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的右派除了，危害革命的极左派也除了，丹东派认为应该收手了。罗伯斯庇尔则认为革命需要不断净化，姑息只能养奸。革命元老被套上一个差不多是“莫须有”的“受贿”罪名，被干掉了。

极端左派的埃贝尔派被铲除^[1]，用来平衡极端的温和派，其作用也消失，而且温和天生也略带反革命的意味，于是，以稳定革命为重的公安委员会就酝酿打击丹东的姑息派。1794年3月29日，巴黎爆发反革命事件（可能是因为极端革命分子被消灭而引发），姑息派被指与此事有关。第二天，丹东、德穆兰等被捕。

丹东是大革命的关键人物，公安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委员。他的历史定位颇有争议：他是推翻王权、建立共和的大功臣，又终结了恐怖统治期间的恐怖和暴力；他毫无荣誉感、原则和道德，只为一时之快意，一日之成名；他还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客，以造势去求名求利；他对家人、对朋友、对国家忠贞而慷慨，放弃个人野心去维护共和政权的团结，是一位以群众的尊严、慰藉和幸福为己任的政治家。

他生于富农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从家乡转至巴黎，任律师。他身体健硕，声如洪钟，但面貌丑陋（幼时更被动物抓伤脸孔）。1790年丹东创建科德利尔会，并任首席主席，在革命中初露头角。科德利尔会在众多政治社团中力主全民民主，最先坚持王权与自由不能两立，最先鼓励激烈行动。

丹东的雄辩是有名的，最著名当然是1792年对布伦瑞克宣言的反应：“要制止敌人就得以恐怖加诸保王分子。我们要敢作敢为，要不断敢作敢为，要永远敢作敢为。”这唤起法国的斗志，但也开启了长裤汉的疯狂暴力，造成骇人的九月大屠杀。

丹东有共和理想，但这些理想往往是模糊和含混的。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狄德罗^[2]和卢梭。他的政治理想表现在法律和制度设计上，特别是恐怖统治的机制与共同意愿的结合。他对革命法庭诸公是这样说的：“给我证明你们希望法治，但更要给我证明你们希望人民的幸福。”对他来说，法律只是为了显示出共同意愿。他总是想在现存制度下设计和加强革命的组织，特别是革命法庭与恐怖统治所依赖的法律工具。

他没有写下什么文章，但别人却写下他说的话；虽然他没有留下很多文字，但法国人到今天也乐道他的豪情。法国人经常把他和米拉波放在一起比较，称他为“长裤汉的米拉波”，意指他和米拉波一样，以下一个阶层的代言人自居：贵族的米拉波自命中产阶层的代言人；中产的丹东自命下层的代言人。米拉波一死，大革命平稳过渡至君主立宪无望；丹东一死，大革命平稳过渡至共和无望。

从进攻杜伊勒里宫到成立国民公会、废除王权、建立共和，丹东的势力与日俱升。奥军入侵，巴黎震动，丹东呼唤动员，发表奠定他历史地位的“敢作敢为”演讲词。虽然同属山岳派，但他不满意马拉的夸张，也看不起罗伯斯庇尔，只有德穆兰是他的亲信——共同目的（废王权、建共和）把这帮人绑在一起。吉伦特派害怕他，害怕他能支配上街群众的激情和冲动，指摘他搞出九月大屠杀。但丹东认识到极端的巴黎长裤汉是抗外侮和平内乱的唯一可靠力量：“巴黎是自由法国理所当然的中心，是光明的中心，若巴黎沦陷，共和也随之消灭。”他是有名的豪气过人。路易断头一刻，丹东在国民公会发出吼声：“欧洲的国王们胆敢挑战我们？我们要应战，就在他们脚下扔下一个国王的脑袋。”

