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英国，存在工业革命引发的土地利益与工商利益的冲突，劳动阶层的苦况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革命冲动，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但妥协与务实维持了社会稳定和保存了传统等级，而同时，稳定的社会和传统的等级给工业革命安全成长提供了保护伞。

纺织业领域的工业革命在10年内完成。1779年出现第一家自动化织布厂，它拥有一种结合了克伦普敦（Samuel Crompton，1753—1827，发明走锭纺纱机）、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0—1778，发明多锭纺纱机）和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85年，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1743—1823）发明机动织机；1786年，阿克莱特的工厂改用蒸汽动力，其本人也同年封爵。

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的运输业也协同发展。1776年之前开始建造的运河系统大幅度升级。1777年大运河（Grand Trunk）建成，连接中部地区（Midland）的工业据点与海港城市，如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赫尔（Hull）。1789年，建成泰晤士-塞文（Thames-Severn）运河，连接泰晤士河和布里斯托尔船道。火车与铁路出现后，真正的运输革命到来了。1801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将其制造的第一台蒸汽火车头（在没有铁轨的道路上）投入试运行；1816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注册第一台在铁轨上运行的蒸汽火车头的专利；9年后（1825）他被委派建设由利物浦（港口）到曼彻斯特（棉纺中心）的30英里路轨，开启全球火车时代。

从一开始，工业革命就制造了大批穷人——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没有工作。最初的处理办法还是沿用古老（根据1388年的《济贫法案》，即Poor Law Act的相关规定设立）的“劳动救济所”，带有“阻吓”性。这些救济所为失业者提供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但要做粗活，家庭也会被拆散，用意是“鼓励”被收容的人尽快离开去找工作。救济所内的悲惨生活令人同情，贤达之士纷纷为贫请命。1782年，《济贫法》（Relief of the Poor Act）出台，把“劳动救济所”改为“济贫院”（poorhouse），不许地方政府把当地乞丐赶到别处，要就地救济。1795年，英国南部实施“院外救济”^[1]，也就是穷人无须入住济贫院，即可领取救济金去维持生计。但是很多雇主却乘机削减工人工资，变相强迫他们去拿政府救济来补贴低工资。

贫穷问题与劳工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工业革命的硬道理是以机器取代工人。一开始，劳资双方就处于对立。1791年，曼彻斯特有工厂老板定制400台机动织机。受威胁的手工织匠放火烧厂，政府果断镇压。1799年，国会通过《组合法案》（Combination Act），禁止工人组建工会去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环境。反机器化的暴乱在1811年爆发，叫勒德运动（Ludditism）^[2]，工人们到处捣毁机器，暴乱持续了5年多。1812年国会立法：捣毁机器者处死。1813年，14名勒德分子，只经一天审讯就被判处绞刑。但各地仍然祸事不断，1819年又发生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当时有6万多人集会，要求政治改革和救济穷人，军队镇压（那时没有警察），死11人，伤数百。

高压之后，就是怀柔。工业革命带来贫穷和劳工问题，但也创造处理问题（起码是问题的表面）的经济条件。首先是童工问题。1819年的《棉厂法案》（Cotton Mills Act）禁止9岁以下儿童在棉厂工作，禁止16岁以下的工人工作超过16小时，但没有被贯彻执行。要到1832年，国会彻底调查童工问题，并在1833年制定第一部《工厂法》（Factory Act），纺织厂雇用童工的做法才真正得到约束。^[3]19世纪早期，工运不绝，高压无效，终在1824年促使国会废除《组合法案》，工人可以合法组建工会。

在济贫方面也有改善。19世纪初期，超过35%的人口活在生存线附近或以下，10%是赤贫，不能糊口。1834年通过《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全国建济贫院，安置赤贫。但根本问题（工资、工作环境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解决，到1838年，出现了“宪章运动”（People's Charter Movement，见下）。

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于1776年前后的工业革命已持续了60年，工业革命算是“成功”了，但严重的后遗症也相继出现。当初美国独立、法国革命，都在威胁英国的安定与繁荣。天助人助，英国非但平稳度过这一时期，更取得霸主地位。唯独经济繁荣后面的资本剥削对社会结构造成严重冲击，这大大考验着英国政治体制的应变力和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在此细说一下。

乔治三世登位之初，国会仍是辉格党掌控，但他倾向于托利党，终于在1770年委任诺斯为相（任期1770—1782年），接着就是小皮特（任期1783—1801年，1804—1806年）和利物浦伯爵（任期1812—1827年），半个世纪的托利天下。可以说工业革命是在托利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托利有强烈的坚持传统的倾向，支持者是土地乡绅。所以也可以说工业革命是奇妙地在农业经济和传统等级意识中成形的，而非在亚当·斯密鼓吹的自由经济和激进人士向往的平等社会中出现。这与法国革命的时代心态差不多完全相反。在整个工业革命过程中，政府（包括执政的和在野的政党）都没有指导性理论，也没有实际的经验，有的是务实的干劲和妥协的精神。可以说，天翻地覆、冒险犯难的工业革命背后是渐进的政治和保守的社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英国才没有发生大灾难。

美国宣布独立时英国的国会和人民都主战。1778年，法国正式加入战场，支持独立，稍后，西、荷也加盟。英国处于孤立状态。由于军费高昂，反战之声渐响。1780年6月，伦敦暴发“戈登大暴动”（Gordon Riots）。^[4]1780年底，英军主力被法舰队围困，被迫投降。^[5]消息传来，政府马上垮台。乔治三世接受失败，写下退位诏书（但没有发布），并下令议和。1783年的《巴黎和约》承认了美国独立，英国还要把在七年战争中辛苦得来的佛罗里达还给西班牙。随后，英国政局一度混乱。乔治干政，在1783年成功委任小皮特为相。^[6]此人是英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优秀首相之一，度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专政的大风浪，开启了近40年的平稳政局。当然，乔治三世也是功不可没。

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英国土地乡绅（多属托利党）与资产阶层（多属辉格党）大为恐慌，这反而促成他们的团结，共同抗拒法国革命思想入英。1793年，也就是法国实行恐怖统治前夕，法向英宣战。英国备战，征入息税、撤销人身保护，坚决抗法。到1795年，恐怖统治刚结束，拿破仑上场，战火稍息，但爱尔兰又出事了。

当时的爱尔兰实质上是英国殖民地。当地人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鼓舞，开始作乱。法军想趁机从爱尔兰登陆英国。在小皮特威逼利诱下，英、爱议会（都是由新教徒支配）通过《联合法案》（Act of Union），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在1801年1月1日生效。当时小皮特想收买人心，计划解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若干约束，但乔治认为解禁有违他的登位誓言，坚决反对，英国民众也反对，于是出现政治危机，小皮特被乔治免职。^[7]

取代小皮特的阿丁顿首相（Henry Addington，任期1801—1804年）虽是托利党人，但有和平主义倾向，他取消入息税（军费来源）并实施裁军。到1801年10月，英国与法国议和。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哪会真的想和？1803年，战事再起，英国人不信任阿丁顿会是个合适的战时首相，故小皮特在1804年复职，与奥、俄、瑞结盟抗法。那时，拿破仑进犯英国好像势在必行。英国上下齐心，组建规模庞大的志愿军。10月份，乔治阅兵两天，每天有50万人观看。有传乔治会亲自带兵，他说：“如果敌兵登陆，我会走在我们的队伍前面去杀敌！”^[8]1805年10月，特拉法加一役（Battle of Trafalgar），纳尔逊的海军粉碎了拿破仑征服英国之梦。但小皮特也心力交瘁，在1806年1月病逝。

