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敌退了，内乱平了，罗伯斯庇尔大权独揽。恐怖政治带来了安定，但也带来“多疑”，因为罗伯斯庇尔坚持若要革命真正成功，就得彻底改变法国人，为达此理想，不断恐怖是种“共和的德行”。至此，人人自危。于是，布里索派的残部、埃贝尔派的余党、丹东派的同情者合谋把他拉倒、干掉。

极端和温和的革命分子都清除了，罗伯斯庇尔独揽大权，但他的统治在4个月内就烟消云散，且死无全尸。

1794年5月7日，国民公会通过“最高存在者”崇拜。这个泛神主义和国家宗教的理想完全是卢梭的思路。罗伯斯庇尔想以一个最高神祇去吸引和凝聚虔敬法国人的宗教情操，以一个不灭的灵魂去鼓励道德行为，保证共和的稳定和德行。6月4日，国民公会全体通过，选举罗伯斯庇尔为公会主席；8日，罗伯斯庇尔主持“最高存在者”崇拜大典。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盛大庆祝，但这些耀目的崇拜都抓不住人心，在巴黎之外更加被人漠视。

表面上，恐怖统治带来了安定，但恐怖也带来孪生的“多疑”。6月10日，国民公会通过（当然是公安委员会的动议，罗伯斯庇尔极力支持）《新嫌疑法》，允许革命法庭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仍可定罪。12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有人阴谋危害公会，但没有指名。在人人自危之际，法军在弗勒吕斯（Fleurus）一役击败奥军，间接带来恐怖统治的毁灭。先说说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革命初期，以贵族为主的军官四散，少数留下来的高级将领，如拉法耶特等，逐渐因革命走向极端而失势。与此同时，中、下阶层的志愿军人大量加入，他们革命情绪高涨，但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足。1792年瓦尔密战役获胜，法国杂牌军挡住了欧洲最强的普鲁士军，军心大振。但事实上，法军并没有打败普军（布伦瑞克自己退兵，见上文“说故事”），指挥、训练、军备的问题仍然存在。1793年内尔温登之败，使法军的军纪、组织问题更暴露无遗。

在战术上，法军仍用路易时代复杂的行军、布阵方程式，这需要训练有素的士兵、军官、将领之间的紧密合作。但实情是法军有的是士气（但也不一定能在战场上长久地坚持），缺的是训练和武器，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学家和将领都知道一定要创建新的组织和战术去适应这些条件。此中，以拉扎尔·卡诺^[1]为首。

国民公会交给他重组军队的重任。他理解法国与全欧为敌（也可以说全欧与法国为敌），众寡悬殊。志愿军虽然四方涌至，但人数仍然有限，除非在兵源和组织上有所突破，不然寡不敌众。于是，在1793年2月他下令全国征兵30万，各省各区分配名额（这也是旺代地区保教会、保王派叛变的主因）。虽然这并未改变内尔温登战役的败绩，但为日后法国的胜利铺了路。^[2]到8月，在卡诺的坚持下，国民公会更颁布了总动员令：“从此刻开始到共和的敌人完全被驱逐出法境为止，所有法国人需要为军队服务；年轻男人要战斗；已婚男人要造兵器和运输军备；女人要造军帐、军服，并到军队医院服务；孩童要把麻布做的旧毛布、桌布、衣裤做成纱布；老人要到公园和广场去鼓舞士气，宣讲对君主的仇恨和对共和的认同。”

在战术上，法国也走出新方向，主要是“人海战术”。路易时代的“长蛇阵”（L'ordre mince，可译“薄阵”）改为“深纵阵”（L'ordre profond，可译“厚阵”）。由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士兵充当前锋，通过游击战术，以隐秘伏击去切断敌人的长蛇；政治意识比较弱、战斗经验比较差的为“正规军”，以营（battalion）为单元，用压倒性的人数和“大锤重击”（battering ram）的方式去摧毁被游击所削弱的敌军队伍。步兵为战斗主力，以一营老兵（路易时代训练出来的）配两营新兵（志愿军、新征军）组成混合旅（demi-brigade）。这种混编方式充分利用了老兵的军纪、训练优势和新兵的人数、士气优势。但军械和弹药仍是问题，甚至有人空手上战场。炮兵是最稳定的兵种，因为早在路易时代已经是以中产阶层（有别于贵族阶层）为指挥骨干、训练有素的军队，并在瓦尔密一役立下大功。骑兵受革命影响最大，因为在路易时代以贵族为主，改组后仍是法军中最弱一环，在内尔温登一役中弱点尽露。“空军”主要指的是侦察气球，主要运用在双方炮战中，弗勒吕斯一役中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1793年3月18日的内尔温登一役，迪穆里埃战败投奥。奥军南下进逼巴黎。西南方面，保教会和保王派叛乱割据（近因是2月的征兵令，见上）。巴黎政局大变，吉伦特派失势，山岳派主政，大权握在公安委员会手上。此时，卡诺重组的法军开始发挥威力。到1794年，法军南北两线作战。在南面，攻入西班牙；在北面，与奥军在比利时战场再做龙虎斗。奥联军（奥地利、汉诺威、荷兰共和国）先发制人，法军顽抗。5月中，法军集结近10万兵力，要取回要塞沙勒罗瓦，罗伯斯庇尔派亲信督师。6月12日，7万大军围城。6月16日，4万多奥联军的援军开到，在雾中把法军赶走。6月18日，法军重整，再来夺城。守军顶不住，在6月26日投降。此时奥联军主力5万多人刚好赶到，只是晚了一步。

