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是它内含的文化基因形态和组合。文明现象不会自变。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刺激或牵动文化基因的形态和组合，产生变化，才出现新的文明现象。刺激或牵动的方向和力度决定文明现象变化的类型和规模。大革命中每一个阶段来自何方、为什么会来，走向何方、为什么会走，都可以用这套规律描述和推断。

推断文明现象变化的轨迹需要以下假设：（1）一个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来自它的文化基因形态和组合；（2）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牵动这个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3）被牵动的基本属性按必然规律运动（文化基因形态和组合变动的规律），产生出一个新文明现象。必然规律是什么？这要从文化基因的不同形态之间的互动入手。

首先，每个个人基因形态（包括正与负）跟每个泛人基因形态（包括正与负）可以产出8个形态组合，也就是8个文明现象。

个人正-泛人正，例如自立-平等的互持社会。

个人正-泛人负，例如自立-失序的失义社会。

个人负-泛人正，例如逞强-平等的争权社会。

个人负-泛人负，例如逞强-失序的篡夺社会。

个人正极端，例如极端自立的冷漠社会。

个人负极端，例如极端逞强的压人社会。

泛人正极端，例如极端平等的窒息社会。

泛人负极端，例如极端失序的疯乱社会。

这就是说，有4个个人与泛人的组合——正正、正负、负正、负负；有4个个人与泛人的极端——个人正极、个人负极、泛人正极、泛人负极。这产生8种不同的文明现象。

这些文明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它们之间的互变有什么规律？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演绎。如果8个角代表上面的8个文明现象。哪个角放哪个现象？

图3　文明现象变化示意图

我们用角与角之间的距离去代表文明现象改变的难度——距离越近的越易互变，距离越远的越难互变。改变是由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刺激和牵动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文化基因的形态和组合）而形成的。因此，难与易的意思就是：角与角的距离越近，互变所需的刺激力与牵动力越小。反之亦然。这叫“距离律”。（图4）

图4　距离律示意图

个人与泛人两套矛盾基因的不断纠缠是发生在“唯一真”的文化范式之内。为此，西方文明较易走向极端，较难留在平衡。由个人与泛人组合的文明现象会自然地向个人极端或泛人极端倾斜。个人与泛人越平衡越易生变；一旦生变就会向一方倾斜；倾斜越大，回返平衡的难度就越高。这叫“稳定律”。

距离律与稳定律配合起来就可以把8个文明现象放在8个角上，如下。首先，文明现象的极端有正有负：个人正极端有与其相对的个人负极端，泛人正极端有与其相对的泛人负极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从一个极端走向与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是比较难发生的。虽然我们说“物极必反”，但是要到了极才反，而到极是很难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把4个极端的文明现象安排在对角位置上（最远距离）。（图5）

图5　极端现象与极端距离示意图

相对于极端个人或泛人的文明现象，组合型的文明现象会比较不稳，因为唯一真基因使西方文明倾向极端。所以，在一个由个人和泛人基因组合而成的文明现象中，其个人基因会走向己身的极端，其泛人基因也会走向己身的极端，也就是走到最短距离（最近）的角上。相应地，一个组合型（个人与泛人基因组合而成）的文明现象也就顺理成章地处于它相属的个人极端和泛人极端的中间，如下。

个人正-泛人正的组合放在个人正极和泛人正极的中间；

个人正-泛人负的组合放在个人正极和泛人负极的中间；

个人负-泛人正的组合放在个人负极和泛人正极的中间；

个人负-泛人负的组合放在个人负极和泛人负极的中间。

这样，8个文明现象就完全定位了。任何一个个人基因与任何一个泛人基因都可以组合成8个可以互变的文明现象，可以用一个“文明现象八变图”去示意，下面简称“八变图”。（图6）

图6　文明现象八变图

由于个人基因是以3种形态现身（自立、自足、自尊，与它们的负面），泛人基因也是以3种形态现身（平等、悯人、团结，与它们的负面），遂产生9个八角图：自立-平等、自立-悯人、自立-团结、自足-平等、自足-悯人、自足-团结、自尊-平等、自尊-悯人、自尊-团结。（图7—图15）

图7　自立-平等八变图

图8　自立-悯人八变图

图9　自立-团结八变图

图10　自足-平等八变图

图11　自足-悯人八变图

图12　自足-团结八变图

图13　自尊-平等八变图

图14　自尊-悯人八变图

图15　自尊-团结八变图

八变图（代表文化基因组合的类型）可以重叠，意味着文明现象可以在重叠的位置上下跳动，这是“转移律”。例如在图16，逞强-失序（篡夺社会）可以轻易地变为或兼为逞强-姑息（颠倒社会）和/或逞强-苟合（朋党社会），因为它们之间都有“逞强”基因。这些文明现象之间的跳动不需要很大的刺激力和牵动力。