就在此时，拿破仑想出了一个谁也不可能在1776年预测到的“奇策”^[9]——他要饿死英国。拿破仑封锁欧洲大陆，不让粮食与原材料从大陆运往英国，也不容许英国工业制成品运销大陆。英国工业革命能够成功要感谢拿破仑，他的封锁“保护”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种种发明不被欧洲诸国抄袭或盗用。英国有庞大的海外帝国，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市场不缺，就算粮食也只是价格稍高而已。反之，欧陆各国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有增无减，封锁只是催生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英国货物仍然能经伊比利亚半岛大量渗入欧陆。另一个缺口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丹麦、瑞典和德国。拿破仑动用30万大军在半岛拦截^[10]，被英国7万多远征军牵制（统领半岛远征军的就是日后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可以说，拿破仑的“奇策”令英国大大受益，而法国则深受其害。1812年（封锁了6年之后），俄罗斯终于受不了，遂开放与英国通商，特别是供应英海军建造军舰急需的木材。拿破仑一怒之下攻打莫斯科，走上灭亡之路。

在英国，小皮特死后，有一段极短的时期（一年多）是辉格党人掌权，但到1807年，托利党重掌政权。先是珀西瓦尔（Perceval）任相，继是利物浦，一直到1830年都是托利党天下。但是，1822年后的托利政府是“自由托利”（liberal Tories），从保护土地的利益开始，走上开发工商业获取利益。他们的想法是，暴力高压解决不了劳工和贫穷的问题，经济开发才是硬道理，同时他们看到土地的开发已近尾声，而工商业的开发仍大有潜力。于是，托利党人决定放下土地利益，转而推行利工、利商的政策。这个近180度的大转变反映了英国人的妥协和务实。妥协与务实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保存传统等级。但同时，稳定的社会和传统的等级也成为工业革命安全成长的保护伞。工业革命的轨迹从此日渐清晰。

乔治三世晚年精神病情加重，不能视政，1811年开始由王储（日后成为乔治四世）摄政。英国进入一个诡幻时代：一方面是社会动乱，政府发动对外战争；一方面是权贵生活糜烂、疯狂享受。正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摄政王生活奢华举止招摇在报章的渲染下出尽风头，连仿效不来的劳苦大众也觉得上流社会的光彩就是他们身为大英子民者的光彩。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傲慢与偏见》在1813年出版，正反映这个时代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那时，工业革命已趋成熟，工商精英也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但是劳动阶层也察觉到他们对工业革命做了贡献，但没有拿到果实，甚至做了牺牲品。微妙的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个仍然是为土地利益服务的政制和以传统等级去定尊卑的社会之内。务实的政治驱动政府从服务土地利益转向服务工商利益。谋求土地利益者和谋求工商利益者同样害怕社会不安定，但代表土地利益的国会发觉单靠高压不能根治社会不安，还需要改善社会下层的生存条件。为了借助工商业的发展巩固统治，国会做出妥协，打开工商利益集团的参政之门。工商利益集团参政并没有引发他们去夺权（起码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地暴力夺权），这是因为坚固而柔韧的传统等级约束并安抚了他们的“非分之想”。劳动阶层的不满仍在，但他们也被传统等级理念支配，尤其是对中、上层社会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着了迷，把他们作为闲谈和艳羡的对象而不是斗争的对象。当然，工商利益集团终究要取代土地利益集团的地位，劳动阶层的苦况和不满也终要解决，但英国工业领先的优势和庞大帝国的资源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物质条件。至于新旧交替能否安稳过渡，就全靠英国特色的等级制度与政治妥协的奇妙组合了。

先看等级制度如何使工商利益集团取代土地利益集团达到平稳过渡的。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到来。在战时因拿破仑封锁大陆而获厚利的英国农业和地主们如今却对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带来的粮价下降抱怨不已。他们控制的托利党国会在1815年通过《谷物法》（Corn Law），采取经济保护主义以维持国内的高粮价。^[11]该法案代表土地利益者的权力高峰。^[12]

但与此同时，军人复员，失业人数激增；战事带动的军需工业、造船业等也因战事结束而业绩下滑。工业革命使更多的工人（特别是手织的布工）失业。农业情况更为恶劣：由于圈地和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大批涌入城镇，即使是有工作的也因工资太低、粮价太高而需要救济。虽然在1816年废除了入息税，但只是让富人受益（收入高才需交税，减税只会造成富者更富）。1817年，整个经济进入不景气阶段，社会动乱有增无减。除了自1811年开始的勒德运动更趋剧烈外，特别严重的事件有1815年的“矿泉场暴动”（Spa Fields Riots）^[13]，1817年3月的“毛毯游行”（Blanketeers March）^[14]和6月的“德比郡起义”（Derbyshire Rising）^[15]，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1820年的“卡托街阴谋”^[16]。政府的反应是强硬镇压。此时的英国，危机四伏，风雨飘摇。^[17]这些都是政治权力快要易手的背景。

1822年，属强硬托利派的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1769—1822）因患精神病自杀（没有政治因素），利物浦首相趁机改组内阁，引入开明人士，改变策略，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取代政治高压。当时托利党的想法是这样子的：（1）政府除了维持法纪之外，还要鼓励经济增长，因为饼做大了，才好分配；（2）经济复苏与增长可以使激进分子（特别是工会分子）失去改革的借口；（3）经济繁荣就可以“证明”以传统和等级为基础的政权的合法性，借此去维护国教传统和等级制度，拖延对天主教的解禁并减轻国会改革的压力。推行这些政策的“四君子”就是坎宁（外相）^[18]、皮尔（内相）^[19]、赫新基森（贸易大臣）^[20]和罗宾逊（财相）^[21]。

这些政策开始偏离托利党所赖的土地利益，走向辉格党所倡导的工商利益。1827年，利物浦因中风辞职，继位的都是任期极短的首相。但在托利党掌权时代落幕之前，国会就在1828年废除了《宣誓条例》，容许非国教人士任公职。到1829年末通过了《天主教徒解禁法》（Catholic Relief Act，或称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天主教徒可进入国会，避免了爱尔兰内战危机。^[22]但同时，由国教垄断的国会也从此结束，建立于土地利益之上的等级制度也开始解体。

可以说，托利党是为了保卫国教传统和等级制度而走上了“开明”路线，在不自觉中失掉了主动。天主教解禁表面的意义是国教不再垄断国会，但深一层次的意义是土地利益集团无法垄断国会，要让位给工商利益集团，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谁也不能再垄断国会了，因为土地利益与工商利益之争很快就演变为工商利益与劳工利益之争。这也是整个19世纪的关键斗争。

天主教解禁使托利党内部分裂，保守的“高托利”（High Tory）分子认为被首相威灵顿和内相皮尔出卖了。托利政权因内讧而结束^[23]，国会再由辉格党把持。^[24]辉格党走上了为工商利益集团服务的“开明”路线。至为关键的是1832年的《政改法案》，主要是提升工商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权，一方面取消由贵族地主把持的选区，另一方面增加工业城镇的国会议席。这件事上，威廉四世是有功的。^[25]到此，工商利益集团开始抬头，与土地利益集团展开拉锯战，但要到1846年废除《谷物法》，恢复外国廉价粮食进口，使工商老板们不用提升员工工资就能降低生产成本，工商利益集团才终于击败土地利益集团。

