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能缺一。人类历史是由人和事组成的，是人类经“历”过的“史”实。在大革命过程中，每个关键人物或事件都有与其因果相连的历史背景。

有史以来，人类就被“人”吸引，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代表性的人物；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变更总有一些划时代的人物。这些人物以他们的魅力、机敏、智慧和政治手段，又或者由于他们的愚昧、卑劣、无知、丑恶，决定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是，把这些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对历史的解释，也就是“以伟人去论历史”^[1]（the Great Man Theory of History），只是19世纪的旧事了。

卡莱尔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行实。”通过他们个人的特征和上天安排的际遇，他们塑造了历史。他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迹》分析了几个“英雄”，包括穆罕默德、莎士比亚、路德、伯里克利^[2]、拿破仑等。

这套历史观曾在19世纪大行其道。《大英百科全书》的第11版（1911年）就是以大量篇幅去详细描述历史人物，甚至把当时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也作为名人传记的一部分，也就是把历史放在人物之内，而非把人物放在历史之内。^[3]如果你要在那时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去找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人大迁移的史实，你还得到“匈奴王阿提拉”^[4]的传记中去找。

很多19世纪的哲学家也走上这条“伟人”思路。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1873—1876）中指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达成他的最优品种。”^[5]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恐惧和战栗》（Fear and Trembling，1843）中是这样说的：“可以把跌倒的一刻变成站着和走着的一刻，可以把生命的乱动变成一种漫步，完美地结合超凡与平凡——只有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才可以做得到——他们就是唯一和独有的天才（prodigy）。”

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这些英雄就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代理人，“世界-历史”（World-Historical）的化身：他们不是创造历史，而是开发无可避免的未来。“伟大的‘历史性人物’（historical men）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个人的目的连接上世界精神”。卡莱尔就是这样说的：“大自然创造伟人，也创造所有其他的人，但不是用同一个模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赋，但我们关注的往往只聚焦于他们不同的际遇和处境。但际遇和处境只可以用来解释普通人做普通事。际遇和处境可以把一个有做工匠天赋的人做成为一个铁匠、木匠或石匠；但他也只可以是个铁匠、木匠、石匠，技止此矣……一个伟人是从什么际遇和处境产生出来？一个有英雄本质的人物，他将会成为一个征服者、君王、哲学家还是诗人？他与他的世界之间有一套复杂的、无从解释的矛盾关系！他会从世界中看出一套法则；而世界会有一套他能够看出的法则。这个世界容许他、要求他去干的事就是这世界上最关键的事……”

卡莱尔还意犹未尽地说：“这个年代最大的诅咒（curse）是‘肤浅的怀疑主义’（Sceptical Dilettantism）。这个诅咒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未到那天之前，它会被视为人类的最高成就，它使我们变得残废、盲目、瘫痪，使我们对伟人失去崇敬之心，甚至辨认不出什么是伟大。我们崇拜表面（上的伟大），大多数人甚至不相信表面底下有什么真正值得崇拜的真东西……希望上天眷顾，人类有一天会把表面崇拜扫光，代之以一种真诚……英雄崇拜永不消失，也永不能消失……忠诚（loyalty）与权威（sovereignty）是世上常存的，因为它们并不会落在表面和虚像上，而是落在真诚和真相上。英雄崇拜不是闭上眼的，不是个人的想法，是睁开眼的，是真有所见的！”“不要放弃英雄崇拜，而是让我们都成为英雄。如果英雄是一个忠诚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人人忠诚？……英雄崇拜永远有，到处有……英雄崇拜就是从我们的兄弟身上看出一点神的品质！”

19世纪也同时是历史社会学的时代，历史社会学把历史的研究聚焦于历史的“动力”（force），而非历史的“人物”。此中，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对“英雄论”批评得最为尖锐，认为它是原始、幼稚和不科学的。他的见解是，英雄乃历史的产品，也就是历史造英雄，不是英雄造历史。在《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中他这样写道：“你必须承认，长期和复杂的因素产出人类，人类慢慢地发展产出社会，这是创造一个伟人的过程……在他能够重做社会之前，社会先做成他。”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托尔斯泰走到同一个结论。他认为人是历史的奴隶，而历史是神的旨意。同期的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也是典型的斯宾塞理论者，坚持人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环境与个人互相塑造，犹如进化论中环境与物种的互动。今天，学界主流是否定“英雄论”的。