奥联军决定兵分五路，进攻法军阵地。此时，法“空军”开始发挥作用，侦察气球不断向地面报告奥联军动态。联军虽然压制法军两翼，迫使法军后退，但法军中军稳定，开始还击联军。苦战15个小时后，联军斗志尽失，遂退。这就是弗勒吕斯“大捷”。对法军来说这是个意外的胜利，但对联军来说这却是最后一击，从此联军退出奥属尼德兰，拱手让给法国。^[3]其实此役法军伤亡达五六千人；联军伤亡数字有不同估计，从千余人到5000人，可以说是损失对等，但战略意义重大。联军撤退后，法军长驱直入，到1795年底彻底粉碎荷兰共和国。从此，法军长期保持战场上的主动，直到1797年革命战争转为拿破仑战争。此役政治上的意义更大：恐怖统治的合法性是共赴国难，如今外敌已退，内乱又平，恐怖统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公安委员之间的共识随之消失，内讧开始。1794年6月29日，俾约·瓦伦与科洛·德布瓦指责罗伯斯庇尔独裁。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会上说，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有人谋害他；稍后又说他已有策划阴谋者名单，但却拒绝说出他准备逮捕的人。7月26日，他在国民公会激情发言，声明将要逮捕策划阴谋者，但又未点名，俾约·瓦伦在会上坚持要罗伯斯庇尔说出名字，国民公会把此事交给公安委员会处理；27日，罗伯斯庇尔被捕，号召长裤汉拯救，又因巴黎革命军已被解散（铲除埃贝尔派之后），长裤汉们群龙无首；28日，罗伯斯庇尔不经审讯被送上断头台。这跟弗勒吕斯大捷相隔仅一个月。同一天，巴黎革命公社被废，恐怖统治结束，史称热月政变。

罗伯斯庇尔是“恐怖统治”的同义词。生前被称为“廉洁者”（Incorruptible），死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政治理论上他属浪漫派，政治行为上他是现实派。他认为整个法国的文化要完全改造才能配得上共和（卢梭式的共和），也就是要法国人从子民（国王的财产）转为公民（国家的主人）。文化是他的使命，德行是他的焦点，政治组织是他的手段。他对政治组织的敏锐使他能长期置身于权力中心。

他小时候品学兼优（与德穆兰是同学），专修法律，崇拜卢梭和孟德斯鸠，特别相信建立在“良知”上的“个人德行”（virtuous self）。他相信法国人基本是善良的，提升国民品质是可能的。他在家乡曾被委任为法官，但因为看不惯严刑峻法，最后决定还是做律师，特别是为贫困的人打官司的律师。他的学问文章都很有名，屡屡得奖。

大议会召开前夕，他成功争取到家乡第三等级代表的名额。初到凡尔赛（大议会当初的会址），他是无名小卒。但很快，他的为民请命，特别是为巴黎的下层人士奔走发声的举动，逐渐受到众人瞩目，但也同时被打为左派（相对以资产阶层利益为主导的绝大多数代表）。米拉波讥讽大议会中左派人数少得可怜，称呼他们是“三十个声音”（“the thirty voices”，相对于第三等级的610名代表或大议会全体的1204名代表）。

他加入了雅各宾会（当时是米拉波做主席，他则是在1793—1794年才当上主席的）。当初的雅各宾会是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代表们的组织。国民会议会址在1789年10月5—6日从凡尔赛宫被迫迁到巴黎之后，成员开始扩大到巴黎的中、上资产阶层，慢慢地，中、下层的小店主、工匠等也进来了。^[4]罗伯斯庇尔有如鱼得水之感。1791年9月30日，在国民会议解散之日，巴黎市民表扬他^[5]，称他为不能被腐化的爱国志士，坚守纯正的原则，过朴素的生活，而且不受贿赂、不图功名。^[6]

