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有其独特基因（真、唯一真、个人、泛人）。文化基因的不同形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文明现象。基因是有限的，基因的形态和组合也是有限的，所以文明现象也是有限的，这就是西方文明现象的总范围。大革命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现象可以从这个架构中找到，并可以追踪到与其直接相连的文化基因。

做菜需要主料、佐料、厨具、厨房、厨师，不同组合炮制出不同菜色。文化基因是文明现象的基本材料（主料）。^[1]主料支配菜色，但不决定菜色；佐料是民族性格；厨具是时代心态；厨房是历史背景；厨师是关键人事。当然，佐料、厨具、厨房、厨师都可以成为菜色的特征。例如意大利厨师会烧出意大利菜，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主料、佐料、厨具和厨房。同样地，如果厨具只用蒸笼，做出来的一定是蒸菜，无论有什么主料、佐料、厨房和厨师。我们用文化基因为主料，除了是因为我们把所有文明现象都演绎为文化的体现之外，还考虑到推测文明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有关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和必然规律，因为如果文明现象纯属偶有或偶然，就无从用理性去预测了。从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到历史背景，再到关键人事，偶有性和偶然性好像越来越大，唯独文化基因则不然。在理论上，或起码在划定的时空维度里，文化基因是绝对的（不会因时、空、事而变），普遍的（覆盖所有的人与事），所以可用作预测文明未来的不变元素。关键是要找出这些绝对的、普遍的不变元素怎样跟相对的（因人、事、时、空而异）和偶然的（不是必然发生的）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互动，产生千万的、独特的文明现象（菜色）。

文明现象不会重复，也就是说历史不会重复。历史只能给我们以端倪和启发去推测未来。每个历史“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内容和情节都是独特的。如果要通过演绎历史去推测未来，我们就得把历史故事“理论化”，也就是从“独特”的内容和情节中抽取普遍化原则和规律。

常理告诉我们，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之间是互动的。关键人事之所以成为“关键”，是因为他们的演出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刻，也就是说，历史背景定义谁是关键人物，哪是关键事件；历史背景之所以成为“背景”，是因为它们是关键人事创造历史的舞台，也就是说，关键人事决定哪些历史背景是有意义的背景。这是典型的时势与英雄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地，历史背景当然反映时代心态，但也在改变时代心态；时代心态一定受民族性格规范，但也在影响民族性格。关键是哪些历史背景反映哪些时代心态，而又在改变哪些时代心态；哪些时代心态受哪些民族性格规范，而又在影响哪些民族性格。作为文明现象的解释，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是四类不同而又相连的因素，它们内部的运作和外部的互动应该有迹可循，但又会是错综交叉且动态万千的。

如果一路追踪下去，最终的结论可能就是人类进化的终极规律——物竞天择、去芜存菁。这个结论可能对，但有啥“用”？它是宿命的：人类对自己的命运全无主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命”（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够了）。如果我们相信（也许希望）人类或可掌握自己的命运，起码一部分的命运，我们就得突破这个宿命意识。但如何去突破？

根据观察，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性格，不同时代有不同心态，不同历史提供不同背景，不同人物参与不同事件，不同事件牵涉不同人物，因此，我们或者可以合理地想象，在具体的人、事、时、空内，物竞天择终极规律的实质运作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形式和途径，也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这虽然没有解决基本的宿命，因为我们没有摆脱普遍进化的元规律，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空间去探索人类（永远是嵌在具体的人、事、时、空内）如何可以利用这些“可能性”去创造自己的命运。

假若物竞天择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大故事，人、事、时、空之异则是这个大故事里头数不清的小故事，而每个小故事里头会有更小的故事。每个小故事各有特色，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小故事。当然，大故事肯定规范了小故事的变化极限，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但在极限之内仍有很大、很多的变化空间，产生多姿多彩的文明现象。越小的故事，拥有越大的变动性。

“可变”就代表“可塑”。小故事的时空维度越小，可塑度越大。所以，人类仍有掌握命运的机会。人生几十年，在宇宙的时空维度里，就算在人类文明的时空过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文明变化是完全可以被纳入人类文明进化的大故事里的。用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大故事里，仍有很多机会去创造“我们的故事”。