图16　八变图重叠（以自立- 逞强基因为例）

八变图（代表文化基因组合的类型）也可以交接，意味文明现象可以在交接的位置上左右移动，这也是“转移律”。例如在图17，自立-失序（失义社会）可以轻易地变为或兼为自足-失序（失公社会），因为它们之间都有“失序”基因。这些文明现象之间的转移不会需要很大的刺激力和牵动力。而且，一旦从自立-平等的八变图转移到自足-平等八变图，文明现象的可变性就更大了。

图17　八变图交接（以失序基因为例）

做个小结：当一个文明现象要改变的时候，它会倾向走向和它基本属性最相近的另一个文明现象。基本属性相差越远，就需要越大的刺激力和牵动力。这叫距离律，是最基础的规律。还有两个相辅的规律。（1）稳定律：越极端的文明现象（极端个人或极端泛人）越能抗拒文明进化因素的刺激和牵动；越平衡的文明现象（个人与泛人的成分越平均）越容易被刺激和牵动。（2）转移律：含有相同文化基因的文明现象可以互变，不需要太多的刺激力和牵动力。这3条规律具备足够的理论强度和操作能力去演算大革命走向极端的轨迹。

这个轨迹的粗略轮廓是这样子的（图18）：从路易王朝的冷漠社会（极端自立）先到第一次革命的争权社会（自立变成负面的逞强，配上平等，产生逞强-平等）、老大社会（自立变成负面的逞强，配上悯人，产生逞强-悯人）、越权社会（自立变成负面的逞强，配上团结，产生逞强-团结），再到第二次革命的篡夺社会（逞强-平等变成逞强-失序）、颠倒社会（逞强-悯人变成逞强-姑息）、朋党社会（逞强-团结变成逞强-苟合）。

图18　文明现象变化规律：以大革命各阶段的轨迹为例

接着是革命吃人。第一次被吃掉的布里索派是想从朋党社会走向分立社会（逞强-苟合走向自立-苟合）。第二次被吃掉的埃贝尔派是想从篡夺社会走向疯乱社会（逞强-失序走向极端失序）、从颠倒社会走向滥乱社会（逞强-姑息走向极端姑息）、从朋党社会走向昏乱社会（逞强-苟合走向极端苟合）。第三次被吃掉的丹东是想从篡夺社会走向互持社会（逞强-失序走向自立-平等）、从颠倒社会走向慈悲社会（逞强-姑息走向自立-悯人）、从朋党社会走向安稳社会（逞强-苟合走向自立-团结）。第四次被吃掉的罗伯斯庇尔是想从篡夺、颠倒和朋党社会走向极端独裁的压人社会（从逞强-失序、逞强-姑息、逞强-苟合走向极端逞强）。最后，拿破仑才是真正强人，成功建成极端逞强的独裁。

文化基因法的思路是这样子的：法国的民族性格能够解释革命变得理想化；启蒙的时代心态能够解释革命理想变得多样化；当时的历史背景能够解释多样化的革命理想带来斗争；当时的关键人事能够解释革命理想多样化带来的斗争终会诉诸暴力。

文化基因法的推理则是这样子的：（1）在坚持真理只有一个（唯一真），和泛人意识与个人意识互不相让的西方文化里，（2）在倾向追求秩序并以理论指导行动的法国民族性格里，（3）在政治理论百花齐放（包括对自由和平等的多种演绎）的时代里，（4）在民生潦困、阶层矛盾重重、内奸外敌包夹、政制腐败的历史背景里，法国人需要立即做出政治选择；（5）关键人物在关键事情上做出理论性（上2）的政治选择（上4），但由于各人有不同的选择（上3），遂产生政治斗争，更由于各人坚持其选择（上1），政治斗争遂走上暴力（上4），而暴力也通过理论化而成为合法（上2）；最后，（6）理论性的政治斗争诉诸暴力就是革命，不能妥协的政治理论引发不断的暴力斗争就是不断革命，不断革命中暴力不断地递升，最终酿成恐怖。

这个轨迹中的各个阶段代表不同的文明现象，各有其基本属性（文化基因的形态和组合），经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的刺激和牵动，按必然规律（基本属性的变向和变力）而改变。具体如下。