工商利益集团抬头也是工商中产的抬头。整个18世纪，中产的经济力量不断增长，而政治力量也同时增强。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同步增强的现象在欧洲大陆是看不到的。欧洲大陆的情况是，中产经济力量增加但政治权利远远追不上，因而弄出暴力革命。英国的中产没有因为政治权利不能追上经济力量而出现不满，其主要原因是英国的社会等级架构吸纳了中产，使它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非一个政治阶级。

社会等级架构是指社会有上下、尊卑身份之别。这个架构中有“阶层”（rank，order，是个社会身份的理念，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且会有经济特征），但不一定有“阶级”（class，是个政治身份的意识，并有一定的经济特征）。^[26]阶层，作为社会架构的元素，有黏合和互认（reciprocal）的意识；阶级，作为政治架构的元素，有对立和斗争的意识。因为英国中产有浓厚的社会等级意识，所以英国没有出现欧陆式的暴力政治斗争，相反却出现一个庞大、无固定形状的社会中层，在它的边界上，一面连接贵族与绅士阶层，而另一面则连接劳工阶层，从而构成一个模糊和有机的组合。特别是在金融中心的伦敦，这个等级架构里的中间阶层对外人来者不拒，而且不断地扩张和创造大量就业。这对社会安定起到很大作用。

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中产的工商阶层人数增加，权力与自信心增强。工业和贸易使人致富，还创造新职业，如白领、技术工人。人的定义从家庭走向工作与职位。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发了财的都想为其家族弄个头衔。除了买一座乡间大宅和置办产业外，还会把使他致富的生意卖掉，以免污了名字被其他高级人士视为“要干活”（tainted by trade）的人。^[27]

到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政改期），大部分英国人仍默认英国是一个以品位和阶层组成的等级社会，认为这是最好的社会结构，并接受上流阶层的治理。^[28]英国的政治没有“社会阶级性”带来的诉求和纷争，政治家不谈集体的阶级身份，就算抗议和暴动的民众，也没有意图去颠覆这个他们也认同的历史悠久、天赋的、有效的等级社会。

那时的英国是欧洲城镇化最高的国家，城市拥挤、混乱、流动、焦躁、没有归属感，与农村完全不同。虽然传统的等级类别已不足以涵盖整个社会，但一般来说，政治影响力仍是按传统阶层分配，主要有上中下三个阶层：上层能够参与选举、立法、行政，拥有较多政治权力，他们控制选区、入选国会、垄断上下议院和内阁；中层支配地方，特别是城镇（不包括伦敦）^[29]，他们积极参与选举、助选和选区内的政事；下层是“陪衬”，他们暴动、游行、呐喊。

辉格党是带头以代表中层为己任的，认为给予后者政治选举权是维持传统等级的最佳手段。但他们又同时看不起工商中产，形容他们笨拙、自私、粗鄙、不懂礼貌、没有教养，认为靠经商起家的都太热衷时尚、豪华，热衷购买土地，妄想借此拿得社会地位，因而绝不是国家的力量和希望。托利党更视中产阶层威胁社会等级构架。更保守的托利党人如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甚至把法国爆发革命归咎于法国中产阶层的坐大：这个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阶层被财富腐化、被野心支配，把法国带进血腥的无政府暴政。

总的来说，那时的等级架构仍是非常坚固，强调服从和尊重。工商业中产绝少有严重的社会诉求和实质的政治诉求。上、中层之间，土地利益集团与工商中产之间没有基本冲突，有的只是某一人、某一事、某一地的问题，不影响整体架构的安稳。英国人把自己看作传统王制中的子民。当然有人有共和与公民的理想，也有人有被排挤和隔离的感觉，但属极少数。不合流的清教徒都移民到美、澳去了。

工商中产的意识是“竞争”。他们争取选举权和自由经济，相信无论什么家族背景和出身都可以在世上成功；强调“自助”，认为不成功是个人不努力、奢华或骄傲（典型清教精神）；强调贫穷是个人过失，认为救贫是不智，因为消磨上进心（也是典型清教精神）。他们赞成设立“劳动救济所”，以制止穷人养成依赖习惯。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收入高并不代表社会地位稳固。非但如此，竞争意识使他们经常处于与人“比较”的状态，对等级的区别反而看得更重。为此，人人想有公认和稳定的社会等级标准，暴发户更担心如何才“合格”。^[30]

正当工商利益集团将要压倒土地利益集团之际，它又开始面临劳工利益的直接挑战。工商业资本家赚钱，但劳动阶层的工资、生活没有很大的改善。^[31]奇怪的是，等级传统使下层社会依然信任当前制度和国家统一。那时，社会上充斥大量有关贵族和乡绅的参考书籍，以证明世袭贵族的价值和功用；全国上下大建哥特式建筑，以强调古代与现代的连贯性、延续性；王室大倡骑士精神、服从精神；不止在伦敦，全国上下都大搞“灿烂的大典”（great ceremonials）。游行、接见、授封，形形色色，还有庆捷、庆功、感恩、国丧、加冕。社会各阶层，上自国王，下至庶民、士兵，都共同参与。这些盛大的场面，上层可能只是“与民同乐”，但下面各阶层都有“普天同庆”的感受，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固和整体的共鸣。

1832年的政改没能把选举权延伸到劳工阶层。以代表劳工为己任的政治人物们声称这次政改是辉格政府为迁就中产出卖了工人利益。^[32]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又取消了“院外救济”，驱使穷人入住“劳动救济所”，拆散家庭（典型的清教思路：人要勤奋、自助），从而引发英国北部工业区（经济不景气地区）的大规模抗议。^[33]同时，中产阶层深受狄更斯的连载小说《雾都孤儿》（1837—1838）描写的下层社会苦况的触动，支持改革。1837年，6名国会议员和6名劳工代表成立委员会，并在1838年公布《人民宪章》6条方案，引发“宪章运动”（主要诉求包括：采用一人一票制；实行无记名投票；无资产人士可竞选国会代表；国会代表有薪酬；选区人口多寡决定代表人数；代表每年一选），最高峰时几百万人大集会。1839年到1848年，罢工、游行、暴动，无处无之。^[34]

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那年）全欧革命达到高潮。4月10日，伦敦出现大集会（政府估计有1.5万人，媒体估计有5万人，组织者声称有30万人），军队威胁说，如果群众向国会进发，军队就会介入。^[35]最终请愿失败，但群众热情未减。6月，运动分子大规模武装和操演，并准备发难，但都没能成事，主事者被捕、流放。之后，运动走上社会主义路线。这场运动颠覆了过去的精英统治^[36]，但本身也开始分裂。1848年底，热情开始淡下来。国会中的中产激进分子继续推动扩大投票权，他们所属的派别是工党的前身。

在从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中产阶层是主人（虽然仍维持社会等级），但中产与无产的“阶级”利益分歧加剧。到此，英国的等级社会引入了阶级意识。^[37]1867年政改，城镇工人取得投票权，宪章运动中的诉求大部分成为法律。^[38]到此，工业革命可算完成。^[39]

回顾一下。18世纪是没有阶级斗争的阶层社会。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带来张力，先是工商利益与土地利益之争，继而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争。18世纪末，法国革命比美国独立对英国影响更大，引发更有颠覆性和破坏力的对自由与平等的诉求。当然，农业、工业革命改变了农村与城镇的经济、生产模式、职业架构、人口分布和国家资源分配关系，但那时的保守分子不但继续把当代社会当作传统和理想化的等级社会的延续，而且积极保卫这个理想化的“旧社会”，并为之辩护。面对法国的革命意识，各阶层成功重申（甚至发明）^[40]英国等级阶层的“古老和可贵”。