但是，创造“我们的故事”不能违反大故事的总原则。“适者生存”是大故事的总原则，但有点套逻辑的味道——适者才生存，生存的就是适者——物竞无关优劣，天择没有标准。^[2]若是如此，生命的最终走向是“无望”，生命的过程更是“无趣”。但很有趣的是，没有标准的进化反给我们提供了掌握命运的契机。如果适者才能生存，那么生存者就一定具备适者的属性。谁是未来的生存者要到未来才能揭晓，但是过去的生存者绝对可以从历史中辨认出。如果我们划定一个时空维度，我们就可以追寻在这段历史、这个地方的生存者是谁。^[3]最粗浅的观察，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层次，生存就是文明的延续和繁殖。他们就是适者，他们的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可以告诉我们做“适者”的窍门。为此，我们不但有机会，还更有“抓手”去创造“我们的故事”。但我们要定下我们的故事的时空维度。

西方文化基因有它们的时空维度。“真、唯一”是在公元4世纪，奥古斯丁结合希腊理性与基督信仰时成熟的；“个人、泛人”在公元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开花，启蒙时期成长，至今至多300年（这些文化基因的内涵下面详谈）。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我谈到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大国盛衰的130年周期：西班牙（1519—1648）、法国（1648—1789）、英国（1815—1945）、美国（1945—？）。无可否认，现今的英语文明在1815年击败拿破仑之后就唯我独尊了。德国与苏联曾向它挑战，但龙头地位屹立不倒。按130年的周期，美国仍有50—60年光景。当然，以周期看历史是顶危险的。一方面，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肯定对，但绝对没用，因为没有说出什么是“久”；另一方面，说130年一转，是非常精，但很不准，因为可以影响周期的因素实在太多，太难预测。我们做个折中。唯一真基因，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验证，应该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个人、泛人基因只有300多年的历史，稳靠度要低些。但如果我们把推测未来的时间维度划定为50—60年，把空间维度划定为英语文明的世界，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稳靠程度会使人比较有信心，而且也刚好覆盖美国霸权的130年预测期限。我们就用这做“我们的故事”的时空维度吧。

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维度里，我们可以合理假定文化基因是绝对（不会因人、事、时、空而变）和普遍的（覆盖整个西方文明）；各个文化基因可以有不同的形态^[4]，基因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组合^[5]；形态与组合的改变也有一定的规律^[6]。如果这套假定是对的，文化基因形态的组合模式和它们的变动规律将会构成所有西方文明现象的基本属性和所有西方文明现象改变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是相对的（因人、事、时、空而异）和偶然的（不是必然发生的）。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相对和偶然的文明进化因素牵动着每一个文明现象里头的基本属性（文化基因的形态和组合），按着必然规律变动，产生各种各样独特的文明现象。

如果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文化基因构架，有足够的规模与精确度去涵盖所有文明现象（也就是所有现象文明的基本属性）和足够的理论强度与操作能力去演算所有文明现象改变时的方向和力度（也就是所有文明现象改变的必然规律），我们就可以把任何一个文明现象定位，追踪它的前身所在和从前身过来时的力度，推测它的后继所在和往后继走去时的力度。文明现象的变化既然是由文明进化因素牵动^[7]，按必然规律进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一个文明现象变化时的方向和力度，用必然规律去演算出各相关文明进化因素的刺激力和牵动力。我们又知道，文明进化因素是相对的和偶然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塑的。那么，通过塑造它们就可以支配文明现象的未来。这就是人类掌握命运的抓手。

怎样打造这个文化基因构架？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里我已经讨论过西方文化基因的形成和特征。现把关键部分节录一下。

图1　文明现象的本质

图2　文明现象的变化

经过千年净化，基督信仰的唯一真神与希腊理性的唯一真理相互支撑着多个世纪的欧洲大一统。“真是值得追求的”“真是唯一的”成了西方人不自觉的“自明之理”。“唯一真”文化基因造成西方人的排他性、扩张性和不接受模棱两可及矛盾并存。

“唯一真”的意义就是只有一个真。“唯一真神”就是只有这位神才是真的；“唯一真理”就是只有这条道理才是真的；“唯一真科学”就是只有这套科学才是真的；“唯一真主义”就是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是真的。“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产生三种现象。