1792年初，战与不战之争分裂了左派，从此，雅各宾派（山岳派的主要成员）与吉伦特派互成敌对。当时，罗伯斯庇尔属少数——绝对少数。他坚持战争只会对反革命有利。他特别担心战争会增强将领们的政治野心。“如果他们是恺撒或克伦威尔^[7]，他们会直接夺权；如果他们是那些没有意图做好事，但做起坏事来很险恶的无耻弄臣，他们会把弄到手里来的（军）权力献给他们的主子；如果主子赖此复辟，他们就是大功臣。”罗伯斯庇尔认为战争不是散播革命理想的好方法。“一个政治家脑袋中最异想天开的意念就是相信，只要一个国家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使被侵略的国家接受它的法律和制度……没有人会欢迎武装传教士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不是一束可以同时射击所有王座的电光……我绝对不会说我们的革命不会有一天影响全球的命运……但不是今天。”但是，由吉伦特派支配的立法大会最后还是宣战了。

战争失利，罗伯斯庇尔担心他所认为的反革命分子拉法耶特会趁机政变（帮助路易复辟，或自己独裁）。在这件事情上，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完全是同一阵线。拉法耶特则指责罗伯斯庇尔太激进，并建议打压雅各宾派。1792年8月10日，丹东领导比雅各宾派更激进的科德利尔派，发动长裤汉进攻杜伊勒里宫，一天之内瓦解王朝。

接着就是如何处置路易的问题。当权的吉伦特派人数多但组织散漫，它感觉到占少数但组织严谨的雅各宾派及与其同一阵线的科德利尔派的威胁，尤其是他们背后的长裤汉，于是就展开一连串对罗伯斯庇尔的攻击。从他的自辩中可以看出典型的罗伯斯庇尔式的自信——对他自己的信仰和能力的信心。

在雅各宾会里，他这样说：“指控我的人说我控制雅各宾派人的意见，也就是等于说我是意见独裁。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意见独裁，尤其是在这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团里……除非是指此人对某些原则的坚持。老实说，这份坚持不是属于此人的，而是属于普世理性和所有愿意听从普世理性的人。它属于国民会议的同志们，立法大会的志士们，和所有捍卫自由的人民。不管路易十六和他的同路人怎样说，经验已经证明，雅各宾派和所有民间政治社团的意见就是法国的意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也只不过恰好同意这些意见而已。”

在吉伦特派支配的国民公会上，他如是说：“我无须提醒你们，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有一个原因：你们本能地为政府辩护，而我则本能地为真理辩护；你们想有权力，而我们想有平等……你们为什么不起诉那些仿效我们的巴黎公社、立法大会、巴黎各区和全国各省的议会？所有这些都是不合法的，正如大革命是不合法的、推倒王朝是不合法的、攻占巴士底狱是不合法的，正如自由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公民们，你们想有一个不用革命的革命？要迫害那些把我们从枷锁中解救出来的人，这是个什么道理？”

有关路易判罪，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是：“如果假定路易无罪，那么革命是什么？如果路易无罪，拥护自由的人就是在诽谤。公民们，小心！你们被虚假的理论愚弄了，你们混淆了人为法律所指定的权益和人权的基本原则；你们混淆了一个通过处分政治人物去保存政治制度的国家和一个破坏自身政治制度的国家。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需要依靠一些我们从未实践过的原则，可是我们却在墨守成规。”

在处死路易的过程中，罗伯斯庇尔表现出他对“理论”的重视，他要为他的一切言行找到理论基础。“对我自己来说，你们（国民公会）的死刑法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至于路易，我对他没有爱，没有恨；我只是恨他的罪。我曾经在立法大会上要求废止死刑，我不怪你们认为我这个理性的第一原则是个道德和政治的异端……也不怪你们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时代放弃这个原则。但是，为什么你们在处置罪大恶极的路易时倒想起了这个原则？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法外开恩？是的，在一般情况下，死刑本身是罪恶，因为它违反了大自然的不灭原则，只有在保护自身和社会的安全时，才有例外。一般的罪行从来不会危害大众的安全，因为社会总有其他办法保护自己，使犯法者不能危害它。但是，一个在革命中被推翻的国王（这场革命仍要依靠法律去巩固），一个单凭他的名字就可以号召诸国来侵犯我们的国王，单靠下狱或放逐是无法保证他的存在不会危害大众幸福的。我们才不得已要在法律的公义原则之外做出例外判决，这只是因为路易罪行的性质与一般案件完全不同。很遗憾，我要说出这个致命的真理：路易必须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可以生。”