乔治四世登基（1820）是政改争议最激烈的时刻；维多利亚登基（1837）与宪章运动的展开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但在他们的登基大典举行时，整个帝国内外在清楚分明的等级排序之下全体热烈地参与其中。狄更斯在他的小说里所描述的世界不是一个对立或分裂的世界，而是一个以个人性格、家庭关系、细微的社会阶层组成的世界。不同的说话口音、衣着仪表、身份地位的人，在大城市里摩肩接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世界。日后成为首相的迪斯雷利是当时最有名的“青年英国社”（Young England Group）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填补社会鸿沟的良方是重申一个传统权贵领导下的有机社会秩序：“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地位——国王、农夫、贵族或教士，最高位与最低位的都连在一起。”当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制度——“保守分子所指像猪一般的群众实在是社会中最重要、最受压迫、又最勤奋的人，他们被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支配”。^[41]

1830年的天主教解禁引起大反思。差不多所有的王室贵族、内阁成员、上下院代表，以至于一般中、上阶层，都想维持等级社会，但面对全国性的抗议声和不满情绪，该如何处理呢？当时英国政坛有三条路径。（1）1830年前主政的托利党走传统路线。威灵顿首相坚持要站稳立场，群众不满就要镇压，要重建“听命、秩序、服从”的社会。^[42]（2）1830年后主政的辉格党自命代表工商利益，但也认为要保存传统阶层，“由品位和土地自然产生的影响力（natural influence）应受保护”^[43]。他们的战略（从1820年开始）就是以投票权去让中产阶层连上上流阶层，使他们跟上流阶层一样爱护和支持传统制度（也就是支持政府）。所以在改革法案的辩论中，他们把中产阶层形容为“英国的骄傲和花朵”^[44]，因为他们相信给予中产阶层认可和肯定才可以把社会重新编织整合；把投票权发给中产阶层才可以填补上、下阶层的鸿沟。（3）托利党和辉格党以外的非当权派别的想法和两党不同，他们以“人民”（the people）来定位自己，以与“老腐败”（old corruption）相对。这个“人民”包括中产阶层（辉格政改的对象）和劳动“阶层”。1829年，伯明翰首先出现“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政治联盟”（Political Unions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运动^[45]，运动快速蔓延至全国，集会者数以万计。他们认为“国会（下议院）”的代表们与中、下阶层在财富、资产和品位上差别极大，不可能对中、下阶层有公平的看法，也无法达成共识。

1830—1832年期间，社会扰攘不息，到处集会、游行、示威，在农村还发生了暴动。^[46]中、下阶层似乎要联合起来对抗过时和尊权的旧等级。有些托利党人担心全盘崩溃：“没有国王、没有上议院、没有尊卑，等级、品位、名次全部毁灭。”^[47]威灵顿认为：“大英帝国的整个社会系统已完全改变。”辉格党人则比较乐观。他们要保护由他们坐在顶上的权贵社会秩序。他们成功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保住了等级制度，当时的格雷首相称它为“伟大的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其实这个法案给土地拥有者最大的影响力。托利党与辉格党以外的看法是，这项法案虽然不是在新兴的“中产阶层”推动下制定的，但它成功巩固了新发明出来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劳动阶级则有失望和被出卖的感觉。他们认为这项法案的推动者并没有意图推翻（或最低限度去重塑）权贵（贵族）制度，而是通过支援“子权贵”（sub-aristocracy）和中产阶层去巩固这个权贵制度。从1832年的法案拿到投票权的“中产阶级”聚焦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多于关注那些帮助他们推动政改的“劳动阶级”的利益。“劳动阶级”对“中产阶级”失望和讨厌是合理的。可以说，1832年的政改把中产阶层拉入了国会，但又制造了“阶级”意识。这才引发1867年的政改。^[48]

但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传统阶层观念仍然浓厚。当然有贫民区也有郊外别墅区，但大部分不同阶层的人都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对大多数人说，传统等级仍是最自然、普遍、悠久和天赋的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有人说：“谁能说上流阶层在哪里终止，或中产阶层从哪里开始？”这条社会等级纽带好像是无尽的、细微的和连续的。^[49]又有人说：“好几个阶层之间的实际分别是如此小——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身份或个人的影响力会影响每一个阶层。”^[50]还有人说：“从国王到农夫排序是细微的、相对的、互认的。”^[51]著名美国小说家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晚年入英籍）这样说：“无论一个外人怎么看，英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等级社会，日常生活的细节，无一不反映这事实。”王尔德曾说过，贵族制度是“英国人最美妙的虚构”。英国人，尤其是新富，对虚名的追求比法国尤甚，而且英国的贵族是没有什么实质“特权”的。这反映了英国民族性格的矛盾：务实又慕名、开明又保守、思变又传统。

1840年，政治讽刺漫画家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为狄更斯著作创作插图）画了一幅《不列颠蜂巢》（British Beehive）去描绘英国社会：画中峰巢最顶层是王室、贵族和国会，中间是书商、机械技工、纺织匠、首饰匠、玻璃匠、茶商、发明家，下层是屠夫、织匠、工匠、司机、擦鞋童、采煤者、扫烟囱者、扫街人。各层面互连的蜂巢影射英国社会等级是“最自然和不变的”，就像蜜蜂一样：勤奋和合作，各安其位。他说，这幅图“代表英国当代社会实况，以立法去干扰这个丰富的构架实在不智。图内有54个小格，代表每类的阶级和职业，最基础底层是海军、陆军和志愿军，最顶层是王冠，一边是王旗，一边是国旗”。到1867年，他再绘《蜂巢图》，基本一样。在多年的宪章运动、多次的政制改革之后，英国的等级架构依然如旧。

注：

[1] 这叫“斯宾汉姆土地制度”（Speenham land），是一批在英国东南部伯克郡的乡绅为解救因粮价过高而陷入困境的当地农民所想出来的救济办法，主要是按农户孩子数量和面包价钱去定下救济金额。这项制度多在英国南部实行，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的高粮价时期。其实早在1774年，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就试用过。

[2] 这场运动先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开始，前后历时5年（1811—1816）。其名字有两个来源：1779年一名叫勒德（Ned Ludd）的学徒捣毁两台织袜机，因以为名；还有一种说法是，诺丁汉附近的舍伍德森林中有位像传说中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式的义士，叫勒德将军或勒德王。动乱是有原因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工厂大增，但工厂只愿雇用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失业并归咎于机器。他们晚上集会，演习起事。1811年在诺丁汉郡，1812年扩散到约克郡，1813年到兰开夏郡。这场运动没有政治诉求，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除捣毁机器外，他们还袭击法官和粮商。出动镇压的军力有一段时间比英国在半岛战争中与法国作战的士兵还要多。

[3] 1833年的法案批准成立工厂督查；禁止9岁以下儿童在纺织厂工作；9—13岁儿童工作不超过每天9小时，每周48小时，并每天要受2小时教育；13—18岁的工人工作不超过每天12小时，每周69小时；18岁以下的工人不能上夜工（晚上8：30到早上5：30）。煤矿的情况更严重，5岁孩童就要下矿井。在1842年，政府立例禁止女性和10岁以下男童下矿井。1844年更禁止所有8岁以下儿童到工厂工作。1847年，规定女性与儿童在纺织厂工作不能超出每天10小时；1867年，把1847年的禁制覆盖到所有工厂（超过50人受雇的制造业）；1878年，规定所有妇女工作不能超过每周56小时。1875年，规定儿童不能做扫烟囱的工作。1850—1860年，技术工人组织工会。1880年后，非技术劳工也开始组织工会。