其实，斯宾塞的批评也是很表面的，是典型的“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ism）。他既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自然地把“社会动力”（social forces）作为一切人类行为的解释。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意识形态，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去把人类从社会压迫和扭曲中解放出来。问题是，如果“人”是社会塑造的，他用什么去塑造社会？更关键的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被社会所支配的，他从哪里认识到他需要塑造社会？最基础性的社会学前提是“社会有没有意识？”如果没有，怎么可以说它“塑造”人？如果有，它怎么可能会让人“塑造”它？如果只是说社会“影响”人，那就合理不过了，但若是如此，有什么不会“影响”人呢？

斯宾塞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批评卡莱尔：“没有能力去‘科学地’演绎社会现象。”因为卡莱尔“视文明的进程为某些名人的行事记录”。斯宾塞把英雄论视为人类原始的、未有文明之前的传统（他特别指出基督宗教前身犹太教古经中的历史人物，如亚伯拉罕、撒母耳、大卫等）。他认为英雄论是所有“野蛮人”都有的倾向，并举出以下理由：

（1）对某些人物的特别爱憎是人类共性，野蛮人或市井之徒都是如此，因为他们爱听故事，无论是警察的报告、法庭的档案、离婚的记录、意外事故的报道，还是出生、死亡、婚姻的表册。就算是道听途说、是是非非，男人爱之，女性尤甚。极少数人能够从许多的故事中抽象、概括；绝大多数就是以故事论世事。（2）英雄事迹往往被视为有教化作用。这种寓教化于娱乐的形式特别吸引人。读名人传记会使人懂事明理就是一举两得：既满足听是非的冲动，又满足求知识的幻觉。（3）故事性的东西简单易懂，但需要你不求甚解。正如故事把神以他大能之手创造天地说得有条有理，但你不能深究这只大能之手实在是什么样子的；正如故事把伟人以他伟大的行动去创造社会说得引人入胜，但你不能深究这些伟大行动实实在在怎样改变了社会。斯宾塞认为如果你不愿苟且、不能含糊，如果你要清楚、精确，那么故事就完全不能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进一步地去问，英雄是怎样来的？英雄论就马上崩溃。

英雄从哪里来？斯宾塞说只有两个答案。（1）是超自然的。那么就是靠神了，这只可以是神话。（2）是自然的。那么他就是个社会现象，就跟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他先前的社会现象。英雄是当代社会制度、言语、知识、仪态等千千万万表达与实践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是亘古以来庞大和复杂的社会动力之间互动产生的结果。“没有社会遗传和累积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任何伟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样，没有当代的人口、性格、智慧和社会结构，他也是无能为力的……”斯宾塞最大的批判是，聚焦于伟人如何以他的所作所为改变了社会，恰好忽略了他的成功是由于他有能力启动庞大的社会潜力，而这些庞大的社会潜力和他启动这些潜力的能力都是来自数不清的前因累积。

斯宾塞又指出：“英雄论或可能用来解释原始社会；而原始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武力征服或毁灭别人。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算如此，这理论也忽略了在他领导下的众人的质和量）。但这些原始部落的争夺行为早已经过去了，通过他们的争夺很快就出现大部落，不再是所有男丁都要参战了；接着，社会向前发展出现架构和分工；庞大和复杂的架构和分工带出新的制度、活动、意识、情操、习惯。这些制度、活动、意识、情操、习惯都是不经意出现，完全没有君王、政治家什么事。就算你读尽所有名人的传记，那个贪婪的腓特烈^[6]，这个奸诈的拿破仑，就算把眼睛都看瞎了，你也不会明白这些社会进化的现象。”

虽然“社会决定论”是现今的学术主流，卡莱尔与斯宾塞之辩实在从未停止过。其实，“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是不必要的“为辩而辩”。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唯一解释，也不相信有人会否认历史中确有关键性或代表性的人物。历史——起码人类历史是由人和事组成的——是人类经“历”过的“史”实。

当然，从不同角度（治与乱、稳与变、宏观或微观、整体或部分等）和不同维度（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去研究历史会聚焦于不同的人和事。因为关键人物是历史动力的媒介，关键事件是历史内容的标志。为此，关键人事既是描述历史的必要元素，也是解释历史的必需因素。(www.daowen.com)