路易一死，左派的共识消失，罗伯斯庇尔（乃至雅各宾派）处于夹缝之中，左边是在进攻杜伊勒里宫和处死路易上出尽风头的科德利尔派和由他们支配的长裤汉^[8]，他们想夺大权；右边是因对外宣战而失利和因路易被处死而失威的吉伦特派，他们想维持在国民公会中岌岌可危的当权地位。罗伯斯庇尔为革命、为己身，就得恰当地处理来自左右两面的压力。他明白要推进革命就要消灭吉伦特派；要维持平稳就要控制科德利尔派，特别是科德利尔派的权力基础——长裤汉。事后来看，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先让渴求平等（尤其是经济上平等）的长裤汉去消灭制造新不平等的吉伦特派（为中、上资产阶层利益服务）；事成之后，他就利用国民公会与长裤汉之间的互相猜疑和顾忌来增强公安委员会对双方的支配。他先向国民公会展示公安委员会后面有长裤汉支持，借此使国民公会就范；他又向长裤汉展示公安委员会可以促使国民公会去满足他们的诉求，借此使长裤汉听命。罗伯斯庇尔的手法是在不太损害中、小资产阶层利益（也就是国民公会和雅各宾派的利益）的大前提下尽量满足长裤汉的平等和民生诉求。他的如意算盘是借这套互惠互制的手段去确保革命平稳过渡和维持公安委员会，当然也包括他个人的领导地位。

罗伯斯庇尔终于成为权力中心，具体过程如下。1793年3月，科德利尔派的德穆兰（丹东的搭档）出版《揭开布里索的面具》，为打击布里索和他领导的吉伦特派铺路。此刻，外敌、内乱冲击国民公会中当权的吉伦特派。经丹东的斡旋，国民公会相继建立了革命法庭和公共安全委员会。^[9]到5月，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示意德穆兰出版《布里索派的历史》，疯狂进攻吉伦特派。那时刚好碰上巴黎闹粮荒（大部分人将此事归咎于富商囤粮），长裤汉暴动频频。吉伦特派把持的国民公会下令设立十二人委员会（所有委员都是吉伦特派成员）去统筹应对，并捉拿埃贝尔等激进分子。由长裤汉支配的巴黎革命公社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志士”，并点名22个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代表，要求国民公会开除他们。吉伦特派做出强硬反应，警告巴黎长裤汉不要轻举妄动，尤其不要针对来自外省的国民公会代表（吉伦特派的权力基础），否则会被严肃对待（语气令人想起当年外敌普鲁士的布伦瑞克宣言）。5月27日，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呼吁巴黎起义。几天后，长裤汉就逮捕了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在当时的手记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意愿，它不是共和就是保王。如果是共和就一定要有共和的官员、共和的报刊、共和的政府。我们的内部危机来自中产阶层^[10]，要打败中产阶层就一定要发动群众……群众一定要靠拢国民公会，国民公会一定要利用群众。”罗伯斯庇尔的统一的意愿就是卢梭的“共同意愿”。

早在1789年提出颁布《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动议时，罗伯斯庇尔的立场就已经非常清楚。“人民就是主权，政府是它的产品和仆人，官员是它的助手……法律是人民意愿的庄严体现……没有任何人或团体可以行使全民的权力，但这些人和团体的意愿应该被尊重，并应被视为共同意愿的参考……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全体人民和每一部分人民都有神圣的权利和必需的责任去起义……”这里，罗伯斯庇尔的主权理念完全是卢梭的：全体人民是主权所在；他们的缄默代表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法律是共同意愿的体现，它的合法性来自它对共同意愿的代表性。但是，这个代表性（合法性）是由人民裁定的。人民有自由在任何时刻通过起义去撤销法律的合法性。^[11]

确实，中、上阶层的吉伦特派被群众，特别是由科德利尔派发动的群众制住了。罗伯斯庇尔被调入公安委员会，开始踏入他事业的“高峰”。

此时，内外战事不利的消息不断，巴黎的粮荒仍在，粮价居高不下。长裤汉骚动差不多无日无之。^[12]9月5日，以公安委员会为中心的恐怖统治正式登场。当时的公告这样写道：“此刻，是平等的大镰刀架在所有人脑袋上的一刻。此刻，是吓窒所有阴谋者的一刻。为此，立法代表们把恐怖二字放在这天的议程上！让我们把自己放在革命之中，因为我们的敌人在到处制造反革命。法律的刀锋要在所有有罪者的头顶上悬旋。”

罗伯斯庇尔把恐怖与德行（共和德行）放在同一地位：“恐怖只不过是立时的、严峻的、不让步的公义。”（见“说故事”）这是典型的罗伯斯庇尔语言，它把所有的政治理论与行为都置于德行、道德、正义、公平之上，并且坚定地申明要不惜生命去挽救革命，因为他坚信不断革命的理论。

罗伯斯庇尔聚焦于德行，与卢梭完全一致，他认为共和的成败就取决于德行。德行使人看清共同意愿，并能使共同意愿转化为法律。德行就是高尚的情操，而“大众利益取代私人利益是需要高尚情操的”。可以说，在道德层面上，德行就等于共同意愿，因此，由德行而生的法律一定是好的。“坏法律与坏管理是源于伪原则和坏道德。”他坚信德行是“旧制度”转向共和的关键理念。^[13]