[4] 那时，英国的敌人包括美国独立分子、法国、西班牙、荷兰，并有谣传称法、西会合兵入侵英国。暴乱的导火索是1778年出台的《教皇党人法案》，为了增加兵源，该法案减轻了对天主教徒的压迫。反对者示威，但随后演变为暴动和抢掠，有人说是伦敦有史以来破坏最严重的暴乱。暴乱以领导人、新教加尔文宗的戈登公爵（Duke of Gordon，1751—1793）命名。此人行为怪诞，日后改奉犹太教，死于狱中。

[5] 从1776年开始，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1738—1805）到处追赶美国的革命军（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到北卡罗来纳就没有那么顺利。兵疲马倦之下，他领军在弗吉尼亚沿海地区约克镇休歇，以维持纽约方向的补给线。他在四周设置重重工事。这是1780年8月的事。华盛顿命法国的拉法耶特率美军在陆上包围约克镇，他则联同更多美、法联军从纽约沿海路开来。英海军也来解救，但被法舰队挡住。美、法联军登陆。康沃利斯被前后夹攻，没有退路，被迫在10月19日投降。英海军赶到时已经晚了。(www.daowen.com)

[6] 1783年的《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谢尔本（Shelburne）首相下台，波特兰继任，但实权落在福克斯（外相）和诺斯（内政）手上。乔治极不喜欢福克斯的政治主张与为人，认为他没有原则，尤其是对王储有不良影响。但波特兰的政府支配国会，乔治唯有强忍。乔治特别发愁的是，波特兰政府提出《印度法案》（India Bill），要改组东印度公司，把政治权力移交国会委任的委员会。乔治不是不想让国会控制印度政局，但他不满委员都是福克斯的人。下议院刚通过《印度法案》，乔治主使亲信坦普尔（Lord Temple）通知上议院的贵族，说谁支持这法案就是与他为敌。上议院否决法案。三天后，乔治解散波特兰政府（其实就是解散福克斯-诺斯联盟），委任小皮特为相，坦普尔为外相。这是1783年的事，并引出了宪法危机。国会谴责国王干预国会的表决为“反国重罪”（high crime），坦普尔被迫辞职。那时，国会大多数对小皮特敌视（尤其是因为乔治的干预）。小皮特也聪明，邀福克斯入阁，但不包括诺斯（制造了福克斯与诺斯之间的矛盾）。他的政府在国会中仍是困难重重，1784年1月就被国会投下不信任票，但他不按“无形宪法”的常规顺势引辞。这是史无前例的，但乔治支持他，不邀请福克斯-诺斯去组建新政府，并发动上议院多次通过小皮特的动议，各处地方也请愿支持小皮特。这当然影响部分国会代表的心理。伦敦市给他“自由市民”的荣誉称号。荣誉典礼结束回家，一路上由市民代表拉车，表示对他尊敬。途径一座辉格党人的集会场所，有人想袭击他。消息传开，众人认为是福克斯和同党所为。民众称小皮特为“老实的比利”（Honest Billy）来暗讽福克斯与诺斯派系的不诚实、腐败和缺乏原则。在国会中他屡次受挫，但坚不辞职。反之，对方的势力日减，很多人放弃投票。1784年3月，时机成熟，他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在乔治全力支持下，大获全胜。有史家说这“证明”乔治看透“民意”。在这个过程中，乔治对小皮特非常支持，特别在上议院增加新议席，委任小皮特的支持者。那时小皮特才24岁，在他的任内和之后，乔治大受英国民众拥戴。

[7] 将来属辉格的格伦维尔首相（任期1806—1807年）也提过此事，被乔治坚拒，但到1829—1830年乔治终于容许天主教徒参政。有人视之为传统等级架构崩溃的开始。（见下）

[8] 对中产来说（工业革命的主力，政治革命的可能带动者），乔治是反法国革命和革命意识扩张的象征。英国政制有民主包装（国会）、自由实惠（赚钱）、传统光环（等级），因此中产阶层没有受到法国革命的激进思想和工业革命颠覆现状的影响，也没有引发大乱。

[9] 这个“奇策”叫大陆封锁（Continental Blockade，或称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柏林敕令［Berlin Decree］）。1805年10月，英海军在特拉法加一役大胜法海军；1806年5月，英政府下令海军封锁法国和法盟国的港口。拿破仑知道他的海军力量不及英海军，不足以进侵英国，便决定打经济战。他知道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就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中心，便认为如果可以抵制英国贸易就可以令英国通货膨胀，导致负债，引发经济崩溃。1806年11月，他颁布柏林命令，禁止所有在他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英贸易。英国做出反应，在1807年11月下令禁止法国与英国、英盟国和中立国贸易，并派遣海军封锁所有港口。拿破仑马上颁布米兰敕令（Milan Decree），禁止所有中立国船只使用英国港口和向英政府交税。
　　对英国来说，大陆封锁驱使它积极开发新市场，开展面向欧陆的走私活动。法国海军不济事，拿破仑不能单靠在大陆设防去阻止走私，尤其是很多的傀儡政府都是阳奉阴违。短期间的雷厉风行稍为有效（如1807—1808年和1810—1812年中的一段时期），但总的来说效力不大。英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反而急速发展（尤其是南、北美洲）。但英国1807年的禁运影响中立的美国，引出麻烦。美国夹在英、法的互相封锁之间，在1807年英舰美洲豹号（Leopard）向美舰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开火，并登上美舰去捉英籍逃兵，引发美国出台对英禁运政策。但美国的禁运对美国商人的影响比对英国商人更大。加上英舰到处在美国商船上抓逃兵，而英国政府又支持美洲印第安人反对美国的西部开发，美国终于在1812年向英宣战。这次是英国打赢，还火烧白宫。与拿破仑战争相比，这只是小插曲，但对美国人心理影响很大。此后，美国人才谋求真正的“独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没有削减英、美贸易，英、美相争才是削减双方贸易的真正原因。大陆封锁也影响到了法国。依赖海外贸易的经济活动锐减，如造船、纺织、做缆绳。南方港口城市如马赛、波尔多（Bordeaux）的贸易量一落千丈。意大利的丝织业差不多被完全摧毁，但法国北部、东部和比利时南部的工业化地区却因为对英国货（特别是英国廉价纺织品）的禁运而发了财，意大利南部的农业区也得益。以贸易为主的荷兰最惨（荷兰的傀儡国王是拿破仑的亲兄弟）。总的来说，除若干地区外，欧洲出现物价上涨。拿破仑迫不得已在1810年开放法国西南港口和西班牙边境，容许与英伦有限度的贸易。1810年到1812年欧陆向英输出农产品，而英国那时刚好严重歉收。
　　英国对大陆封锁的第一反应是攻打拿破仑附庸国中最弱的丹麦。丹麦名义上是中立，但拿破仑威逼它把规模不小的海军交给法国支配。1807年8—9月，英海军炮轰哥本哈根，掠夺丹麦舰队，成功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航道，并在丹麦西岸设堡，保护走私货进入欧洲。
　　瑞典是英国盟国，拒绝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1808年法国派军入侵瑞典南部，但因英海军控制丹麦航道，未成。英海军在丹麦与瑞典离岸的小岛上修建多个堡垒，控制航道。
　　最关键的是葡萄牙与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在1793年已有互助盟约，因此拒绝加入大陆封锁。1807年，拿破仑企图掠夺葡萄牙舰队和港口，捉拿葡萄牙王室。在英海军护航下，葡王把整个朝廷和整支舰队移驻葡属南美巴西。葡萄牙人民起来反抗入侵的法军，开启了把拿破仑弄得头昏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
　　到1812年，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沙皇受不了了，开始与英国重新做生意，输出英国所极需的造舰木材。拿破仑一怒之下进攻莫斯科。60万大军，回来的不到十分之一，攻俄是拿破仑的致命伤。