路易王朝后期极端自立（君主、贵族与人民各自为政）的冷漠社会经启蒙思潮的刺激开始走上平等之路。自立与平等的组合理应产生理想的互持社会，但由于逞强之辈涌现（包括贵族与资产阶层），加上路易的摇摆不定，革命轨迹越过理想的目的地，过门不入，转向争权社会（逞强-平等）^[1]。在文化基因的组合上，从冷漠社会走到争权社会是个很大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刺激力和牵动力^[2]，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民生潦困、国库空虚、阶层矛盾重重、自然灾害频仍）和关键人事（路易不停换相、面包暴动不休、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提供了极度的刺激和庞大的牵动力。（图18之①）

从第一次革命（逞强-平等的争权社会）走到第二次革命（逞强-失序的篡夺社会）都含有很大的逞强成分。按距离律，第一次革命产生的争权社会（逞强-平等）应走向与其文化属性最接近的压人社会（极端逞强）。但是，第一次革命之后，当权的是米拉波的保王民主派（倾向君主立宪），主要是为中、上资产阶层利益服务，强烈地突出了第三等级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在第一次革命中，中、上阶层取消了贵族与教士的特权，但他们却成了新特权阶级（包括修改公民资格，分“积极公民”与“非积极公民”，转卖充公的土地，废除同业公会，都使他们大大得利）。相对来说，中、下阶层关注的民生问题，特别是面包的供应和价格，却从未得到改善。于是平等变成了革命的新焦点。强烈的平等理想不断地与精英们的逞强冲动互动，使革命轨迹从争权社会（逞强-平等）越过压人社会（极端逞强），^[3]过门不入，走向失序（没有次序与共识的平等），遂产生篡夺社会（逞强-失序）。^[4]如果当时有极强的人物，能够成功地把一个平等的定义强行加诸全国，那么革命或许可以结束。当然，若是如此，法国就会是个强者压人的社会（日后拿破仑的确如此）。但是，当时政治理论意见纷纷，政治权力落在松散的吉伦特派和骑墙分子手上，一方面没有一个能够折服群雄的强者，而另一方面却有很多自以为强的革命新贵，于是争权社会越过了压人，过门不入，很自然地就走上篡夺、颠倒、朋党之路。^[5]当时大动乱的历史背景^[6]和风云变幻的关键人事^[7]确是强者涌现，但却未有终极强者。在这个过程中，对平等的追求则走上了失序。（图18之②）

到了革命吃人的时期，整个社会就在篡夺、颠倒与朋党的局面下一片凌乱、恐怖。最先是吉伦特派：当权而无能，空有理论而不切实际。布里索憧憬美国式的分权而治，加上吉伦特派的权力基础平均分布在外省与巴黎，自然想从朋党社会（逞强-苟合）走向分立社会（自立-苟合），因为这会使他们在国民公会上通过议会程序以大多数席位来压倒席位少但精悍的山岳派，而在全国政局上则可以通过地方自治去抗衡权力集中于山岳派手里的巴黎。按距离律，这是一条比较长的路，需要一定的刺激力和牵动力，才能到达。但是，无论是四面楚歌的历史背景^[8]和决定命运的关键人事^[9]都没有给吉伦特派很多发力的空间。最后，非但事与愿违，更惹来杀身之祸，并开启了不断革命。（图18之③）

接着是埃贝尔派。他们要的是疯乱，也就是极端失序。^[10]按转移律，他们是同时走上疯乱、滥乱、昏乱（参考图16）。按距离律，从篡夺走到疯乱，从颠倒走到滥乱，从朋党走到昏乱都是最短距离，理应容易达到。确实，他们也差不多达到了。有利的历史背景^[11]与有利的关键人事^[12]都使他们占尽上风。但推行焦土政策镇压教乱使人憎畏，“理性崇拜”更是闹剧，最要命是触犯了罗伯斯庇尔大忌（非但在宗教意识上不合他意，在政治上也被他视为助长了反革命）。于是罗伯斯庇尔杀鸡儆猴。（图18之④）