从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去看，个人与整体都需要改造。“我们想有一个这样的社会秩序：通过法律去约束所有卑劣和残忍的欲望，唤醒所有仁慈和慷慨的情操……所有的灵魂会因共和情操的不断灌输而增长。”他认为人是内存道德性的（这点与丹东很相似）。在《论革命政府的原则》（On the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1793年12月）中，他是这样说的：“德行是简单、朴实、穷困，常常是无知，有时是粗鲁；它是不幸者的专利，是人民的传统。”可是，虽然人民是有德行的，但有些人会堕落。因此，应立法鼓励个人向善。因此，他在《论政治道德的原则》（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Morality，1794年2月）中忠告国民公会代表们：“因为共和的灵魂是德行、平等，而你们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共和。为此，你们的政治行为的第一原则就是所有的行动都应该为了维持平等和发展德行……因此，你们应该采取或实行任何可以激励热爱国家、净化道德、升华灵魂和把人心引导向公益的行为。任何引导他们趋向自我与卑鄙、对小事兴奋而对大事轻蔑的东西，你们都要拒绝和镇压。”这就等于说，虽然人民是道德的，可以决定共同意愿，但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去培养德行和压抑恶行。这样，通过人民本身的德行和政府对这些德行的不断提升，国家就可以不断自我更新。为此，罗伯斯庇尔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严酷无情的手段去根除所有有损共和的人、事和制度。他视恐怖统治为公义、暴力和德行的结合，是实现卢梭共同意愿的手段。在追求人民的纯洁中，罗伯斯庇尔忽视每个人民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他追求一个无人能达的完美公民理想。

到此，大革命进入独裁。日后，罗伯斯庇尔有自辩：“‘独裁者’这个词有一种魔力：它抹黑了自由，它诋毁了政府，它毁灭了共和，它归于一人从而贬低整个革命政府的架构，它为国家的法律带来臭名。”但他仍主张权力集中于革命法庭和公安委员会，以保护革命。这是他在《论革命政府的原则》中的看法：“政府的功用是引导国家的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去达成它被赋予的目的，宪政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是去保存共和，革命政府是去建立共和……宪政政府关心的是国民自由，革命政府关心的是国家自由。宪法系统下，主要保护个人免被政府滥用权力压迫；革命系统下，政府要自我保护，免受不同派系攻击。革命政府有责任保护良民，对人民的敌人它的责任是屠杀。”同时，他更认为革命政府是“有控制的”：“它也有它的规则，这些规则完全出于公义和公安。它绝不是无政府和失序；相反地，它的目的是镇压无政府和失序，并赋予国家以法治。它绝不是独行独断的统治；它不应以个人欲望为导，应以大众利益为导。”他没有遵从卢梭所说的“强迫自由”，但他说：“一个立法者对人民的最高服务就是强迫他们做老实人。”同时，他认为道德德行，也就是所谓“老实人”的德行，是人民参与政事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自由^[14]的先决条件。因此，虽然他没有提倡“强迫自由”，但他认为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引领离群的羊回栈。(www.daowen.com)

在罗伯斯庇尔主持下，恐怖统治好像马上见效，外敌被挡住了，内乱也平息下来（这跟长裤汉被收编入正规部队，增强了士气很有关系），一连串的经济政策也改善了民生，尤其是巴黎的民生。极端分子的作用锐减，相对地，极端分子的极端诉求开始对公安委员会构成威胁。罗伯斯庇尔必须得收拾他们，尤其是支配长裤汉的埃贝尔派。^[15]加之，埃贝尔派强烈反宗教，而有泛神倾向的罗伯斯庇尔（跟卢梭一样）相信宗教有稳定人心的作用，这让罗伯斯庇尔很担忧。1793年11月10日，埃贝尔在国民公会的旗帜下率众举行“理性崇拜”大典，罗伯斯庇尔要动手了。他支持德穆兰写《旧科德利尔》去攻击埃贝尔的极端行为。^[16]埃贝尔当时意气风发，非但不以为意，更想乘机把仍有相当势力的丹东派（包括德穆兰）打倒，挫挫罗伯斯庇尔的锐气，结果是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联手扳倒了埃贝尔派。^[17]

埃贝尔与其党人被捕，极左势力被清除了，但同时极左派与温和派之间也失掉了平衡。公安委员会不能让温和分子动摇革命；罗伯斯庇尔不能让温和的丹东派威胁公安委员会。他不念丹东派助他铲除埃贝尔之功（尤其是德穆兰的笔），以及丹东、德穆尔与他长期的战友之情（他虽然与丹东性格不合，但一直共同进退，而且德穆兰与他更是同窗好友），断然把丹东派送上革命祭台。埃贝尔被捕后才过了10天，丹东、德穆兰等人就被拿下了。

