，因为“外气缸”是个又概括、又模糊的理念。于是他们开始不交专利费（因为机器不是瓦特做的，他只是监管安装），瓦特就以法律手段去控诉，各人又纷纷与瓦特庭外和解。结果是瓦特总没办法收足专利费。

同一时期，霍恩布洛尔两兄弟（Jabez Carter Hornblower，1744—1814；Jonathan Hornblower，1753—1815）也在做蒸汽机。他们做的是复式蒸汽机（compound engine，也是将来瓦特与博尔顿专利期过后最主要的蒸汽机模式），但由于他们仍是用“外气缸”的理念，瓦特和博尔顿又禁止他们生产，并要补付专利费。那个为他解决“公差”问题的朋友威尔金森为别人造了20台抽水机，但没有通知瓦特，于是瓦特又向他索要赔偿。

瓦特身陷（也是自愿的）不断的纠纷，很久没有大的发明。要等到1794年，皮卡德的专利结束，瓦特可以放弃他自己笨拙的“太阳与行星”，马上采用皮卡德的旋转运动后，他的发明天才才再次发挥出来，几年内就把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5倍。

默多克（William Murdoch，1754—1839）是瓦特的雇员，非常能干，想尝试采用高压锅炉，但瓦特不许他用，这延迟了蒸汽火车头的发展，要等到1800年瓦特专利期过后，高压锅炉才重新被发掘出来，人们以此造出更轻巧更小型的蒸汽机，蒸汽车、蒸汽船等用蒸汽动力的机器才得以发明，从而引发大革命。瓦特发明的机器主要是用来抽水。有人算过，在瓦特的专利期内（1775—1800），英国蒸汽机马力每年增加750匹，燃料效率没有太大改变；专利期过后的30年，每年增加4000匹，1810年到1835年间燃料效率提高5倍。

有意思的是，瓦特在他自己的专利期过后也没有吃亏，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只想降低成本，不想“发明”，因此，瓦特仍可以不断改良机器以维持价钱和拿到订单。他是在专利期过后才真正开始造机器的。之前他靠专利费：制造商造好配件，他只是监管安装。可以说，专利延误了发明，起码延误了瓦特的发明。这是“吃人”社会里失序的自私带来的“浪费”。专利可能保护了发明家（或应该说捷足先登的发明家），但耽误了发明。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逻辑是你要用尽一切手段去取得成功，成功后要用尽一切手段去保住你成功带来的利益，因为你知道别人也会如此想、如此做。所以，成功时要拿尽，因为失败时会丧尽。你要吃人，因为你不吃人，人会吃你。这是工业革命上半期的现象。

工业革命下半期，约从1801年到1830年，自私吃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工业革命出了力但拿不到利益的劳动阶层也是利字当头。他们对经济平等的诉求变得完全失序，走向疯乱。上半期是“吃人”（追求发财），下半期是“反吃人”（要求分财）。最后是吃人与反吃人的拉锯，但都离不开逐利。

英国得天助，也自助。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北美13个殖民区就失掉了，而且在与之战斗的过程中国力消耗不少。美国在政治上虽然脱离了英国，在经济上却更依赖英国。英国失掉了美洲土地，但没有失掉美洲的市场和原材料。这正是亚当·斯密强调的“拥有殖民地不重要，跟殖民地的贸易更重要”。当然他没有，或不敢指出，这些贸易只有是垄断性的，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确实，独立后的美国仍以英国为最佳贸易伙伴。^[9]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敌人。^[10]更妙的是，功利、务实的英国失掉了美国便更加积极地开发新财路，把箭头指向亚（庞大的印度市场和资源）、非（利润极高的贩奴贸易），并同时力保如聚宝盆般的加勒比属地（巨利的糖、咖啡）。可以说，失掉美洲反使帝国经济更趋兴旺，帝国积极地把工商活动向全球推展，不仅输出产品、金融，更着力推广文化与制度，打造出“国旗无落日”的大英帝国基业。

美国独立之后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这是天意，谁也不能在1776年预料到，起码不能预料到它对英国的影响。法国革命思想肯定会冲击英国：反传统——任何宗教、政治、社会的传统——肯定吸引过英国的中、下阶层。在法国革命期间和之后，英国也有工人暴动和工会运动。但当法国革命分子向英国宣战（1792年开始），英国人就团结起来共同抗法。对英国的岛国民族性格来说，无论是法国的革命分子或法国的拿破仑，全都是“外人”。英国是不容外人干预的，除非是请过来的（威廉），或是愿意接受同化的（乔治）。