丹东被吃，近因是埃贝尔派被整后，失去作用。但他的革命生涯也确实是一波三折。革命引发的争权社会与篡夺社会乱象都有他（前期的科德利尔派）的责任。复杂的历史背景^[13]和交错的关键人事^[14]使他与革命中人恩怨交错难分。第二次革命后篡夺社会既成，群雄对峙，他先与罗伯斯庇尔、埃贝尔联手扳倒布里索的吉伦特派，继而与罗伯斯庇尔齐力击溃埃贝尔派。但他目睹革命中生灵涂炭，生慈悲之心，要恢复启蒙理想。在文化基因属性上，路遥遥也。而且在决定政局走向的关键的几个月，他恋家退隐，以致与大局脱节。在疯、滥、昏乱的社会里，在恐怖就是德行的政局下谈宽仁只能被人利用，肯定成不了事。按转移律，他是从逞强-失序的篡夺社会，通过逞强的重叠，连上了颠倒社会（逞强-姑息）和朋党社会（逞强-苟合），这是相对容易的（图16）。但之后，他想从恐怖统治的现实走向启蒙理想：在个人基因层面上是从逞强走回自立，在泛人基因层面上是从失序走回平等、从姑息走回悯人、从苟合走回团结。无论在个人基因还是泛人基因的层面上，这些都是距离最远的，失败差不多是注定的。（图18之⑤）(www.daowen.com)

罗伯斯庇尔肯定要把不断革命的篡夺、颠倒、朋党一扫而清，走向他的启蒙理想。但他与丹东有两个不同：在政治上，他掌握实权，而丹东是闲置；在理论上，他的启蒙理想是要法国人都变得完美，而丹东的启蒙理想是接受和包容人性的缺陷。两个人都有独裁倾向，但丹东视独裁为工具（他甚至为革命建立了革命法庭和公安委员会而自己却不参与），而罗伯斯庇尔却视独裁为原则。于是罗伯斯庇尔治下的法国社会走向争权社会的孪生状态，也就是压人社会。在文化属性上这是最短的距离，而且在第一次革命之后几乎要理所当然地出现（图18）。以罗伯斯庇尔当时已有的权势，应该是易如反掌，他却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历史背景对他极为有利^[15]，他却在关键人事上出了祸。^[16]虽然再经短短的距离就可以达成目的，但他已是强弩之末。（图18之⑥）

以上是用文明进化因素（特别是历史背景与关键人事）去演算大革命走上极端的轨迹。假如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是不是代表着只要支配文明进化因素就可以改变大革命？假如当事人，特别是有能力的当事人（包括革命前的路易和革命后各阶段的当权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哪里才是契机？我们可否凭分析文明进化因素对文明轨迹的影响去寻找掌握命运的抓手？

文明进化因素是相对的（因人、事、时、空而异）和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文明进化因素可以被塑造。控制命运就是塑造、支配、选择或改变这些相对和偶然的文明进化因素，即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它们之间的相对性和偶然性有大有小。一般来说，民族性格最稳定，起码会延续好几代人；时代心态次之，但也会在一两代人之间保持不变；历史背景有远有近，远则一两代，近的就是当代；关键人事则是即时的了。^[17]

在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民族性格与时代心态都应该很明显。理论性格、追求秩序的法国民族性格与当时极端自立的冷漠社会是很相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百年的阶层矛盾都没有动摇路易王朝，起码在路易十五时代仍然如此。但启蒙思想在路易十五后期与路易十六登基之初^[18]就像狂潮般冲击社会（主要是中、上阶层）。以理论指导行动的性格碰上理论多而乱的时代，马上产出“文人共和”，从上流社会的沙龙扩展到中、下社会的政治社团。一个谁都不谈政事的冷漠社会突然间变成一个谁都只谈政事的启蒙摇篮。特权与民苦不是路易十六时代的特色，但是启蒙带动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对法国人来说，这些主要是来自英国的舶来品）使对不平的反感一下子变得尖锐。

如果你是路易，如果你知道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泛人主义的纠缠迟早会走向极端（这是西方唯一真文化基因的最终走向），你应怎样做？路易“选择”暧昧（也可能不是选择，只是昏庸），把自己包装成启蒙式的开明君王，爱才^[19]、亲民；但后来，革命要来了，他就捉人、关报。前半期的宽仁更反衬出后半期的狠辣；前半期的风雅更反衬出他后半期的狡猾。路易如果聪明，他应该知道法国的民族性格和启蒙的时代心态一定会产生对时政的不满，理论性的批判也迟早带来政治性的行动。

当然，路易的政改、税改面临极大的阻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背城借一，想通过大议会拉拢第三等级去抗衡贵族。但历史告诉我们，路易把小虎当小猫带回家捉老鼠，小虎吃掉老鼠便成了大虎，要吃人了。要认清，第三等级不是一下子都成为启蒙（尤其是卢梭）的信徒。启蒙思想先在中、上阶层传播，到第一次革命之后，才通过政治社团深入中、下阶层，才变成大虎。路易如果认识到法国民族的理论性格碰上复杂矛盾的启蒙理论就像药引插进火药筒，他就不会附庸风雅去点火了。当然，单凭舆论渠道挡不住革命，但如果存在足够顺畅且有秩序的严肃渠道，路易或许可以换来多点时间和空间去处理实质的民生和特权问题，革命大概能比较平稳地过渡到君主立宪（如英国），而路易自己也不至于上断头台了。

