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现身，收拾残局，拿破仑几炮就打散了革命。

法国人革了有名无实的绝对君权，换来的是无名有实的绝对独裁。

逞强是革命精英的特征，但强中自有强中手，最终做成革命吃人之局。最后，革命精英都被吃光了，只剩下假革命的夺权者，以革命之名，行夺权之实。

罗伯斯庇尔一死，恐怖结束，保守势力马上抬头。若干前雅各宾派领导人被刺杀，白色恐怖开始。看来，法国大革命经历第二次革命、路易上断头台、左派之间的极端与温和之争、恐怖统治大痉挛，如今又回到革命初期的左右之争。保守力量暂居上风，但左派也在反扑，从1795年3月到5月，相继有长裤汉暴动和巴黎缺粮暴动；长裤汉进攻国民公会，被国民警卫军赶出；巴黎戒严，各地暴乱；国民公会下令解除雅各宾派武装；长裤汉再度袭击国民公会，国民警卫军成功解除长裤汉武装，暴乱参与者纷纷被捕。

6月开始旺代地区保王分子再生乱，布列塔尼地区又发生兵变，并有英国支援保王军队，但都被政府军击散。到了10月，保王军在英军支持下向巴黎推进，巴黎保王分子响应暴动。拿破仑的机会来了。他用葡萄弹打散暴动，也同时打散了革命。

此时，宗教也随之解冻。“清除基督教运动”迫使人民私下崇拜信奉，大量教士被杀和被流放，致使无人执行教职（领洗、告解、婚配、弥撒等）。国民公会急于恢复社会和政治稳定，认为应把地下教会升回地上，遂正式宣布政教分离，也就是撤回政府对宗教的干预。教堂重新开放，没有宣誓的教士获释，宣誓和未宣誓的教士都可以在不违反共和法律的情况下执行教职。

但是，法国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证明，政与教实质上不能完全分隔开。宗教仍是个威胁。保王派的叛乱显示，保教会与保王很难完全分开。于是政府又恢复对教士的压迫，甚至再创“神与人之友”（Theophilanthropy）^[1]的崇拜，但都无法收服民心，反而促使天主教徒凝聚一心。政府开始明白任何政权要获得民心就得为天主教保留一定的空间。这事要等到拿破仑与天主教会在1801年实现“和解”（Concordat）才算最终解决。^[2]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大革命爆发时才刚满20岁）出身于科西嘉岛小贵族的中产家庭。10岁就进军校，对数学、历史、地理特别有兴趣（日后军事成就的基础）；15岁入法国军校（École Militaire，拿破仑是科西嘉入该校的第一人），炮兵科。^[3]因父亲去世，经济出问题，两年学位只用一年完成。

此君极懂创造和掌握机会，是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革命前，他支持科西嘉脱离法国运动。^[4]革命开始，他认同雅各宾派的共和理念，并率领一团志愿军参加革命。法国进入“祖国危难”则为他带来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他被委任为法国正规军的一个团长（虽然他在科西嘉曾作乱攻击法军）。

1793年7月，就是吉伦特派被整，山岳派初尝大权，但叛乱四起之际，拿破仑写了一份支持共和的小册子（《博凯尔的晚餐》，Le supper de Beaucaire）^[5]，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青睐，被委任为共和军保卫土伦的炮兵指挥官。他利用高地布阵，把英国援助保王派的军船赶出海港，然后再夺城，立下大功，升准将，并被公安委员会委任为意大利远征军的炮兵指挥。

1795年4月，他被西调去平定旺代地区保教会乱事，但只委任他指挥步兵，因为炮兵指挥名额已满。这可以说是降级，因此他称病不去，公安委员会给他安排了一个文职。热月政变，他也受牵连^[6]，被软禁。他力辩，两周后获释。但当军部名单发布时，他的准将军衔被革除，这回是因为他拒绝参与旺代战役。他的收入减少，前途也渐趋暗淡了。