打仗的军费和物资消耗使工商界人人赚大钱，也助长了“发明”，尤其是在冶金和造船领域；军队动员和军事生产使低下阶层人人有工做，也使社会相对安定。但是机器生产必然导致取代劳工，越大的市场需求越能吸引机器生产，越能加速淘汰工资高的手工匠。拿破仑战争最高潮、军需生产最兴旺的时刻也是机器生产对手工生产最具威胁的一刻，1811年开始的捣毁机器的勒德暴乱持续8年。但是，工业革命虽然带来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诉求，也创造了改革的能力和财力，最后引发英国走上福利社会之路。这条路是极为崎岖的。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提供了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保住了工业革命，但也在革命成功后成为牺牲品。

当时是代表土地利益的托利党掌权，他们对工商界的新富、新贵看不顺眼，但仍以保住社会安宁为重，大力镇压劳工运动。奇妙的是，经过法国革命思想的冲击，中产阶层和低下阶层都没有强烈的政改诉求，反映了英国传统等级架构的安抚力和凝聚力。此刻也是摄政期和乔治四世时期，自上而下的奢华气派把中产阶层牢牢地“吸引住”，令他们趋之若鹜，中产阶层非但不想改变传统等级，更不会让别人去改变。底层百姓有经济诉求，但没有政治诉求。他们的传统等级意识使他们接受尊卑有别，甚至把上流社会的豪华视为英国的骄傲，身为英国人的自豪。

当然，这样的心态是不能持续的。经济的不公与不均终会变为政治的诉求。拿破仑战争在1815年结束之后，军需经济结束，军人开始退伍，为保障土地利益，托利政府推出《谷物法》，粮价居高不下。1817年经济出现不景气，各地乱事不绝，政府仍用高压。但到此时，尤其是以土地利益为基础的托利已看出土地财富的时代已不再有活力，工商财富才是未来，如果要维持社会安宁，要保存传统等级，就得转舵。当时的国策是以推进工商利益为主，以疏导老板与工人的张力为辅，如果这样做会损害土地利益，也在所不惜了。土地利益的没落竟然是由以土地利益为基础的托利派一手造成的，眼前利益的妥协把托利派的政权基础架空了，在跟着的一连串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上，托利派都处于被动地位。工业革命是在托利时代成长起来的，但到工业革命成功后新经济秩序就会建立，新社会秩序也随之出现。(www.daowen.com)

从工业革命的轨迹可以看出，这场革命是自发的、适应的、迂回的、渐进的。自发来自赚钱的文化，反映宗教的感染；适应来自务实的行为，反映性格的倾向；迂回来自妥协的心态，反映历史的教训；渐进来自稳固的社会，反映传统的力量。这些就是工业革命的外在因素，牵动着英国人文化（宇宙观、伦理观、社会观）之下的基因组合（个人、泛人、唯一真），产生一条独特的工业革命（文明现象）轨迹：从争权到争利，到掠夺，然后徘徊于人吃人与大疯乱之间，最终定于一个自私而失序的社会。

且看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如何牵动文化基因。

亨利八世暧昧的宗教改革，播下两粒种子，宗教自由（满足当时的改革诉求）和宗教正统（满足亨利的政治野心），把宗教改革复杂化。他又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去收买支持者，把宗教改革政治化。因此宗教冲突非但不可避免，更无法解决。原因如下：虽然宗教是自由，但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而正统宗教有权排挤非正统宗教，那岂不就是不平等？如果在宗教原则上互相逞强，在宗教地位上互不相让，就会出现暴力。但是，如果大前提不变，也就是既有宗教自由但又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而正统宗教又有权排挤非正统宗教，那么暴力的结果只可能是排挤者（正统宗教）和被排挤者（非正统宗教）的位置不断对掉，暴力就不会中断。非但宗教如此，在政治上有关宗法（君权神授还是国会废立）、宪法（国王至上还是国会至上）之争也类此。这些都是西方“唯一真”文化基因的自然倾向（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内战前后的原则之争（包括沾上了道德光环的利益之争），产生出一个由逞强（个人基因）与平等（泛人基因）组合而成的“争权社会”。

图19　内战前后：在原则上的互相逞强，在地位上的互不相让，产生出一个争权社会（来自自立-平等八变图）

这些出自宗教原则或政治原则冲突而产生的暴力把英国人吓坏了，英国人得到教训，只要性命、财产可保，就不多做计较。于是性命与财产，也就是安全与富足，变成英国文明的“最高原则”，这也就是《人权法案》的基础。这个“最高原则”的具体表现是政治（包括宗教）妥协，光荣革命就是大妥协。之后，妥协成为英式政治的特征。