我们再来看看八变图（图18）。虽然启蒙思想和民族性格刺激着绝对君权的冷漠社会走向平等，路易是不可能走向共和式的平等的。可是，他完全可以主动地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拥有实权的君主面前众人平等。这样，他既保住江山（当然不再是绝对君权），也可利用平等理论去削弱贵族的特权，一方面达到税改的目的（贵族没有免税特权，国家税收就多了），一方面获得爱民的美誉（这是路易梦寐以求的）。图18显示这将是费力最小的改变（文明现象基本属性相异性最小）而得到的稳定态。可以说，路易有利用第三等级去制衡贵族的机心，但没有智慧去从理论纷纷的启蒙思潮中筛选和抽取孟德斯鸠式的君主立宪、分权而治，同时整治贵族的特权和满足人民对平等的诉求。这些，要到第一次革命之后才勉强由米拉波去替他经营。但时机已过，革命已启，路易已是完全处于被动了。

其实，在第一次革命前的好几年，路易仍有不少掌握命运、国运的机会。这里只举几个在历史背景与关键人事上的抓手。

（1）在某种程度上，他几度换相都是形势所逼，但主要还是民生（面包）问题。如果他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一点，例如不出兵去支持美国独立^[20]，财政困难会轻些，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会强些。这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不是“事后诸葛亮”。但从文化基因法的角度去看，还会看出一个更关键的点。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确花钱，但单是花钱不会带来革命，甚至税改也不会闹出革命，因为所有革命（与政变不同）都是要由意识形态推动的。关键是由于法国参战，大批法国人到了美洲，把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理想带回法国，并加以美化和宣传，使法国人对法国的政治更加不满，加剧革命冲动。路易为的是法国光荣，得来的却是王朝覆灭。

（2）财政困难在路易1774年登基时已相当严重（路易十五的挥霍和七年战争害他很惨，但他个人与王室诸人也不节俭），但还是再挨了十多年，当得知国库全空才考虑新税，召开显贵会议去寻求贵族支持。贵族对免税特权怎会放弃？路易怎会不知？但他还要等半年才去解散跟他搞对抗的显贵会议，更单方面凭着已经没有威信和实力的绝对君权去推行税改。贵族自然不会就范。之后，各地议事会（由贵族支配）纷攘不息，一年半多之后，路易才考虑开大议会，而且理由也只是为了安定债主的心（而不是减轻民间疾苦）。长期的拖延，使路易的每一个决定都完全没有主动性，好像是逼出来的，而逼他的是贵族。他的无能就是这样被贵族看穿；他对贵族的迁就也被第三等级看穿。到此，绝对君权破产。从文化基因法的角度去分析，路易王朝外强中干已久，但因为当时的法国是个泡沫中的冷漠社会，上下不通，才迟迟没有出事。但税改一事扰攘多时，尤其是在大议会筹备期间各地纷纷选出代表，开会写政见书，民怨就像决堤之水。当初是冷漠的社会，你不说，我不说，有苦自己知，如今是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文明基因法的“稳定律”是指极端社会（无论是极端个人还是极端泛人）都是比较稳定的，要较大的刺激力和牵动力才会生变。那时已是积怨、积怒多年，在表面稳定下隐藏的暴力就像火山爆发前一刻的岩浆那样，路易的犹疑给了它最大的刺激和牵动。

（3）大议会召开，第三等级离场，自成国民会议，是因为表决制度^[21]偏袒第一、第二等级。路易仍想维持三个等级的分立，一直拖延到第一、第二等级的“进步”分子纷纷转入第三等级的国民会议，他才改变初衷。大议会的原意就是以第三等级去抗衡第一、第二等级的联手，而且，在大议会召开时，路易已经不顾第一、第二等级的反对而强行增加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席位。为什么出尔反尔，去阻挠第三等级行使多数权？^[22]路易要维持三个等级分立更使第三等级怀疑他实际的立场。他虽然拖延了不到一个月，但这是致命的拖延。第三等级是在退出大议会3个星期之后才立下网球场誓言，宣誓宪法不立，绝不散会。如果在第三等级立下网球场誓言之前路易承认了国民会议，他还可以拿回些主动，但在立下誓言之后才承认国民会议就是“米已成炊”，非但处于被动，更显得懦弱或奸狡。用文化基因法来分析，这个把月的拖延就是对革命逞强者们的最大刺激，同时也给激进分子一个很大的口实去彻底改变政制——这是从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的一个很大的牵动力。