1.信服。既是唯一真，怎能不完全拜倒？神、理、科学、主义完全支配西方人。正因如此，西方人对真是绝不随便的，对求真是非常认真的。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从众，自觉还是懵懂，西方人对他们相信的东西总是全信的、坚持的。他们会改变信念、信仰，但在信的一刻，他们绝不怀疑^[8]、绝对信服。唯一真文化基因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忠贞，负面倾向是极端。

2.捍卫。唯一真文化基因使西方人对其所信非常专一。既是唯一真，其他的就是不真，让不真（别的神）存在就是亵渎。因此，真主（神、理、科学、主义等）的信徒定要捍卫真主，不让别人亵渎。捍卫有两种：对抗敌人、打倒异端。前者是外侮，后者是内奸。敌人不接受你的唯一真，有时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无知或愚昧。异端是出卖真主、亵渎真主，罪无可赦。唯一真文化基因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刚毅，负面倾向是霸道。

3.宣扬。真既是唯一，别的就都是不真。见别人信的是不真，你怎能见死不救？唯一真神，加上基督的博爱，使西方人充满普度众生的热忱。你有责任去宣扬你的神、理、科学、主义，以使众人得救，去为众人启蒙。这并不全是自利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宣扬真神、真理的情怀。可以说，殉道者与烈士都是天真的不识时务者，但也只有在西方唯一真文化下才会涌现。唯一真文化基因产生的正面倾向是慷慨，负面倾向是扩张。

过了一千多年，维持西方道统的唯一真文化基因被两个新基因冲击。由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出自欧陆法国的内争：世族争权，全无原则，民为刍狗。创始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个个命运多舛，激发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坚持对人性、对世界的秩序乐观，对求真积极。

由洛克开启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出自岛国英伦的内战。各持己见的原则之争导致生灵涂炭。创始人（洛克、贝克莱、休谟）个个经历世态炎凉，但最终名成利就，看出生存之道有赖妥协、折中。对人性、对世事持有悲观；对真和求真持现实、功利态度。由于经验主义诞生于理性主义成为当代主流之后，所以有其先天“反理性主义”心态。

理性主义着重精神的层面，追求生命的意义。宇宙观是乐观的：宇宙是美好的，有秩序、有规律；纯、确、稳的真理是存在的，是可以寻找的，寻找的方法是内省和演绎，寻找的方向是内在的天赋理念，人人都有（理存我心）。如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伦理观的特色也是乐观，先是对神、对宇宙的乐观（宇宙是美好的），继而是对自己、对人类的乐观（人是可以慷慨的）。政治（社会）观的特色是保守中带浪漫：保守是出于理性——破旧立新往往得不偿失；浪漫也是出于理性——个人慷慨会驱动社会慷慨。三套观念带有“泛人”的味道。

经验主义着重物质的层面，追求生活的素质。宇宙观上坚持求知只可通过官能，因此真知难得，实用的知识只是种判断；对宇宙是否息息相关意见不一，但认为是与否都不是凭理性可以分辨出来的。真真难求，近真足用。伦理观上强调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必然；理智是欲望的奴隶；约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政治（社会）观上有一种基于对人性悲观而产生的现实、功利。人是自由的，也是自私的，组织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执政者也是人，会被私利腐化，因此，政府是生于被统治者的意愿，成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约法。三套观念都带有“个人”的味道。

唯一真文化基因给我们两套西方文化性格：正面的有忠贞、刚毅、慷慨；反面的有极端、霸道、扩张。个人和泛人两个文化基因就复杂多了，因为它们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形态之间有很多的组合。先看形态。

洛克的个人是“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这可以通过精神、物质与感性三个层面表露，并且有正、负、极端三面。先说正面。（1）在精神层面上，这意味着“自立”：自己管治自己（行为自己选，责任自己担），也就是不接受别人的管治。（2）在物质层面上，这意味着“自足”：自己供给自己（自己努力，不靠别人），也就是不依赖别人的供给。（3）在感性层面上，这意味着“自尊”：自己尊重自己（洁身自爱、珍惜羽毛），也就是不参照别人的尺度。^[9]