至此，罗伯斯庇尔可算是大权在握，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他念念不忘建立一个卢梭式的、泛神主义的革命宗教。卢梭的《民约论》最受他那个时代当权者的批判，其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国家宗教”（civil religion）。他分了三类宗教。“个人的宗教”（religion of man）聚焦于个人与神的关系。卢梭很赞赏这类宗教，甚至说他自己也信奉它，但他指出这类宗教会损害国家，例如一个信仰基督的人只关心灵魂和世外的幸福，因此愿意接受世间的苦难，祈求天堂的赏报，而一个国家则更需要它的国民为国家的强大与安全奋斗和作战。第二类是“国民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citizen），是国家的官方宗教，有它的教义和仪式。它结合教会与国家的利益，教导国民爱国和守法。但这会使宗教堕落，以官样的教条和仪式取代真心和诚恳的礼拜，并且养成对别的国家和宗教的不容忍和暴力。第三类是卢梭狠批的当时的天主教会，因为它的教规与国法往往是竞争与对立的关系，以致两者互相掣肘而不能执行。卢梭的建议是第一、二类宗教的妥协：只要不损害公众利益，个人可以自选宗教。但所有国民都应该向“国家宗教”宣誓效忠。这个宗教只需有几个简单理念：神存在、灵魂不灭、赏善惩恶、民约与法律神圣、宗教容忍。卢梭承认“国家宗教”的灵感来自古代文明，指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都有他们的保护神和民族起源的神话，宗教是民族团结和传统的黏合剂。他的“有神论”使他与很多（无神论和泛神论）启蒙思想家格格不入。

罗伯斯庇尔推动国民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国家宗教：“最高存在者崇拜。”^[18]成立大典的那天，罗伯斯庇尔身披大蓝袍，下穿金裤子，率众到战神广场（为庆祝大典，巴黎全城出动。^[19]战神广场在当天被改名为“重聚广场”，即Field of Reunion，可能是为了纪念战神广场大屠杀的牺牲者）。他如大司祭般宣读祭文：“他在人心中刻上正义与平等的永恒之手，不也在人的心里写下暴君的死亡状吗？不也在宇宙初开时就颁布给全人类自由、忠诚和公义吗？他没有创造吃人暴君；他没有创造教士去把我们像畜生一样拴在君王御驾的战车旁边，使我们变得卑鄙、倨傲、贪婪、放荡、虚伪。他创造宇宙去显示他的大能；他创造人类去彼此帮助、相亲相爱，通过德行去得到幸福。”大典中，他容光焕发，谈德行，谈自然，驳无神论。踌躇满志的罗伯斯庇尔从高高的祭台上走下来时，有人说他像摩西从西奈山下来向犹太民族宣布十诫一样，在许多人心中，他在神化自己。

罗伯斯庇尔末日的到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恐怖统治期间，公安委员会派出到各地督军和镇压的政治指导员往往是“酷吏”，地方上怨气冲天，甚至被逼得从支持革命转为反对革命。罗伯斯庇尔想控制局面，就被早存反意的激进分子视为“姑息”。1794年4月，若干激进的督军被召回巴黎“述职”。他们闻风逃脱，潜返巴黎，一方面散播罗伯斯庇尔准备向国民公会开刀的谣言，一方面筹划推翻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当然知道位高势危，在暴力时代政治斗争更是杀机重重。5月27日，在他住所附近有人持械被捕，他更加杯弓蛇影。《新嫌疑法》在6月10日出台——不用实证，稍有嫌疑就可以入罪，人心更加惶惶不安。极端分子，温和分子，甚至保王分子和关键的骑墙派都因为惧怕罗伯斯庇尔而合谋害他，终于在1794年7月27日引爆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清除了布里索、埃贝尔、丹东，而这次羽翼尽失之下却要被狐群狗党干掉了。

埃贝尔与丹东尽除，罗伯斯庇尔理应安然无忧。在不断革命中，他想做最强者，更想彻底改变法国人。他有的是才干，缺的是魅力；他能以辩服人，不能感动人。他有理论，有组织能力，有魄力，唯独没有吸引力。相对来说，布里索有书生的纯，埃贝尔有无所顾忌的狂，丹东有慑人的勇，“不能被腐化”的罗伯斯庇尔却有点冷。更糟的是，他固执、多疑，致使周围的人，无论是顺他的还是逆他的，都没有安全感。

布里索的贫血式共和无法给革命画上一个满意的句号，定下了不断革命的基调。不断革命到罗伯斯庇尔这里正式终结。他力压群雄，是最后站着的一个。他是个极富理想的革命家，但他的理想只是卢梭式的理想；他也是个极度现实的政治家，但他卷入其中的政治却只是朋党式的政治。浪漫和矛盾的卢梭使罗伯斯庇尔在每次的斗争中都可以自圆其说地站在政治道德的高尚台阶上。