以历史背景作为对文明现象的解释是现今学界的普遍做法。至于哪些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它们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哪些具体的人与事就是典型的学者研究对象和学者论战战场。现今，主流的历史研究都有“社会决定论”的倾向，非但不重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之类的历史解释，甚至抗拒和排斥。但是，单凭经济、社会、政治等背景元素也实在很难完全令人满意地解释历史（这也是为什么学者有如此多的论战）。由于这些元素本身是来自对现实的观察、抽象和归纳，而观察的焦点、抽象的范式和归纳的原则都受到主观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于同一个世界，可以做出不同的观察、抽象和归纳；为此，同一种现象可以用上不同的解释。这不是说历史背景不能解释文明现象，而是说它并不充分而已。学者们的争论往往不在事实的“客观性”（虽然有时对历史证据的可靠性仍有争议），而在对事实的选择和对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演绎。如果学者们不认识或不重视人类行为后面的动机和心理，他们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入他们的假想或臆测，也就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去选择和解读“客观”事实。但由于他们坚信他们是“客观”（只谈事实）的，所以他们会坚持他们的“主观”（对事实的选择与演绎）。争论由此而来，而且这种争论是无法仲裁的，因为他们不接受来自非“社会决定论”的证据，例如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其实，时代心态和民族性格是人类行为后面的心理和动机，其“客观性”不低于历史背景的“事实”（包括对“事实”的选择和演绎）。^[7]

“社会决定论”者聚焦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动力”，但这些“动力”必然需要媒介去“发力”，而这些媒介（也就是斯宾塞所指的制度、活动、意识、情操、习惯等）都离不开人，无论是个人或集体，以及他们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总离不开他们的心态和性格。这些，在“社会决定论”成为现今时尚之前，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相当智慧的探索（见下两章）。

在法国大革命走上极端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辨认出三套关键的事件和与其相对应的关键人物：反封建特权的第一次革命（路易十六）；反君主立宪的第二次革命（米拉波与长裤汉），不同共和理想的斗争产生的不断革命（布里索、埃贝尔、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

这些关键人事是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的。没有路易十五留下的烂摊子和路易十六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资助就不会弄出国债累累，就不需要税改，就不需搞大议会，就不会酿成三个等级与绝对君权的对抗，从而引起革命。没有三个等级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就不会弄出一次又一次的反特权斗争，特别是第三等级与第一、二等级的斗争引发出的第二次革命和第三等级内部的有产阶层与无产阶层斗争引发出的不断革命。没有外力的干扰就不会出现布里索派对外宣战而失利，以致被山岳派乘机夺权。没有内乱的威胁就不会搞出九月大屠杀以及以后对宗教的疯狂镇压，镇压宗教助长了埃贝尔派的气焰，以致搞出“理性崇拜”，触犯罗伯斯庇尔的大忌，遭到“杀鸡儆猴”的待遇。

这些只是最简单的历史背景，内里还有很多的关键细节。例如，路易十六时期荒年连连，面包暴动是群众暴力的先兆；开明教士们大批放弃第一等级身份转投第三等级阵营是大议会解体的原动力；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奥地利的血缘关系是奥、普对法用兵的主因；偏远农村对宗教的热忱是保教势力与革命势力长期对峙的成因。

注：

[1] 在本书中，“伟人”与“英雄”会按文意互用。一般的研究聚焦于仁者、知者、勇者，但影响历史的往往是奸者、愚者、懦弱者。他们也应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2] 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其当政时期（前460—前429）为雅典文化和军事的全盛期。

[3] 奇怪的是，当“伟人论”还未成为一套历史理论之前，18世纪的法国就有一种“反伟人”的政治意识，因为在启蒙哲学家的眼中，当时的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天主教会的圣人或封建的王侯，所以启蒙中人有“先天性”的抗拒心。代表启蒙思想的《百科全书》就根本没有传记式的人物描写。

[4] 阿提拉（Attila，约406—453）是当时欧洲和东罗马最恐惧的大敌，他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直攻到现今法国奥尔良和意大利北部。

[5] 《不合时宜的沉思》包括4篇文章，“伟人”思路是第2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O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在此，尼采的“精英主义”表露无遗：“对我来说，只有在3种情况下，群众才值得我看一眼：作为伟大人物的粗糙、劣质和模糊不清的复制品；作为伟大人物的阻力；作为伟大人物的工具。除此以外他们只是无关紧要的统计数字。”

[6] 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1712—1786）。

[7] 尼采更干脆地说“没有事实，只有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