但是，自立、自足、自尊都可以被扭曲或走向极端，带上“负面”意识。^[10]（1）自立可以扭曲为逞强，意味在追求自立中，不考虑别人也追求自立。同时，正面的自立和负面的逞强都可以走上极端：自立可以萎缩为完全只考虑自己，变成自己只照顾自己；逞强可以膨胀为完全不考虑别人，变成独裁。（2）自足可以扭曲为自私，意味在追求自足中，不考虑别人也追求自足。同时，正面的自足和负面的自私都可以走上极端：自足可以萎缩为完全只考虑自己，变成自己只供给自己；自私可以膨胀为完全不考虑别人，变成独得。（3）自尊可以扭曲为倨傲，意味着在追求自尊中，不考虑别人也追求着自尊。同时，正面的自尊和负面的倨傲都可以走上极端：自尊可以萎缩为完全只考虑自己，变成自己只欣赏自己（自怜自赏）；倨傲可以膨胀为完全不考虑别人，变成独尊。

笛卡尔的泛人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通过对任何人、对所有人、对其他人三个层面表露，并且有正、负、极端三面。先说正面。（1）对“每个人”（everyone），这意味“平等”：持平公正，彼此尊重。这是“兄弟情”。（2）对“所有人”（all），这意味“悯人”：悲天悯人、济世为怀。这是“同情心”。（3）对“其他人”（others），这意味“团结”：共同努力，成全大我。这是“大我心”。

但是，平等、悯人、团结都可以被扭曲或走向极端，带上负面意识。（1）平等可以扭曲为失序，意味没有次序。同时，正面的平等和负面的失序都可以走上极端：平等的极端是完全否定个人；失序的极端是颠倒次序。（2）悯人可以扭曲为姑息，意味着不分良莠。同时，正面的悯人和负面的姑息都可以走上极端：悯人的极端是完全舍弃个人；姑息的极端是完全不分良莠。（3）团结可以扭曲为苟合，意味着不辨是非。同时，正面的团结和负面的苟合都可以走上极端：团结的极端是完全埋没个人；苟合的极端是完全没有原则。

事实上，个人与泛人的各种形态往往同时存在，产生组合。每个组合之内的个人与泛人意识会有不同的分量，又会互相提升，或互相抵消。从个人基因生出6个形态：自立、自足、自尊及其相应扭曲的逞强、自私、倨傲。从泛人基因也生出6个形态：平等、悯人、团结及其相应扭曲的失序、姑息、苟合。它们之间的交叉，产生了36种组合，可归为四类：（1）正面的个人与正面的泛人，如自立与平等、自足与悯人、自尊与团结等（共9种组合）；（2）负面的个人与负面的泛人，如逞强与失序、自私与姑息，倨傲与苟合等（共9种组合）；（3）正面的个人与负面的泛人，如自立与失序、自足与姑息、自尊与苟合等（共9种组合）；（4）负面的个人与正面的泛人，如逞强与平等、自私与悯人、倨傲与团结等（共9种组合）。另外，6个个人和6个泛人形态的极端化产生12个极端形态。总共就是48种形态组合（36种组合、12个极端）。如果这些形态成为社会（尤其是精英）的主流就产生48个不同的社会（文明）现象（表1）。【附录2：文化基因形态与组合】

表1　文明现象类型和它们的基本属性
（来自个人与泛人文化基因的不同组合，包括它们的正面、负面与极端）

这48个现象是否有足够的规模和精确度去覆盖和定位西方所有的文明现象？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现象是否“必须”用个人和泛人基因才可圆满解释，是否“只需”用个人和泛人基因就可充分演绎？还有一点要注意，48个现象里头，个人与泛人的比重是“对等”的。例如，在“互持”社会里，自立（个人基因）与平等（泛人基因）占同等比重。但在实际情况里，有时自立的比重会高些，有时平等的比重会高些，产生出不同程度的互持社会。如果自立比重高些，就会是一个互持之中稍具冷漠（自立趋极端）的社会；如果平等比重高些，就会是一个互持之中稍具窒息（平等趋极端）的社会。为此，48个现象是基本现象而已，内中会有变化，但变化应离不开基因组合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架构是完全可以且应该能够不断被深化、细化。现在用“大革命走上极端”去验证一下这个架构的功用。^[11]