[10] 半岛战争（1807—1814）是英国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稍后参加）对法国的战事。
　　首先，英、法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1807年（大陆封锁后一年），拿破仑进犯亲英的葡萄牙，借路西班牙，在1808年3月索性占领马德里。1808年8月，英国远征军在威灵顿带领下登陆西班牙，在里斯本附近击败法军。但上司约束他不要追击（当时威灵顿只是个将军，还未封爵），因为远征军解救里斯本的目的已达到。威灵顿愤而离任。
　　同年10月，西班牙抵抗法军（那时西班牙帝国解体，入侵的法军占领西班牙，各地奋起反抗，自组军队），在西班牙北部作战，英军增援。拿破仑亲来督战，在当年12月基本完成对英军的包围。英军急退，于1809年1月成功逃回英国，但统帅阵亡。
　　英国决定重新再来，委任威灵顿统领远征军，在1809年4月抵达里斯本。那时，法军南下，进逼里斯本。威灵顿从里斯本北上袭击法军，向西进攻马德里。法军增援，威灵顿退回里斯本，没有大损伤。他决定力保里斯本作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英军基地。于是在里斯本以北修建了一条长25英里的堡垒阵线，以阻击法军南下。英海军则巡弋里斯本海岸以确保军需供应。
　　有了这个基础，威灵顿就可以与法军长期周旋。西班牙各地反法独立战争在1808年5月开始，战事不断。1810年，流亡政府在加的斯（Cadiz，西班牙西南端）成立，但被7万法军包围，而当威灵顿保住了里斯本，就同时为他们撑开了保护伞和提供补给钱。他们最善游击战，牵制住拿破仑30万精锐部队。在1812年，威灵顿多次与法军交战，甚至攻入马德里（只是短时期留驻）。那时，拿破仑一方面攻打莫斯科，另一方面在半岛被英、葡联军牵制。他称半岛战争为法国的“西班牙胃溃疡”（Spanish Ulcer）。1813年是关键性的一年。6月份，威灵顿北上进袭拿破仑军（由傀儡的西班牙王率领），夺取法军全部辎重和大炮。10月份，威灵顿攻入法境。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第一支外国军队攻入法境。

[11] 主要是定下国内粮价，不允许低于此价的粮食进口，其实也压低了工人实际的工资（因为把工资花在高价粮食上就要放弃其他消费）。

[12] 当时土地利益集团的论点是高粮价鼓励开发新土地。但实情是，在全无进口情况下用以供应战事需求而开发出来的土地仍未完全用尽。

[13] 1816年11月15日在伦敦闹市一处叫“矿泉场”的游乐场上，倡议土地公有的市民爆发集会，吸引了上万人。他们原意是要上书摄政王（那时是乔治三世与四世之间的摄政期，上层社会一片奢浮），要求改选举制和济贫。第二次集会是在12月2日，有2万人参加。最初是和平游行，但后来失序，有人抢掠枪店武器，但被军队驱散，主事人被捕，后被释放。这是19世纪的第一次群众事件，政府认为是革命的前奏，决定日后采强硬政策。1816年政府修改《人身保护法案》，引发出1817年的“毛毯游行”事件。

[14] 1815年的《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粮价上升，1816年粮食歉收，人民生活更为艰难。1817年3月曼彻斯特织工匠准备游行到伦敦向摄政王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的《人身保护法案》（削减人身保护）。3月3日有2万人集合。3月10日，5000人齐集，旁观的有2万人。请愿者背着毛毯用来晚上睡觉，并显示他们是织工（因此叫“毛毯游行”）；他们强调和平示威，分10人为一小组，以免触犯《集会法》，但政府派军队驱散集会，秩序大乱，但仍有几百人向伦敦进发。骑兵追赶，有人被刺刀击伤，1人被枪杀。群众折回，政府大举捉人。据说最后只有一个人抵达伦敦，并递上请愿书。曼彻斯特地方政府认为事件背后有阴谋，说游行分子准备攻击军队和厂商，于是组织当地团练，中央也同意，最终酿成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

[15] 1817年6月9—10日，在德比郡的小村彭特里奇（Pentrich）有两三百人集合（主要是织袜工人、矿工和铁工），要闹革命，并向诺丁汉出发。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棍棒长矛，还有八支枪。政府早得细作告密，工人们一出发就被抓起来。三人问吊。

[16] 1820年1月29日，乔治三世去世。2月20日，阴谋者（主张土地公有）在卡托街（Cato Street）密会。有人建议闯入内阁晚上开会地刺杀政府大员。但政府有细作通风。2月23日，政府逮捕阴谋主脑，数人逃脱但稍后被捕，主谋4人问吊，其他人流放。

[17] 1817年，政府出台《反叛逆集合法》（Seditions Act），并取消人身保护；派“间谍”潜入不满情绪最高的工业区去窥探工人动静；用军队（那时没有警察制度）去驱散集合群众。1819年的《六条法令》（Six Acts）增加政府的搜查权力，在政治案件审理上取消陪审团；同时增加印花税以抬高报纸价格，工人买不起报纸，就不会被报纸言论煽动。到1820年，经济稍有好转，乱事才稍平。

[18] 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的政策是以维持国际和平去推进英国贸易，因此不鼓励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不支持希腊独立（1822年），又派兵帮助葡萄牙镇压起义都是为了英国利益。他成功鼓励美国实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也就是美洲事情由美洲人［美国人］处理），也是为了保障英国在美国的市场不被欧陆诸国抢走。在南美诸国争取独立的事情上英国先保留态度，等到独立完全成功才予以承认。这也是因为不想鼓励任何对合法传统政权的挑战，怕引发英国内部动乱。

[19] 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改革司法，改革刑法，改善监狱，建立警队（1829年）。1824年，他推出《工会法案》（Combination of Workmen Act），废除《组合法案》，但出现罢工潮。他在第二年又修改法律，约束工会谈判和罢工的权力。这些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同步的。

[20] 赫新基森（William Huskisson，1770—1830）鼓吹自由经济，降低进口税，放宽《航运法案》，并与殖民地开放双边互惠关税。1828年，他尝试以减税去降低粮价，因为保护土地利益的《谷物法》（1815—1846）抬高了粮价。

[21] 罗宾逊（Frederick John Robinson，1782—1859）的功劳主要是处理黄金与货币的关系。1825—1826年，六七十家银行同时倒闭。他向国民保证纸币可换黄金。为此，他命英伦银行铸金币，禁私有银行发行纸币，批准英伦银行在各地开分行，允许私人银行扩大股份。1826年，经济复苏之后，他用财政盈余偿还国债和减税，大受欢迎。

[22] 英、爱在1801年合并，很多爱尔兰人反对（特别是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的）。1823年，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1775—1847）成立“天主教联合会”（Catholic Association）对抗合并。1828年，他以绝大多数票数当选国会议员，但因为《宣誓条例》未能获准进入国会，出现宪法危机。600万支持者示威使政府寒心，遂通过解禁法案。19世纪40年代，奥康奈尔想让爱尔兰脱离英国，未遂。南爱是在1922年才独立的。

[23] 虽然在1830年大选时威灵顿仍然取胜，但他只能组建弱势政府，并很快倒台。

[24] 这是英国内政的关键转折点，此后就是辉格、托利轮流执政，后再转为自由党（由辉格衍生）与保守党（由托利衍生）轮流执政；最后自由党又分裂出工党，变成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一度光辉的辉格党就成为历史名词，象征着“开明”与“自由”。