但只不过两周以后，他又复活了。1795年10月3日，巴黎保王分子暴动，响应从西而来的保王军（英国介入）。国民公会震惊，拿破仑被邀请保卫国民公会会场杜伊勒里宫。他亲眼看见当年长裤汉逼宫时屠杀保护路易的瑞士卫队官兵，知道非用重武器不可，就命手下到军营找来大炮。10月5日，保王分子进攻。拿破仑几响大炮就打散了他们，死掉1400人，其他作鸟兽散。拿破仑成为救国英雄，从此名利双收，更被国民公会器重，被委任为意大利远征军统帅，开始他的霸业。

拿破仑的确是历史强人，不但在法国，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拿破仑都算得上强人。他的过人之处是懂得创造和利用时机，但也要其他相匹配的个性和条件。他的过人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好学，对哲学、地理和历史特别感兴趣。他策划战役时尽量搜集当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信息，而且不耻下问，甚至亲自咨询战俘。

（2）善用兵。革命初期，贵族军官大批逃亡，但由于革命战争不断，有才智者的上升机会多的是。拿破仑的军事成就变成他的政治本钱。他打了60多场仗，只输过7场（都在后期，当然也都是致命的），他以行军迅速、以小击大、做事果敢著称。他对细节的关注是他与其他将领不同的地方。他的名言是：“军队是用肚皮打仗的。”他极为关注军队的装备和饮食，多次提示下属要注意军队的鞋子，因为这是急行军战术得以贯彻的先决条件。

（3）行军料事如神。他对战场的动态好像一目了然，胸有成竹，甚至可以预知敌人的下一步，甚至下几步行动。有人说他运气好，他的回应是：“我不需要运气，我需要我的手下有运气。”有时，单是他的名字就能吓退敌人。^[7](www.daowen.com)

（4）一心多用。他可以同时向好几个秘书口述信件，有条不紊。任何时刻，都可以把当前的事放下而去处理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他精力旺盛，可以几天不休息，也可以在战场上找个空睡几分钟。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一次，有一个指挥官不能确定部队走到哪里，与副将们在翻地图，拿破仑凭记忆告诉这个指挥官他的部队每一个单元的军力、所在地和以后三天的行军路线。

（5）懂宣传。他懂得创造、引导和利用民意。革命初期，他支持雅各宾派共和，稍后，他利用军功去引发人民爱戴，创造政治本钱，直到法国人自愿地、自动地请他做独裁者、做他们的主人，甚至让他离弃共和原则，恢复封建名号、恢复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法国人好像对他着了迷，视他为革命的化身。难怪他说：“革命已经过去……我就是革命。”他懂得媒体的作用，甚至亲自撰稿，夸大他的胜利，遮掩他的失败。虽然他是通过大选而取得领导权，但仍不放过在选举上作弊，伪造票数，以示民心向顺。

（6）迎合人意。他个人生活简单，但知晓人民醉心法国光荣，就穿华服、修宫室。他对宗教毫不热衷，但在埃及人面前他就是伊斯兰教徒，在革命分子面前他就是无神论者，在欧洲天主教徒面前他就是天主教徒。他是压人的强者，但也要有愿意被压的子民。

他特大的野心底下有特强的意志、理智和体力。这些组合产生出一种过人的魅力，使他大得军心、民心。就算在最恶劣的处境下，他都能鼓舞人心，为他卖命。他曾说过：“决定胜利的是道德力量，不是军事力量。”就算他失败之后，百姓和部队仍愿意跟随他，这就是滑铁卢战役之后要把他囚禁在千里之外的圣赫勒拿（St. Helena）的原因，因为他的敌人不敢重蹈覆辙。他的敌人不会忘记：1815年2月，拿破仑从厄尔巴岛（Elba）逃脱，带着几百人重返法境，甫一登陆，就遇上派来捉他的兵马。他下马，孤身一人走向前，说：“我在这里，如果你想的话，就来杀掉你的君皇。”来人马上易帜，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开往巴黎。这才有滑铁卢一役。