大革命走上极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次革命：从路易登位到巴士底狱。

第二次革命：从巴士底狱到路易断头。

革命吃人：从路易断头到拿破仑打散革命。

实行绝对君权制的路易王朝把封建贵族的传统功能废了，君与民的脐带断了。虽然贵族特权仍在，但在强势君王凌驾之下，扰民不大。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时代，为王的外求战功，内追奢华，但国库殷实，民生无缺，打仗又不用征兵（用常备军和雇佣军），只是加点税，所以百姓甘做顺民，且享受“法国光荣”的优越感。那时代的法国百姓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上下各自为己，互不干扰，生存在不同的世界里，是个冷漠时代。

昏庸无能的路易十五，在外战无不败，丧权辱国，在内弄臣宠姬扰乱朝政。王权衰落，贵族放肆；国库空虚，税赋逼人。路易十六登位后，稍有警觉，而且受到启蒙时尚的感染，做些爱民的姿态。但他仍是生活在绝对君权的泡沫之中，以为百姓对他拥护有加。“法国光荣”的虚象使为王的以为江山长稳，拼命享受。上位者不知，也不顾民间痛苦；为民的不理，也不顾国事艰难。传说王后安托瓦内特，在革命山雨欲来之际，听说巴黎闹粮（面包）荒，问一句：“为什么他们不吃蛋糕？”^[12]无知出于无视，无视出于冷漠；一种自己只关注自己的冷漠。由于上下“不相往来”百多年，哪还会交心，有的是互相不放心。

在当时政治生活的空虚和苦闷中，启蒙运动提供了颠覆性的政治理论。这群清谈之客对政事既有不满，也有理想，并且略带犬儒；既挑拨民情，也攀附权势。他们之间互相声援，也互相骂战，总是议论多多，结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理论上的三个代表人物是提倡君主立宪的孟德斯鸠、提倡开明独裁的伏尔泰、提倡浪漫民主的卢梭。

当时的人对自由与平等都可以有不同的演绎，但追求一种理想化的自由和平等是当时心态的冲动化表现。这些典型的启蒙思想更包括了悲天悯人、团结互助。但是革命主要还是反特权，要所有人有同样的权，这就是平等——权利上的平等。^[13]可是，权是个“关系性”的理念，代表“话事”：有人有权就代表其他人不能在同一件事上“话事”。当然，启蒙也强调自由^[14]，这使人人（起码精英们）都想“话事”。但是，哪可以人人都“话事”？尤其是在理论多多、意见分歧的启蒙时期，哪来共识？于是出现一种人人都说平等、人人都想逞强的局面。各阶层之内和之间不是喊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就是戴上悲天悯人的光环，不是高举维持道统的旗帜就是贴上主持公道的金箔，就算不说舍己为人，也暗示为己更为人，这就产生了越权、争权、人人都想做“老大”的社会。可以说，从路易登位到巴士底狱，法国是从一个相对冷漠的社会，受启蒙理想的刺激和牵动，变成一个争权的社会。第一次革命是代表中、上阶层利益（他们所向往的自由与平等）的革命派夺权成功。(www.daowen.com)

第一次革命成功，绝对君权肯定不成了，但革命者仍要选择走君主立宪还是走共和，而且保王和保教会的势力仍在，所以在权力分配上和意识形态上各方面都没有共识。路易对革命暧昧是理所当然的，但他的摇摆也使法国不能平安过渡到新政制。巴士底狱事件是群众暴力首尝的胜果，凡尔赛宫游行逼路易迁往巴黎是群众暴力再得的甜头。暴力成为革命不可或缺的元素，成为革命精英必不可少的抓手，制造出法国大革命特色的长裤汉，把革命从争权带往暴力夺权。同时，革命者向教会开刀，埋下日后教乱的种子。如何去镇压教乱和抗拒外敌则成为革命精英之间逞强和夺权的契机与借口。

路易逃亡失败，左派想乘机把革命推向共和。掌权但属右的吉伦特派想输出革命，向外宣战^[15]，无奈战况不利。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发动长裤汉，血洗杜伊勒里宫，拿下路易，废王权，建共和，是为第二次革命。左派暴力夺权成功，但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开启兄弟阋墙的局面。这段时期长裤汉势力急升。虽然早在巴士底狱事件时他们就已蠢蠢欲动，到凡尔赛宫游行时却仍是乌合之众，战神广场大屠杀更显得他们不堪一击。但进攻杜伊勒里宫是对他们的一次血火洗礼，长裤汉就此成长起来了。瓦尔密一役，长裤汉更是立下大功。抗外敌，除内奸，他们的暴力被戴上卫国的光环。