[25] 15世纪以来，选举制度都是重农轻商，重乡轻城。古城镇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都没有国会代表（虽然它们所在地的郡有代表名额）。小城镇的选区叫“腐烂选区”（rotten borough）或“口袋里的选区”（pocket borough），都是由地方乡绅或地主贵族把持。工商利益者当然想在国会里有他们的代表，遂发起政改。那时，主政逾半个世纪、以土地利益为基础的托利党因《天主教徒解禁法》而产生内部分裂，大选败于辉格，从而开启托利、辉格轮流掌权的时代。
　　1831年，仍由土地乡绅掌权的下议院否决改革动议，首相格雷（Lord Grey）属辉格党，走“开明”路线，遂请威廉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好巩固辉格势力。威廉犹有疑虑，因为大选刚过，民情沸腾，恐生乱事。但他又听闻反对党托利党声称要在上议院（那里的贵族代表多属托利）议决反对国王解散国会，这代表国会将挑战他召开和解散国会的国王权力。在格雷力劝下，他准备亲自到上议院去终止议事（因为国王来临，国会就要停止议事，也就是不能通过任何议案）。当侍臣回报说因为事发仓促，不能预备好车马，传说威廉的反应是“我就坐出租车（hackneys）吧”。当他在国会（上议院）出现时，《泰晤士报》是这样报道的：“完全无法描述当时的情景……高贵的爵爷们的狂态和喧声……使在场旁听者惊异，使在场的女士害怕。”有位爵爷甚至扬鞭作势要鞭打政府的支持者，需要其他人把他拉住。威廉匆忙戴上王冠，进入议事场，解散国会。
　　大选随即举行，改革派取得胜利。这次，下议院大多数通过政改，上议院还是坚决反对。全国哗然，示威群众越来越暴力。首相格雷决定不接受上议院的否决（他也是上议院议长），再度提案，并建议威廉增加上议院议席，派支持他的人坐上去，好使议案通过。威廉虽然有权这样做，但他不想增加永久性的席位，就告诉格雷他只会制造一些将来可以被现有席位吸收的新席位（上议院是高级贵族和教士的议会，而某些贵族的品位是可以归纳或拆散的）。上议院这回又玩弄把戏，不直接否决议案，改为修改议案，想扭转议案的本质。格雷与内阁声称如果威廉不答应马上增加上议院席位，强行通过议案，他们就要辞职。威廉想恢复托利的威灵顿为相（他在1831年下野），但威灵顿在国会缺乏足够支持。此刻，威廉的民望跌到最低点，有人甚至向他车驾掷泥。他最后还是同意重新委任格雷为相，并答应如果上议院仍坚持反对政改，他会增加议席。上议院确实担心国王增加席位，因为这代表削权，于是大部分反对者弃权。法案在1832年通过。民众把中间的纷纷攘攘归咎于王后和王弟作怪，威廉的民望得以恢复。

[26] 到今天，英国“class”一词仍可用来指阶层或阶级。历史上，阶级意识要到维多利亚时代（1830年后）才成形。

[27] 要到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富越来越多，并具有政治支配力量后，这种来自土地经济的“干活污了名字”的说法才渐渐止息。

[28] 19世纪初，王室中人对工业发展很感兴趣，加上以土地收入为主的传统贵族开始没落，上层社会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土地贵族与工商富人的组合，特别在矿产和航运行业上。

[29] 这是工业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地方不理中央，自作主张，为工业革命成长带来弹性和灵活性。

[30] 这时出现大量有关举止、礼仪的书刊，教人怎样握手，怎样礼貌地结束对话，怎样发请柬，怎样处理指甲、口气，怎样用餐，怎样上剧院、上教堂、上书廊，坐的仪态、站的仪态，头发的样式、胡须的样式，等等。一个“新中产”绝不能在社交场合出丑。
　　大城市的近郊开始城镇化，新建的小平房、半平房开发区通通用上贵族住所的称呼，例如王室的“温莎堡”（Windsor Castle），马尔伯勒公爵的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占地2000英亩，拥有187个房间）。有钱人更想模仿贵族们的宏伟宫室。中产妇女尤其认真，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不是来自工作或职业。丈夫上班，妻子在家。她们的日常生活是她丈夫名成利就的最有效广告。丈夫赚钱就要有炫耀的家居，那时出现很多绅士家庭的“配件”：地毯、钢琴、油画，越贵越好。大量的妇女刊物鼓吹说，买奢侈家居和装饰不但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爱国的表现：一方面推动经济，一方面通过购买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珍贵的高价产品有助于巩固帝国经济。她们每天更换衣服几次，分早餐、晚餐，在家会客等。她雪白的手臂，环圈的硬裙暗示她未曾做过家务。中产们非常藐视做工赚钱，也不鼓励家务，于是出现大批女仆、厨子、仆役。就算中产低层的如文员或教师，家里都雇个“打杂的”去做“粗重工作”。
　　中产妇女如何协调奢华的生活方式和谦虚、勤俭的新教美德？那时，妇女比男性的道德观更重。她们要为丈夫建立一个安宁和贤惠的家庭“绿洲”，待丈夫从营营役役的外边世界回到家里时，可以洗净贪念、妒念，甚至淫念。做丈夫的如果有更多钱，妻子就可以做点慈善，为贫民盖房子，让他们也过过幸福的家庭生活，好让丈夫缓解一下在追名逐利中的良心不安。

[31] 劳动阶层分三等：粗工（workingman，labourer）、巧工（intelligent artisan）、有教育的工人（educated workingman）。
　　有些巧工（如造车匠）的收入会高于很多的中产，如文员。铁路发展也创造大量职位，如出租车司机、行李工、脚夫。公交车售票员可在车费上取若干工资。粗工的收入最低，仅够房租和简单伙食。有很多街贩，用骡车或独轮车去贩卖熟食、饮品、二手货和收购废料。
　　在街上赚钱的还包括脚夫（但要避开脚夫公会的地盘）；有男童为休歇的马夫拉马头，赚几毛钱，或卖报纸、卖快餐，在泰晤士河边的泥泞中捡破烂来转卖（狗粪可以卖给皮革厂、雪茄烟头可以翻制当新烟出售）；有扫街（在泥泞和肮脏的街上为体面的绅士淑女扫出一条过街道路，赚几毛钱）、行乞（乞妇可以租用孩子，甚至弄瞎、打跛孩子去赚路人同情）。晚上，有上进心和精力的会上“夜学”，学点科技、拉丁文、速记等，希望可以升为管工、监督，能看得懂报纸。女的会学法文，希望升为淑女的贴身女侍。
　　散工每早在伦敦和英国东北部海港城市的码头和船厂等人雇用，但工作是不固定的，雇主接不到订单或天气恶劣就无工可做，要等待救济或申请入“劳动救济所”。
　　妇女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有大量“廉价现成衣服销售店”（slop shop），主要是造军服和囚衣，都是手缝，但晚上工作要自己买蜡烛。
　　娼妓也很多，有些贫民窟甚至整条街都是妓寨。年轻妇女做几年，有了积蓄就去开店。妓寨性病猖獗，妓女可以入性病医院，但没有根治的方法，出院后她们大多重操故业，致使性病蔓延。狄更斯曾经想办一所收容院，但这些妇女往往不想入住。