到此，新教加尔文宗的经济伦理派上了用场。内战前，以城镇工商阶层为基础的加尔文宗清教思想就已经从日内瓦传来英国，吸引宗教改革情绪激昂的信徒。他们对当时国教的腐败特别反感，所以他们的社会道德趋向“保守”；对当时国教歧视工商的现状特别敏感，所以他们的经济伦理趋向“开明”。这个组合使主流社会（国教）对他们又羡又恨：既羡慕他们赚钱又憎恨他们拒绝合流，所以他们受到相当大的压迫，很多移民到美洲去了。内战时，他们的宗教热情和少数派心态使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战斗力，甚至建立以他们的宗教和经济意识为纲的英国共和。内战后，对他们的政治迫害时紧时松（按不同的政局而定）、有轻有重（对不同的教派而言）。那时，他们再没有先前的战斗性。虽然仍坚持宗教原则但不再坚持以暴力去实践原则，而是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们赚钱成功是有目共睹的。慢慢地，上流社会和土地乡绅对他们只羡不恨了。加尔文宗的经济伦理登上主流。

对宗教与政治原则的坚持转变成对安全与富足的追求。虽然加尔文宗的赚钱是为了荣耀神，但就算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也未必全是为了神，非加尔文宗的就更不能保证了。赚钱成了主流就是人人逐利。精神层面上的逞强变成物质层面上的自私。争权社会变成“争利社会”，也就是自私（个人基因）与平等（泛人基因）的组合。

图20　光荣革命前后：从争权社会演化为争利社会（从自立-平等八变图转移到自足-平等八变图）

争利之门一开，争利成为一种“文化”。光荣革命后，荷兰带进来的金融创新和全球商机刺激了英国的金融革命、农业革命以至于帝国扩充。那时，法国路易王朝的光辉开始趋暗，七年战争更使英国前景一片光明。加上务实的性格、妥协的心态、逐利的机会，对逐利的道德约束也越来越宽松。逐利导致自私（个个自私，人人逐利）和失序（觊觎之心、非分之想）。但宗教传统和等级观念提供了约束和安稳，以致没有出现人吃人的极端情况，但失序的自私仍使英国在工业革命起步时出现一个“掠夺社会”（图21之①，工业革命起步，从争利社会走向掠夺社会）。

在掠夺的心态下，自私走上极端，无论是企业家对劳工的无情剥削、发明家之间的巧取豪夺、工商利益者和土地利益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工业革命前半期（1770—1800）有极端自私的“吃人社会”偏向（图21之②，工业革命上半期，掠夺社会偏向吃人社会）。

图21　工业革命发展轨迹（来自自足-平等八变图）

但是谁也不甘心被吃。工业革命后半期（1801—1830）是被吃者的反抗：劳动阶层的乱事不断、工商纠纷的诉讼无休、土地利益频频反扑。但与此同时，社会却一片奢华和浮夸。英国好像有极端失序的“疯乱社会”偏向（图21之③，工业革命下半期：掠夺社会偏向疯乱社会）。

那时，法国革命思想不断冲击，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加剧，但政治制度没有崩溃，社会结构没有动摇，经济活力不降反升。最大功劳是等级的规范、宗教的舒缓和政治的妥协，再加上法国的拿破仑激励了这个岛国民族同仇敌忾的团结意识，淡化了很多内部矛盾。

到工业革命成功，也就是1830年之后，工业革命诞生和成长的痉挛期已过，动摇国本的危机消失，而且已累积足够的国力去处理经济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仍是人人为己，但觊觎与僭越稍有收敛，无度的自私也回归到有度的自足，不再吃人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社会下层的同情心日增（图21之④，工业革命成功后，从掠夺社会走向失公社会）。

强大和庞大的帝国提供了自由空间和发展机会。国内不得志，可以在帝国的旗帜下在海外作威作福或大展抱负，光荣的大英子民身份使英国人充满了责任感。^[11]虽然政治制度和社会等级仍要重整，以反映新的经济现实，但走向新秩序的冲动已降温了。19世纪中期的英国仍是失序（泛人基因），但已从极端自私逐利走向自足（个人基因），组合出一个“失公的社会”，但不再是“掠夺社会”，更不是吃人的“疯乱社会”。之后的百余年，它有时走向近一些的“孤寒社会”（撒切尔时代的极端自足），有时走向远一些的“互惠社会”（北欧式的福利国家），甚至有时跑得更远些去搞计划经济。

总结上面，在1776年，用文化基因法可看出工业革命成功的元素已备（资本精神、行动型性格），轮廓可辨（赚钱与科技的结合会带来标准化的生产、规模式的经济），轨迹已露端倪（土地利益与工商利益的竞争、中产的抬头、有产和无产的矛盾将会带来社会张力，但政治的妥协、等级的约束、帝国的资源会舒缓和调节这些张力，免出大乱），连未知数也不是全无征兆（法国的干扰），还可预见工业革命成功的后遗症会是消费经济和钱的世界。