第一次革命是逞强的精英们发动的争权。权争到了，尘埃稍定，大家发觉原来各人的目的是不一致的：有些想君主立宪，但有些想共和；有些想发财、想当官，但有些只想有工做、有饭吃。再来一次的革命又成功了，使大家觉得或许革命可以不断做下去，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长裤汉的介入使大家更认为暴力才是革命的硬道理。对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意义、革命成果的分配，革命精英们各执己见。长裤汉则按自己的利益支持这派、支持那派。革命不断，暴力不断，革命走向极端，要吃人了。到此，革命行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革命团结解体，是敌是我变成一种暂时性、功利性和权谋性的苟合，产生朋党政治；原先的兄弟平等变成谁都可以革谁的命，产生失序篡夺；原先的悲天悯人变成良莠不分的姑息，形成颠倒是非的社会。

首先遭殃的是布里索和他的吉伦特派。他们的势力在巴黎和外省参半，所以主张松散的、各省相对独立的共和。可以说在当时逞强和失序的政局下，他们的理想是地方多拿自主权。这跟势力基础尽在巴黎、力主中央集权的极左山岳派分子自然有很大分歧。吉伦特派虽说是温和的，但也颇懂得利用群众暴力。战神广场大屠杀的示威是由他们先发动的；^[16]外战失利，欲挽回颓势时，他们又再次发动群众逼宫路易。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社会中，他们想巩固自身的朋党力量，形成中央与地方分立之势。以巴黎为权力中心的山岳派怎能容下他们？

埃贝尔派与布里索派完全相反。他们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他们的势力完全在巴黎，甚至在巴黎最穷困的地区。长裤汉是他们的政治本钱；暴力是他们的政治工具，也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在政治意识上，除了强烈的反宗教外，就是绝对平等——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完全没有等级的平等。他们对长裤汉的吸引力就是这个完全失序的平等。大部分长裤汉都是经济挂帅：谁给他们好处，他们就跟谁（苟合），谁纵容（姑息）他们，他们就捧谁。当然，如果好处没了，纵容少了，他们就造反。埃贝尔派最懂得利用这点，尤其是在第二次革命之后，中、上阶层与下层民众争夺经济利益之际，他们成功发动长裤汉逼使国民公会实施恐怖统治。但成之者也可以毁之。当埃贝尔觉察出公安委员会要对他们开刀时，就发动长裤汉“起义”，但无人响应。史书未说明原因为何，想是长裤汉们已看穿埃贝尔派是没奶的娘了。在当时已经失序的社会里，埃贝尔派要走向极端失序；在是非颠倒的社会里，他们想走向极端颠倒；在朋党横行的社会里，他们要实行最极端的朋党政治；于是人们群起诛之。

丹东发动第二次革命为革命立下大功，但他觉得当权的吉伦特派不冷不热的共和会是革命的大患。他的科德利尔派带头发动长裤汉，以炮口对准国民公会，要后者马上交出布里索及其同党，成功了。这当然不是丹东头一次利用长裤汉：第二次革命血洗杜伊勒里宫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较量，跟着的九月大屠杀是最残酷的一幕。个人魅力和逞强性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长裤汉的精神领袖，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与坚持使他对革命阵营的摇摆（尤其是吉伦特派）感到焦躁。革命走上极端暴力，他应负很大责任。当他领导多时的科德利尔会被更疯狂的埃贝尔派篡夺权力，他已是噬脐莫及；再看到由他一手促成的革命法庭和公安委员会涂炭生灵、滥杀无辜，他自然心存歉意，宽仁之念遂生。他想把革命从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之中解救出来，走回启蒙理想的平等、悯人、团结，却惹来杀身之祸。