第一次到第二次革命期间，路易对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不少抓手。然而，对八月法会的先拒认后承认，对《教士还俗法》《教士民事法》《教士效忠法》的抗拒，对奥地利介入法国时的暧昧态度等，使路易的决定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当然，米拉波一死，君主立宪派就群龙无首，这是路易出逃的近因。被捉回后，有保王倾向的拉法耶特原本可以出点力，但他在稍后的战神广场大屠杀中尽失民望，赔掉了政治本钱。到此刻，革命的方向就转入共和分子手里了。

革命吃人的时期，被吃的有没有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抓手？布里索走了两个大错招，头一个错招向奥地利宣战，第二个是提出以表决方式决定是否处死路易。前者影响吉伦特派的命运最大：（1）浪费大量的政治本钱，包括说服路易开战；（2）战况不利（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使吉伦特派在立法大会上的权力受到挑战；（3）最后，吉伦特派在处理战事上的“无能”给了丹东发动长裤汉血洗杜伊勒里宫的动机和借口，使吉伦特派在第二次革命中完全边缘化，致使他们日后在路易的审判和是否处死问题上丧失影响力。

从文化基因法的角度去看，吉伦特派是想各省能够与中央分庭抗礼。为此，他们实在应该把政治筹码押在这处，而无须也不应去搞风险极大的对外宣战。战与不战绝不影响他们的实力（他们已是掌权派），也绝不会加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反过来说，因战事而引发出日后的征兵，各省配额触及了地方利益，反而冲击他们的权力基础。可以说，如果布里索以文化基因法去处事，吉伦特派应会避开动摇权力基础的对外宣战，保留主动，并会发动分布于各省的实力派去斗垮权力过度集中于巴黎的山岳派。

至于埃贝尔派，他们的抓手就少了。从文化基因法的角度去看，他们是从逞强-失序的篡夺社会走向疯乱社会。^[23]这种不顾后果的狂妄做法肯定招人围攻，因为法国民族性格倾向秩序，哪容得下不断革命？所以迟早群起而歼灭之，当然，埃贝尔搞理性崇拜也加速了其灭亡，但灭亡终是避免不了的。

丹东想“走回”启蒙理想，提出宽仁，被打成“姑息”。以文化基因法分析，从篡夺社会返至互持社会，太远了。假如他能把目标放低一点，接受当时是人人逞强的时代，就不会心存厚望。如果丹东明白埃贝尔和他的敌对关系其实是双方安全的保证，也就是说，只要埃贝尔在一天，公安委员会就不会向丹东开刀，那么，在这个微妙的环境下，他或者还有机会去“慢慢”地把革命引向比较人性。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抓手。

罗伯斯庇尔想在篡夺社会中脱颖而出，唯我独裁。历史告诉他，也告诉我们，当羽翼尽除之后，狐群狗党就有机可乘。罗伯斯庇尔如果能够包容得下丹东，他或许会安全得多，然后慢慢独裁。假若他的独裁不倾向残酷（拿破仑就懂这点），丹东也不会跟他过不去。但他太心急、太多虑，而又太小气，容不下丹东。丹东一除，他也完蛋了。

以上只说了几个命运抓手，都是可以通过文化基因法，相对容易找出来的。当然，历史的每一刻都在变化，而且变化万千，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凭“假如”去改写历史。^[24]但是，作为理论的验证，这些分析也给了我们启发：以文化基因法去演绎文明现象可以帮助我们从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角度去找出哪些因素可能刺激和牵动文明现象底下的文化属性，从而改变文明现象。关键是这些抓手是有相对性（会因人、事、时、空而改变）和偶然性（不是必然）的，因此是可以塑造（当然是有难有易，但总是有可能）和改变命运。这跟一般的“假如”（what if）有所不同：假如法国的民族性格不是理论倾向，假如没有启蒙思潮的冲击，甚至假如法国没有财政困难，没有阶层分歧……这些都不是当事者可用的抓手。我们的抓手是当事者“可用的”：假如路易不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假如吉伦特派不向奥地利宣战，假如罗伯斯庇尔不除丹东，等等。最后，当然需要当事者有智慧使用文化基因法去分析时局和分析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文化基因法。

它有一个基础假设。文明是文化的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它的宇宙观、伦理观、社会观；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基本元素就是文化基因，有四个——真、唯一、个人、泛人。一个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就是它内里的文化基因组合（也就是它的“本质”）。