在处理布里索一事上，他认为布里索的中、上阶层共和不能持久，他要为民请命，并引用卢梭的《论不平等》：“他们（中、下阶层）的革命差不多永远是把自己送到唆使他们革命的人手里，徒增他们的枷锁。”为此，他联合埃贝尔、丹东去整布里索，显然合情兼合理。在处理埃贝尔一事上，他不认同埃贝尔的篡夺与暴力，但又需要他的长裤汉去巩固共和。理性崇拜是埃贝尔最后的篡夺，要消灭整个法国民族的宗教信仰，罗伯斯庇尔认为这有碍共和。他在卢梭的“国家宗教”里找到理论支撑：宗教应该顺应民心。于是他在这个道德高地上，联合丹东向埃贝尔开刀。在处理丹东一事上，他对丹东又敬又怕。丹东力主宽容，对恐怖统治的批评日甚一日，无形中挑战了恐怖统治的权威，况且在埃贝尔倒台后，丹东的作用已失，而残留的埃贝尔派的怨气也要安抚，因此，在此刻扳倒丹东变得顺理成章。

罗伯斯庇尔独特的理想原则和弹性的朋党组合使他成为当时朋党政治的最佳导演。每上演一场政治整肃，他都能掌握理论上、结盟上、行动上的主动。他的政治理论偶像是卢梭。他把卢梭的共同意愿演绎为恐怖统治的终极目的，他为自己打造“廉洁者”的道德光环。他确实廉洁，他也相信自己廉洁，但他也确实利用了这个光环去推行他的政治理想。可惜，他成于朋党，但也败于朋党。革命初期，他从差不多是孤军作战的唯一左派，靠着雅各宾会缔造出一批与他共同进退的同道者。不断革命背景下，他不断地化友为敌，除了布里索，他还杀鸡儆猴式地灭了埃贝尔，兔死狗烹般除了丹东，直到差不多无朋无党，就被狐群狗党吃掉。以理论家、雄辩家自居的罗伯斯庇尔，事前周密策划，事后清晰分析，但在事发过程中，生死关头，竟然结结巴巴，转过身来向他从来看不起的右派哀号：“右派代表们，讲正义的人，讲道德的人，我的刺客不给我发言的机会，请你们给我机会吧！”

注：

[1] 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1753—1823），数学家、工程师和军事专家，尤其精通军需和战略。他出身贵族，但早就有浓厚的共和意识。作为立法大会和国民公会代表，他是主张处死路易的，法国征兵制度由他制定，故有“胜利组织者”之称号。1793年8月14日，他成为公安委员会委员，主持军事，他并不反对恐怖统治，在公安委员会中他属于“技术分子”，热月政变中他也加入反罗伯斯庇尔阵营。之后，他是五人执政团成员之一，拿破仑掌权时委任他为战争部长，但当拿破仑称帝时，他就辞职退休。到拿破仑侵俄失败而大撤退时，他又为保国而复任。拿破仑彻底失败后，他被流放，死于普鲁士。

[2] 到1793年中期，法军人数为65万，在欧洲已是空前的数字，到1794年9月更达150万。

[3] 有史家认为联军后撤是因为奥地利有意把注意力东移，以应付俄国。

[4] 他们的政治意识都是比较左的。这样一来，比较右倾的，尤其是有保王意识的雅各宾派成员就越来越被边缘化。到1791年6—7月，这些右倾分子脱离雅各宾会，另组“保王派”斐扬会。其实，直到1791年6月20日路易潜逃被捉，罗伯斯庇尔自己的立场也是“非保王也非共和”（当时很多人都有类似立场）。

[5] 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个被表扬的是佩蒂翁（Petion），在1791—1792年被选为巴黎市长，第二次革命之后属吉伦特派。

[6] 1791年5月15日，他在国民会议提出的现任代表不能在下一届重任的动议成功获批，这些不能重任的代表当然包括他自己。

[7] 从革命者的观点去看历史，两人都是独裁者。前者破坏罗马共和，后者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在罗伯斯庇尔心目中，掌军权的拉法耶特就是这类人物。