剩下的只有罗伯斯庇尔。他最后倒下也是因为他想做强人，他想做卢梭设想的理想独裁者——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才干去挽救共和。一方面是抱负，一方面是野心。他有政治理论，也有手段，发动长裤汉暴力夺权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埃贝尔被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逮捕后，是罗伯斯庇尔发动长裤汉“起义”去救回的（但这不妨碍他日后因政治理由去干掉埃贝尔）；吉伦特派用来打击极左分子的十二人委员会也是由他发动长裤汉去强逼国民公会“解散”的。他凭借朋党，尤其是雅各宾派，挤上最高权位。但多疑、脸皮薄使他羽翼尽失。他是米拉波的反面：米拉波贪婪，但知人，有能者赶也赶不走；罗伯斯庇尔廉洁，但忌才，有能者留也留不住。他以朋党政治起家，但最后却孤立了自己。他的革命超越政治，他要改造法国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社会里他的极度逞强性格使他在自以为是、追求最高个人和公众德行之中走上唯我独断。罗伯斯庇尔以卢梭的理论去为他的独裁打造道德光环。光环造成了，但独裁却保不住。

拿破仑才是真正的强人，能够成功压服众人。革命把逞强之辈一一吃掉后，拿破仑以真正强者面目出现，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当然，到大权独揽后就索性称帝了。

总结一下革命走上极端各阶段的社会现象。

第一次革命是从冷漠走向争权、越权、老大。

第二次革命是从争权、越权、老大走向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

革命吃人可以分为几段：

（1）布里索派的主题是中央与各省分治，表现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局面下倾向分立。被权力集中于巴黎的山岳派干掉。

（2）埃贝尔派的主题是暴力泛滥，表现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局面下走向更疯、更滥、更昏的乱。被感受到威胁的公安委员会干掉。

（3）丹东派的主题是从暴力走向宽容，表现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局面下走回启蒙理想的互持、慈悲、安稳。也被感受到威胁的公安委员会干掉。

（4）罗伯斯庇尔的主题是彻底改造法国人，表现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局面下走向极端逞强。被感受到威胁的公安委员会的同僚、布里索派的残部、埃贝尔派的余党和丹东派的同情者合谋干掉。

（5）拿破仑的主题是“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是个借口”，表现为在篡夺不断、是非颠倒、朋党横行的局面下走向真正的压人独裁，成功了。“革命已经过去……我就是革命。”

以上对大革命走上极端的分析，得出15个社会（文明）现象，全部都可以在我们的文化基因构架里找到^[17]（表2）。这就是文化基因法的基础。

表2　法国大革命走上极端各阶段的社会现象

当然，这并没有“证明”^[18]我所选的文化基因形态（个人正、负和极端，泛人正、负和极端）和以这些形态组合而成的构架有“足够的规模与精确度去涵盖所有文明现象”（见上，有关文化基因法构架的特征），但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去进一步探讨这个构架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强度与操作能力去演算所有文明现象改变时的方向和力度”。这需要追踪文明现象变化的轨迹。

注：

[1] 要注意，我们聚焦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所以把文化基因看成主料。如果聚焦点是生理、生态或环境与文明的关系，生理基因、生态基因、环境基因就是主料。有名的例子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1997。
　　还有一个环节要弄清楚：人的因素和大自然的因素要分开。我们关注的是人，包括支配历史与被历史支配的人。1783年冰岛火山爆发引起天气变化，导致歉收、粮荒、民愤，是大革命的导火线之一。火山爆发以致失收是革命的历史背景，但属于自然因素，与人无关；但粮荒引发的民愤就牵涉人性与制度对革命的影响，这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又例如1791年4月米拉波猝死导致路易出逃是第二次革命的主要导火线。米拉波之死是重要历史背景，但属自然因素，与人无关（虽然米拉波的放纵生活也是他猝死的原因之一，而他的死确实影响革命的进程，但他“怎样”死则与革命无关），路易为什么要逃才是发动第二次革命的人为因素之一，而人的因素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

[2] “适者生存”虽然是达尔文所创，但主要是由斯宾塞推广，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味道，有种族优越和帝国主义的倾向，现已少用。