它有一套核心理论。文明现象可以改变——基本属性的改变构成新的文明现象。基本属性的改变是由外在因素刺激和牵动的。它们是文明进化因素，包括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文明进化因素的出现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相对的（因人、事、时、空而改变）。文明进化因素刺激或牵动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按必然规律变动，产生新的基本属性（新的文化基因形态和组合）、新的文明现象。

它有一套操作的规律。个人文化基因有3个正面形态（自立、自足、自尊）和3个负面形态（逞强、自私、倨傲）；泛人文化基因也有3个正面形态（平等、悯人、团结）和3个负面形态（失序、姑息、苟合）。这些形态的组合产生36个文明现象：9个正正组合，9个负负组合，9个个人正、泛人负组合，9个个人负、泛人正组合。此外，个人（正与负）的极端有6个，泛人（正与负）的极端也有6个，共12个。加起来总共48个基因形态和组合，亦即48个文明现象，也应该是西方文明所有的现象。一个文明现象的变动是由偶然和相对的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刺激或牵动这个现象的基本文化属性促成的。三条必然规律决定变动的方向（走向某个文明现象）和力度（走得难或易），这三条规律就是距离律（文化属性越接近的文明现象越容易产生互变）、稳定律（文化属性越极端的文明现象越稳定）和转移律（拥有类似文化属性的文明现象之间可以换位或转移）。

我们用法国大革命走上极端的历史去验证了这套文化基因法。在特定的时空维度里（从1774年路易十六登位到1795年恐怖统治结束），这个方法的构架确有足够范围与精确度去覆盖大革命走向极端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现象（也就是可以精确地为每一个阶段定位）；足够的理论强度和操作能力去演算这些现象改变时的方向和力度（也就是可准确追踪各阶段的轨迹）。还有，这个验证帮助我们看出哪些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可以被用来改变文明的轨迹。

当然，一个案例，甚至多少个案例都不足以“证明”这个方法一定对。而且，文化基因的形态类别和组合规律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没有“必然性”。它们可以并且应该被不断地质疑、检验，需要时可以修改或摒弃。但这个元方法的架构和逻辑仍是完整的。更关键的是，一个方法的价值不在对或错，而在有用或没用。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系统、详细的验证，确实增强了我使用这个方法去推测西方文明的未来的信心。另外，我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我们用以掌握命运的抓手。这会是下卷的内容。

文化基因法用来辨别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可为文明现象定位；追踪文明现象的改变去演算（解释和推测）文明进化的轨迹；分析文明进化的因素去寻找掌握命运的抓手。我会用它来推测西方的未来，但不知道会推测出什么。也希望读者们去用一用，推一推，看看大家找出来的跟我的是不谋而合还是大相径庭。

注：

[1] 通过转移律（重叠）兼成为老大社会（逞强-悯人）和越权社会（逞强-团结）。

[2] 按图18，极端自立的路易王朝冷漠社会虽然被启蒙思想刺激，但因为被政治精英们的逞强所干扰，未能进入自立-平等的互持社会。但为何不按“距离律”落点于较近距离的极端平等的窒息社会？关键是当时精英们的逞强冲动远大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所以在极端平等和逞强-平等的选择上就果不其然多走逞强、少走平等。要注意，当时的革命精英们主要是中、上阶层，他们要的是自由多于平等（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层面上）。事实也证明精英们的重视自由在日后跟重视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的长裤汉产生严重分歧。逞强的文化心态再加上理论化倾向的民族性格不正是拿破仑对革命的批判：“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是个借口”？我们可以改成：“逞强造就了革命……平等只是个理论。”

[3] 要特别注意的是，压人社会（极端逞强）是处于争权社会（逞强-平等）与篡夺社会（逞强-失序）之间。三个文明现象都有逞强成分。按稳定律，凡是由个人与泛人基因组合而成的文明现象都比较不稳定，有走向极端个人或极端泛人的倾向。所以，争权社会或篡权社会都不稳定，都有走上压人社会的倾向。

[4] 刚好与上面相反，第一次革命从冷漠社会越过极端平等的窒息社会，过门不入，走向逞强-平等的争权社会是因为革命精英们的逞强冲动大于对平等的向往。但到了第二次革命，中、下阶层的革命群众（包括长裤汉）都是极度向往经济平等，远大于自由。这支配了精英们逞强的方向，并同时约束精英们对自由（经济）的追求。