[8] 在此刻，科德利尔派还是被丹东和德穆兰把持（日后才被埃贝尔派篡夺），但长裤汉的战意和战力在不断增长，对平等和民生的诉求也在不断上升。

[9] 这些日后恐怖统治的政治组织工具是丹东创造的，但被罗伯斯庇尔所用。

[10] 当时的政治人物个个都以贫下阶层自居、自称。衣服、说话、举止都以长裤汉为榜样，起码在公共场合如此。

[11] 但与卢梭不同的是，罗伯斯庇尔聚焦于共同意愿的反面：“法律用来阻止对共和的损害。除非是起义，也就是代表全民的反对，不然每一个国民要像信仰宗教一样服从法官（法律的代言人）和官员（法律的执行人）。也就是说，人民只有整体权力——一起使用的权力——不然他们就是个人，是法律的子民。”罗伯斯庇尔还认为，全体人民是主权所在，而全体人民包括立法代表和普通公民，因此，共同意愿与个体意愿会有不同演绎。这点他要到恐怖统治时期才澄清。罗伯斯庇尔对立法代表是这样说的：“国民公会对所有它关心的事情和所有影响革命的事情都会做庄重的讨论，我们恳请国民公会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隐藏的利益群体篡夺共同意愿和不灭的理性。”他知道如果代表们把个体意愿放在共同意愿之上，革命就会停顿。对于普通公民，他这样说：“当同胞快要饿死的时候，没有人有权去囤粮……活命所需的东西是全社会共有的财产……损害同胞的投机不是商业，是强盗行为和谋杀兄弟的恶行。”

[12] 这也显示长裤汉有自身的利益。公安委员会对他们有利时他们愿意被调动，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不会听话，甚至抗拒、作乱。

[13] 在《论政治道德的原则》中，罗伯斯庇尔这样说道：“在我国，我们想以道德取代自我，笃实取代荣誉，原则取代权宜，责任取代规矩，理性指引取代时尚跟风，蔑视邪恶取代蔑视不幸，自尊取代傲慢，灵魂的伟大取代虚荣，爱荣誉取代爱金钱，勤劳取代诡计，聪颖取代机巧，真理取代才智，快乐的魅力取代奢华的无聊，伟大的人类取代小家的大人物，一个宽仁、强大和幸福的民族取代一个痴顽、轻浮和可怜的民族。总而言之，以共和的一切德行和奇迹取代王朝的一切邪恶和荒唐。”他甚至视德行为政府的基石，“不道德就是不政治（impolitic，可译‘失策’），邪恶就是反革命”。

[14] 罗伯斯庇尔谈的自由不像自由主义那般，从政治、经济到道德无所不包（参看《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他单指跟其他人平等参与政事的自由，甚至可以说只是政治平等而已。

[15] 支配长裤汉的科德利尔会分裂为元老丹东领导的丹东派（保留原有的共和理想，但缩减了暴力手段，因此被对手打成姑息派）和后起的埃贝尔派（比原来的科德利尔会更激进、更暴力、更能发动长裤汉，自视为“新科德利尔”）。罗伯斯庇尔左右平衡，使它们互相牵制。

[16] 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利用德穆兰恰到好处：（1）科德利尔会是德穆兰和丹东一手弄起来的，如今，埃贝尔“篡夺”了他们的领导地位；（2）原来激进的德穆兰开始厌倦激进，走向温和，被埃贝尔派打为“姑息”。因此，于情于理德穆兰攻击埃贝尔都是不遗余力的。

[17] 那时，罗伯斯庇尔与丹东还没有决裂，并相当认同丹东与德穆兰对恐怖统治中无辜牵连者的“宽容”心态。事实上，他也觉得需要区分有罪和无辜，而且无辜受害者的怨气也会动摇革命的热情。

[18] 法案共15个条款，主要有：
　　（1）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存在者的存在与灵魂不灭。
　　（2）承认崇拜最高存在者的最好方法是承担做人的责任。
　　（3）最重要的责任是憎厌不诚实和专制、惩罚暴君和卖国贼、帮助不幸者、尊重弱小、保卫被压迫者、尽量对邻人好、正义待人。
　　（4）举办庆典，提醒人有关神明的存在和它的尊严。
　　（5）庆典以革命的光荣事迹、人类的高贵德行、大自然的恩赐祝福来命名。
　　……
　　（13）肯定信仰自由。
　　（14）镇压任何贵族集会或任何有违公共秩序的活动。
　　（15）如果任何公开的崇拜惹出事故，比如以激进言论或反革命意见以及不公平、不合理暴力去引发事端，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处分。

[19] 庆典就像军事操演。早上5时，全巴黎响钟召集。每户人家以鲜花、彩带、锦旗装饰，然后在各区预定地点集合。14岁到18岁男孩带军刀、长矛或长枪，12人一批结成方阵，中央举起军旗。男人和男童手持橡树枝；妇女和女童身穿革命颜色的衣服，母亲们手持玫瑰花束，女孩手捧花篮。每区选派人员到大典的祭坛下站岗：10个男长者，10个母亲（穿白袍、右上左下挂三色彩带），10个15岁到20岁的女孩（穿着像母亲，还要把花朵扎在发上）；10个15岁到18岁的青年（持剑），10个8岁以下的男孩。8时整放炮起程；男、女分队，6人一排，女左男右，中间是男童。左右两队长短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