[3] 当然，我们用的时空维度有可能划错，也就是说，生存者可能在划定的时空维度之后或之外马上被淘汰。时空维度越小，出错可能性也越大。

[4] 形态是一个基因显露的方式。例如“个人”基因的形态可以是“自主”“自足”“自尊”；“泛人”基因的形态可以是“平等”“悯人”“团结”。本章稍后有详细的演绎。

[5] 指“泛人”基因（包括不同形态）与“个人”基因（包括不同形态）的组合。

[6] 指形态改变和组合改变的规律。

[7] 一般的历史研究都没有深究为什么通用的文明进化因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能解释文明现象的过去，但却不能推测文明的未来（起码推不准）。一般的辩白都是指出这些因素的相对性、偶然性、不可重复性。若真是如此，用这些因素去解释过去也可能是巧合或附会，而不是一定对（或理性）的，这就变成“随意”（或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果我们接受（大部分人都接受）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关键人事真是相对的（也就是按人、事、时、空而改变的）但又不接受（起码不完全接受）历史现象是完全偶然的，我们就得找出“非偶然因素”的所在（这也是一般对历史现象解释的空白之处）。这些“非偶然”来自绝对的（起码在一定的时空维度里是绝对）、普遍的（起码在一定的覆盖范围里是普遍）文化基因。绝对的、普遍的文化基因（包括各种形态和组合）被相对的、偶然的文明进化因素牵动，产生出非偶然，但是独特的文明现象。

[8] 现代西方（英语）强调怀疑和相对。但是他们怀疑就是绝对怀疑（没有任何东西不须怀疑）；他们相对就是所有事情都相对（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相对）。可以说，他们的怀疑是绝对的，他们的相对也是绝对的。

[9] 当然，个人基因可能不只有精神、物质与感性三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也可能不单是自立；在物质层面上，可能不单是自足；在感性层面上可能不单是自尊。但纵观西方现代史，过去的300年其实就是个人与泛人基因的纠缠，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文化基因的形态能够捕捉和演绎西方文明的大部分现象。下面会有更详细的描述和验证。

[10] 这里，负面不是反面的意思，是扭曲。例如，自立的反面是不自立，因为不自立带有依靠别人的意味，也就是非个人，不再属个人的范畴了。自立的扭曲是“逞强”，仍是属个人基因的范畴。下面有更详细的演绎。

[11] 一个案例不足以验证构架的规模，因为它不保证其他案例涉及的文明现象能在构架中找到。任何案例都只能验证构架的精确度，而且只能验证案例牵涉的部分。就算有大量案例的验证，也不能“完全”保证构架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只可增加它的可信度而已。所以我们仍要通过不断验证去完善构架的规模，提升它的精确度。

[12] 这是革命传说之一，很难证实，但也反映了时人对王室冷漠的反感。

[13] 发动第一次革命的资产阶层反对的特权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第6条有关平等的定义上表达得很清楚：“所有公民，在法律眼中是平等的，应可平等地按他们的德行与才能，而非其他的识别，去取得名位与公职。”当然，下层百姓追求的平等则是经济上的平等。

[14]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这样写：“自由在于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因此，每个人可以行使他的天赋权利，只要是不超过为保障其他人享受同样权利而设的界限。”这是典型的英式（洛克式）自由。

[15] 主战与拒战点燃了共和分子内部分裂的引线，并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对外革命战争。每次战争的输赢总牵起党争。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一役挡住外敌，国民公会就废国王，立共和；1793年4月，内尔温登一役战败之后，吉伦特派开始与山岳派做殊死斗；1794年6月，弗勒吕斯一役大捷之后，公安委员会开始内讧，引发热月政变。

[16] 他们在上午发动群众，虽然情况紧张，但最后还是散去了。下午由科德利尔派再次启动的暴动最终酿成大屠杀。

[17] 如果文化基因法真的可以用来解释过去和推测未来，这些现象必须可追溯到它们的文化属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不同形态的组合。例如篡夺社会必须是来自逞强与失序的组合。王弟篡夺王兄的权力，奸臣篡夺国王的王位，都叫篡夺，但不能叫篡夺“社会”。我们关注的是社会现象。因为如果不是社会现象，我们就不能用文化基因法去解释或推测。还有，逞强与失序造成篡夺社会，但其他因素也可以造成篡夺社会，例如贪婪或恐惧。我们关注的不是所有的篡夺社会，而是由逞强（一个个人文化基因的形态）与失序（一个泛人文化基因的形态）组合而成的篡夺社会。文化基因法的成败取决于此。

[18] 这是“证明”不了的，因为就算覆盖所有过去的文明现象，也不代表它能覆盖未来的文明现象。但是，不断的验证一定会提升文化基因法的可靠度和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