[32] 其实辉格党从没有站在工人那边，直到1900年，部分保守党和辉格党分裂出来成立了工党，能反映工人利益的政纲才出现。

[33] 1834年托尔普德尔殉道者（Tolpuddle Mantyrs）事件，工人运动组织者被诬告而流放澳大利亚（后来翻案）。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成立，强调阶级团结、全民投票、戒酒和谴责1832年改革法案，稍后转激进，他们一般在咖啡馆、工厂集结，甚至露天宣讲。

[34] 1839年初，宪章运动分子组织伦敦全国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并向国会递交请愿书（有自组国会的意味）。6月份，130万人呈上签名书，但国会拒绝接见。大会有人建议总罢工，更有人准备起义。
　　11月，东南威尔士的纽波特（Newport）发生暴动。作乱分子设立秘密支部，暗制武器，准备攻占市府，发动全国起义，3000人进入市中心。政府逮捕了几人，将其囚禁在市中心一间旅店内，由军队看管，于是暴动者和军队发生冲突。开火中军方占尽优势，宪章运动分子被击散，约20人死，50人伤。但运动的热情并未下降。1840年1月12日，谢菲尔德（Sheffield，英国北部城市）起事不遂；1月26日，布拉德福德（Bradford，英国北部）起事也未成功——主要是因为有官方细作在通风报信。
　　1842年5月，第二次大请愿，有300万人签名。那年经济不景气，雇主大量削减工资，要
　　求恢复工资的呼声高涨。英格兰、苏格兰到处出现罢工（停止工作，直到增加工资），但是否由宪章运动分子指使至今仍不清楚。有人指是工商利益的“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中的人故意关闭工厂引发事端。从8月份开始，暴动包括破坏财物、暗袭警队，政府军队镇压，终于在9月底恢复秩序。政府秋后算账，逮捕运动分子，几百人下狱，几十人被流放海外。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就是根据1843年在曼彻斯特的观察而写成的。
　　从1843年开始，有人提出“土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成立“土地合作公司”（Cooperative Land Company，后称“国家土地公司”，National Land Company），由工人入股集资买地，然后把地分割为小幅的2、3、4英亩（8000m2、12000m2、16000m2）建房，按抽签分配。1844年到1848年间共买了五幅土地。1848年，国会成立委员会调查财务的可行性，下令关闭该公司。

[35] 后来改派代表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声称有600万人签名。国会书记称只有190万，这对运动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36] 在这期间，若干宗教团体提出基督徒不应干预政事，所有教派应特别拒绝加入政治团体，越少关注“世事”的越是神圣和值得被仿效的。当然，宪章运动中的基督徒则认为宗教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不能与政治分开，遂出现“宪章运动基督教堂”（Chartism Christian Churches）和政治宣道家，更有宗教团体发起募捐去印刷圣歌集。运动分子批评国教，特别指出国家对不同教派拨款分配的不公，并质疑国立教会的理念，提出政教绝对分开的建议。

[37] 当时政治辩论的主题是：为保存和保卫一个以等级为构架的社会，劳动阶层是否应该有参政权，也就是是否应该有投票权？他们预设等级社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但等级中的各阶层染上了阶级意识。有人担心如果不政改，会出现“阶级斗争”，削减传统阶层的凝聚力；有人担心给予劳动阶层投票权会加快带来“阶级斗争”，而国会会成为阶级利益斗争的场所。

[38] 当时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的想法是，如果一方面扩大选举权去回应劳动阶层的诉求，而另一方面重新分配选区去照顾传统的土地利益集团，就能阻挡得住阶级政治和阶级斗争，巩固“传统”的等级，巩固“天然”的体制。他说，“越大”范围的普选，“天然的权贵等级”（natural aristocracy，他是指贵族们和对传统等级意识的认同者，特别是中产阶层）会越强。保守党内的托利人（指保守党里的保守分子）则相信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阶级战争会爆发，传统阶层会败下阵来。
　　结果是，迪斯雷利“黑暗中一跳”，超额增加劳动阶层投票权，一下子多了30万选民。当时的主流说法是：权力如驯羊般可怜地从中产阶层转移到劳动阶层，从精英转移到乱民——“再见了，这些拥有大树丛、野鹿林的大宅”（指老贵族的豪宅）。

[39] 1867年之后的余波包括1867年开始不记名国会代表选举，1911年开始国会代表受薪；1918年更是开放全民投票权。同时，工人运动也开始被允许：1868年，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s Congress，TUC）成立；1871年，《工会法案》（Trade Union Act）通过。

[40] 1790年英国有效忠运动（Loyal Association Movement）。1792年春，法国革命进入高潮，对外宣战，输出革命。5月21日，乔治三世颁谕子民，“国内煽动性刊物到处传扩鼓励叛逆”，颁令各地官员有责举报。国民反应热烈，各地成立效忠社团（loyal associations）。到1794年，英法正式开战，国民更加同仇敌忾。最高峰时，“效忠志愿军”达30万。“保王、保宪、保国”口号支撑20多年对法的艰苦战事，主要是防止法国激进革命思想输入。地方上的乡绅，按自己的品位和职位去发动百姓保卫国王、宪法和社会秩序。很多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强调尊重和服从。

[41] 库珀（Thomas Cooper，1759—1839）属反国教者、国会议员；当初同情法国革命，后反对；1794年移居美国，成为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

[42] 托利党不想把选举权下放给新冒出来的中产阶层。“让小店主、小律师、思想狭隘和有偏见的人进入国会和参加议事将是大灾难”。更有人认为让中产阶层有投票权会威胁低下阶层的利益，因为只有上流阶层更能保护低下阶层（家长统治意识）。

[43] 格雷首相组成的政府是19世纪中最贵族化的。他们认为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传统阶层，但社会动乱会导致传统阶层不保。他们恐惧一般人对由贵族把持的“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s，特别是工业化城镇）选出的国会代表的反感会导致他们不再尊重品位和权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民对国会制度失去信心会导致对国会制度的基础失去信心，而这个基础是深深地嵌在社会阶层的品位和权威构架之内的，因此品位与权威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辉格党担忧如果没有政改，阶层社会会在品位混乱、财富争夺、秩序荡然之中崩溃和毁灭。因此，他们非但要保存品位，重建“安宁（tranquility）和尊卑（subordination）”，还要如罗素首相（任期1846—1852年，1882年的《政改法案》是由他所提倡的）所说的，“紧实和友善地把社会各阶层缚绑起来”，不然就是无休止的争夺和分裂。

[44] 从一开始，辉格党的领导层都是以开明自居的高级贵族和启蒙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政治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洛克即是典型）。虽然他们的政权基础渐向中产转移，他们中很多仍看不起工商中产，视他们粗鄙、没教养、妄想向上爬。但随着政治局面的改变，政治意识也很快随之改变，这反映英式政治的务实、妥协。

[45] 发起人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83—1856）本身是银行家和经济学家。1832年政改后，伯明翰才有国会代表，而他是两个代表之一。

[46] 暴动发生在1830年夏天，蔓延整个东南部，主要是抗议农业机械化，富农剥削，教会腐败。

[47] 克罗克（John Wilson Crocker，1780—1857）是国会议员，他在1832年政改法案通过后就退出国会。

[48] 称为《1867人民代表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1867，又叫《第二次政改法案》，以别于1832年的政改），把选举权授予所有在城镇居住的男性劳工。政改前，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有700万成年男性，这其中200万有选举权，政改使得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一倍。1868年底，所有男性户主获得选举权。

[49] 戴西（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英国宪法专家。

[50] 亨特（Thornton Hunt，1810—1873），《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的编辑。

[51] 斯蒂芬斯（Joseph Raynen Stephens，1805—1879），循道会牧师、劳工环境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