有关工业革命成因的辩论使人头昏脑胀。每一个因素都有人唱反调，难道其中没有一个是原因，难道所有的因素都是原因？相信辩论者的问题出在对问题的因与果、现象与真相、基本与偶然无法分清上。但从工业革命时代前前后后的各种现象（天然资源的配置、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农业的改良、消费需求的增加、帝国与贸易的扩展、政治体制的稳定、科技的创新）去找它的成因只会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下去，终归虚无；像追影子，一步一步追上去，总追不到。因为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工业革命也是个现象，从现象去推现象只能找出相关性，很难找出因果关系。

文化基因法的假设是每个现象背后有它的基本属性（本质），会被偶然的外在因素刺激和牵动，按一定的规律（因果）而改变。文化基因法聚焦于文明现象（有别于自然界现象），假设每个文明现象（工业革命的每个阶段）背后有它的基本属性（个人基因与泛人基因的组合），会被偶然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刺激和牵动，按一定的规律（从一个基因组合转到另一个基因组合的定向性和所需的牵动力）而改变。1776年后工业革命的轨迹就是这样推测出来的，与史实相当吻合。

注：

[1] 即“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以标准化产品和标准化生产去组合材料、能源、机器和半技术劳动力。

[2] 有人说这跟他出道时从事理发职业有关：卑贱的职业驱使他拼命向上爬，但又使他对比他地位高的人卑躬屈膝。他在1787年封爵，乔治三世事后对别人说他在受封仪式上很失礼。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小伟人’不懂什么是跪，他匍匐着又跪又走的怪姿态使王上心有不忍，所以也没有叫他平身，免得使他丢脸。”那时他已是富甲天下，但在英国的等级制度面前他还是卑躬屈膝，或者乐意卑躬屈膝。这种卑躬屈膝也帮助了他向上爬。

[3] 也有例外。合伙人斯特拉特是个温驯的人，他们两家人倒很和洽。

[4] 他脑子里装的好像只有生意。有人曾与他共同生活过几个星期，却未曾听他说过一句话。

[5] 他“发明”一台以水力推动的纺机，叫“水机”，拿到了专利，但后被判无效。真正发明人是海斯。

[6] 从斯特拉特身上可以看出典型清教主义的经济道德观。他出生小农家庭，和尼达都属强烈不依归国教的长老会。1758年他改良了织袜机，想找投资者，未成。稍后，他与人合伙生产这台机器，多次离合。1762年他与织袜的尼达合伙，迅速发展起来。1769年结识阿克莱特。他俩除与阿克莱特合伙外，还共建棉厂。尼达去世后，他也与阿克莱特分手，之后成为“唯一神派”（Unitarian）教徒，认为富人是负有责任的，他是个好雇主，为员工建房子；他虽然用童工，但用的是比较年长的（10岁以上）。他自写墓志铭：“这里安息着斯特拉特，他从没有财富、家庭和朋友，倒有财富和社会名声。他没有超人智力，因此更懂珍惜知识。他度过诚实和德行的一生。未知死后会发生什么，但他完全相信如果有未来，德行与善行一定会获赏。”

[7] 精梳机（Reed maker），是织机（loom）的一部分，作用是拉紧织布时的经纱（warp）和纬纱（weft）。

[8] 这个故事是，瓦特看见水壶喷气，从而发明蒸汽机。故事的真实性不高，最有可能的是他的儿子虚构出来，以作为孩童的教育材料。

[9] 乔治三世也真是能屈能伸。1785年接见美国驻英代表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日后美国总统）时说：“我是最后一个同意分离的。但分离已成定局，无可避免。所以我要说，‘我要做第一个以友谊去迎接独立美国的国王’。”但在拿破仑封锁大陆之后，英、美交恶近十年。

[10] 欧洲商贸鼻祖荷兰当年在西班牙统治下造反，但与西班牙的生意照做。商人或会爱国，商业不能爱国，除非你不想赚钱，那你就不应做生意了。

[11] 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1813—1873），深入非洲腹地从事传教事业达30年，他的故事脍炙人口。他以女王名字去命名他所发现的维多利亚湖和瀑布。
　　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在1854年发表的《轻骑兵旅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的名句是：“他们不会反驳，他们不会追究，他们只会去做、去死……”骑兵们知道贵族上级是无能的，但也无怨地去送死，贴切地反映了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和责任感。
　　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在1899年写了《白人的负担：美国与菲律宾》（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Islands）一文，是表达英语文明的优越感和责任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