[5] 按转移律（重叠），通过逞强的重叠，逞强-失序的篡夺社会可以相对容易地同时是个逞强-姑息的颠倒社会和逞强-苟合的朋党社会。（图16）

[6] 大恐慌带来全国暴力；各省保教、保王；外敌压境；“祖国危难”。

[7] 米拉波猝死；路易潜逃未遂；拉法耶特战神广场大屠杀；吉伦特派对外宣战；战况失利，吉伦特派向路易逼宫未遂；丹东成功发动长裤汉攻陷杜伊勒里宫，囚禁路易。

[8] 抗拒外敌和镇压内乱都是先胜后败、威望尽失；到了各路兵马杀往巴黎，法军统帅变节，所有责任都归罪于吉伦特派的主战。

[9] 布里索等人在处置路易问题和对外战争上都用了政治错招。

[10] 埃贝尔派人多同属雅各宾派。当初，雅各宾派中人有左有右。但其中的左翼势力日长，比较右倾的，尤其是有保王意识的雅各宾派中人就越来越被边缘化。到1791年6—7月，这些右倾者脱离雅各宾派，另组“保王派”斐扬会。其实，直到1791年6月20日路易潜逃被捉前，罗伯斯庇尔自己的立场也是“非保王也非共和”（当时很多人都有类似立场）。

[11] 抗外敌、平内乱中屡败的政府军要到他们加入才扭转颓势。

[12] 在科德利尔会中篡夺对长裤汉的领导地位，要挟国民公会实行恐怖统治。

[13] 路易出逃未遂，奥、普联军压境；第二次革命后挡住了外敌；全国征兵引出保王、保教分子乱事；法军先胜后败，左派乘机夺权；外敌未退而内乱加剧，更有粮荒，粮价高企，暴动不已；埃贝尔派把教乱残酷压下，也把外敌挡住。

[14] 创立激进科德利尔会；发动长裤汉攻杜伊勒里宫；再发动长裤汉制造九月大屠杀；主持军政要事，再一次发动长裤汉整肃吉伦特派；续弦恋家，退出巴黎，导致埃贝尔派篡夺了科德利尔会的领导权；重返巴黎，批判恐怖凶残，被打为姑息派；又与罗伯斯庇尔合作，清除埃贝尔。

[15] 他已有廉洁的民望；法军战场大胜，外敌威胁完全清除；内乱又平，虽然过程残酷，但却有埃贝尔派做了代罪羔羊。

[16] 最高存在的崇拜使人觉得他太趾高气扬；不断指控有人阴谋作乱闹得人心惶惶；铲除朋党使他在权力巩固的表面下看不出杀机四伏中他已经失去了屏障。

[17] 当然，文明进化因素是互相牵引的。任何的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这并未否定我们理论的逻辑，只不过提醒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去追踪因果关系，要兼顾全面地去捕捉事实真相。”这应该是所有寻真求知者应具的态度。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事后诸葛亮”。为此，我们的臆测必须有严肃的纪律，只可依靠在当时、当地可以合理地掌握到的资料和信息；绝不可以用事后的资料和信息去改写历史。文化基因法对绝对（不会因人、事、时、空而改变）与相对（因人、事、时、空而改变）的分隔是极其严肃的，这也应该是所有科学求真应有的态度。但仍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无论多少精力和时间都不可能验证所有的臆测，我们只可以是选择性地聚焦于“关键”的抓手。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验证的实在是很少，很皮毛。所以要不断验证，这也是理论建设和提升不可缺少的过程。

[18] 对法国大革命有关键影响的书籍包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733）、《老实人》（1759），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4）、《新爱洛伊斯》（1761）、《爱弥儿》（1762）、《民约论》（1775），狄德罗的《百科全书》（1751—1772）。

[19] 很奇怪的是王后安托瓦内特更是对名士们钟爱有加，包括对王朝冷嘲热讽的伏尔泰。

[20] 当然，法国此举主要是要报路易十五在七年战争败于英国手上之仇。但关键是打赢了却没有实质上的油水，只是“虚荣”。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说的“虚荣造就了革命”非但可以用来形容革命分子，也可以形容路易——“虚荣引出革命”。

[21] 三个等级分开投票而不是一视同仁，也就是说第一、第二等级加起来永远压倒第三等级。

[22] 其中，主要是路易不满第三等级自作主张，越了他的权。

[23] 当然，如果从黑格尔的角度去分析，埃贝尔率领长裤汉走向“失序”，其实也是为了追求“秩序”——他们的理想秩序（经济完全平等）。

[24] 英国（苏格兰）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最擅长这一套，他用此去重新评估第一次世界大战。学界称为“反事实历史法”（counterfactu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