有史家认为拿破仑是为欧洲走向现代奠基的“开明专制者”（enlighteneddespot，典型的伏尔泰理想）。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希特勒之前为欧洲带来最大灾难的“妄自尊大者”（megalomaniac）。一方面，他结束了革命后的无法无天和失序；另一方面，他也是暴君和篡夺者。卡莱尔从“英雄论”角度来看待法国大革命，聚焦于失序与秩序之间的动态转化：“虽然很多现代英雄都是‘革命性’人物（revolutionary men），但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伟大人物，真正的人，都向往秩序，而不是失序。真的，一个真正的人去搞革命是很可悲的，因为革命就是失序。伟大人物的使命就是寻找秩序，其实每一个人的使命都是如此。他要把失序、混乱矫正为秩序、正规。他传布的教义是秩序……为此，所有的人类，包括法国大革命中疯狂的长裤汉，也一定是向往秩序的。我可以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即使在他最疯狂的一刻，不遵循一种内在的推动去走向秩序。他们不是在乱动，而是想找到一个中心去运转。‘如果人类是人类，长裤汉的必然结果就是克伦威尔或拿破仑。’真是奇怪：在那反英雄崇拜的时代却有一个英雄现身……成功地稳定局面……革命的时代，当君主立宪制度正在被消灭和废除之际，克伦威尔、拿破仑出来，君临天下。”为建立帝国，他对人命的牺牲好像视而不见，毫不尊重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和成规。有史家指出，拿破仑破坏国际秩序终使法国丧权辱国，还伤了国家元气，再也无力成为欧陆龙头。17年的战乱，欧洲600万人丧命，法国破产，海外殖民地尽失。也有人说，他带来的战乱使欧洲的经济落后了一代人。当然，即使拿破仑不打欧洲，欧洲会不打他？

姑且不论拿破仑的功过，卡莱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就是长裤汉的必然后果”，而拿破仑则说：“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是个借口。”这句话既可以说是拿破仑自己的写照，也能看见伏尔泰的影子。法国大革命废除了绝对君权，建立了共和政权，但到了拿破仑这里，法国人拿到的是假共和、真独裁。路易十六有名无实的绝对君权，到拿破仑终成为无名有实的绝对独裁。但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与西方就赔上了千万生灵。

注：

[1] 很像罗伯斯庇尔的“最高存在者”崇拜。恐怖统治之后的督政府时代（从1795年11月国民公会解散到1799年11月拿破仑夺权），政事混乱，政客昏庸。保王势力膨胀，甚至有在议会选举上取得多数之势。督政府的5人执政团成员中，有3人获得军队首肯，他们在1797年9月4日发动政变，恢复雅各宾派的专制。“神与人之友”崇拜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直到1799年11月督政府下台，拿破仑掌权，这一崇拜团体才被解散。

[2] 这个和解对双方有不同益处。它承认“大部分法国人是天主教徒”，但没有给予天主教会特别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并同时承认信奉其他宗教的自由；主教由法国政府提名，教皇保留否决权，教会放弃索取在革命期间被没收和特卖的土地；国家发给教士薪水，但教士须宣誓效忠国家。总体上，拿破仑拿到的好处比教皇庇护七世的要多。谈判时只有拿破仑和教皇的代表在场，法国主教们，无论国内的还是逃亡的，都没有参与。

[3] 这也是他的专长，1793年9月到12月攻陷保王基地土伦和1795年10月击退巴黎保王派暴动成为革命英雄，都是靠大炮。

[4] 他是这么说的：“我出生于国家破碎的时刻，3万法国大军倾泻在我国沿岸，潮水般的血淹没了自由的宝座；这就是我初懂人事所见到的触目惊心的情景。”

[5] 这是记录他1793年7月住在博凯尔（Beaucaire）时的一件事。博凯尔在法国南部，与保王派据点马赛、土伦距离不远。晚上用餐，他与四个当地商人聊起来，发觉当地人与中央起冲突不是因为当地反对共和，更不是因为保王，而是他们不服气巴黎支配一切。拿破仑借此提出巩固共和之策。

[6] 或许是因为他跟罗伯斯庇尔，尤其是他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军中有人妒忌他而暗中告发。

[7] 1806年，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一役，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率6万多兵马遭遇不到3万的法军，但当收到法军统帅是拿破仑的误报时，他就急忙下令撤退，被法军追击，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