革命法庭是恐怖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它是在吉伦特派当权的时代由丹东建议成立的，一方面从暴民手里拿走武装力量，一方面给镇压反革命提供有效手段。他相信法律的目的包括保护人民不伤害自己，借此降低革命暴力（讽刺的是，最激烈的革命暴力是由他启动的^[3]）。在讨论法官的选拔时他说：“必须单凭法律去统治，但法律必须被真正执行；为使人民安心法律能够保证赏善罚恶，因而使他们变得守法和人道，法律必须是恐怖的。”但他又相信如果人民有因法律不符合共同意愿而造反的自由，立法者就会更关注整体利益。这点很像卢梭谈的政府权力与人民主权之间互为制约的关系。他又说：“代表们，请回想那些令所有良好公民震惊的血腥日子［他指九月大屠杀］……我说……我肯定所有目睹那些事件的人都会同意——在那时，人的力量绝对无法制止全国复仇的疯狂。”他相信好的法律，也就是符合共同意愿的法律，会降低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力——以暴力抗拒法律的可能性。

丹东看出了群众暴力的可怕：革命引发激情，但革命也把社会约束打散。“革命解除所有激情的枷锁。一个伟大的国家在革命过程中像在坩埚中沸腾的金属，自由女神仍未铸成，金属在沸腾。如果你不能控制烘炉，你会被它吞噬。”从一开始，丹东就比别人更有“权力主义者”的性格。虽然他坚信人民，但群众暴力又使他不安。他感觉到革命的最大威胁来自人民自身，它是隐藏着的、阴险的。理论上，他同意卢梭的“强迫人民自由”，实践上，他不想人民太自由、太滥用他们的暴力。因此，他设计机制在解放人民的同时约束他们。“达成你们对人民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对他们说：‘跟着我们走吧！’”

丹东鼓励议会的代表们非但要按人民的利益去干事，更要“变成”（become）人民，“国民公会一定要是全革命的载体，人民的代表们一定要是‘人民’（peopled by the people）”。他明白治理一个共和国的难度，也就是把个人意愿放在共同意愿之下的难度。他说：“国民公会还不是个已完成的组织，因为你们可以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去组织。但诸君请注意，你们要对人民负责，包括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血汗、他们的钱财；如果你们的失职使他们的钱贬值，以致生活无着，谁能挡得住他们的反感和报复？”

公安委员会集中军、政、民生大权于一身，也是丹东的主意，他是首任委员之一。他的主要任务是监督部队，所到之处都能凭他个人魅力振奋军心。他负责重组政府，曾意图调解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但双方积怨难消，徒使吉伦特派对他猛烈攻击。

1793年4月，内尔温登一役法军失利，统帅迪穆里埃战败投敌，但在此之前，丹东曾屡次为他说项，希望他能扭转颓势，将功赎罪。因此，他的投敌使吉伦特派理直气壮地要丹东的头。5月中旬，丹东已决定向吉伦特派开刀。他在国民公会上声泪俱下，说他希望有100个志士去抗拒吉伦特派的暴政。终于，他公开发动长裤汉“起义”，包围国民公会，强行要公会交出吉伦特派的头头。事后，他以肃整吉伦特派的策划人自居，更认为逼宫国民公会是无法避免的，而群众的愤怒能使法国得救。此刻，他在左派中是众望所归的人物。

整肃吉伦特派之后，山岳派就成了主人^[4]，开始着手真正工作了，具体由公安委员会（和实力远逊前者的“大众安全委员会”^[5]）来实施。之后的9个月，政治斗争的焦点就转为公安委员会对抗巴黎革命公社（长裤汉的基地）和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的政治老板）。丹东发挥他的辩才，在国民公会建议赋予公安委员会近乎独裁的权力、近乎无限的资源。丹东看见周围国家都是共和的敌人，认为必须通过革命独裁才可渡过难关。“当一条船有沉没的危险时，船员会把所有危及那条船安全的东西都抛到海里。同样地，所有有害于国家的东西都要除掉，所有有利于国家的东西都要交给政府使用。”但外敌、内乱当前，他决定给公安委员会开出一张空白支票。“那好吧……就让我们恐怖吧；让我们像雄狮般去战斗，为什么我们不成立一个可以通过有力措施去动用全国力量的临时政府？”为表示对革命的无私，他在公安委员会成立3个月后辞去委员职位^[6]，作为公安委员会的支持者和精神领导置身事外。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想象。

1793年9月，同样是长裤汉逼宫，恐怖统治开始。但这一次不是由丹东发动和领导，而是比他更激进的、篡夺了科德利尔会领导权的埃贝尔。这是法国大革命极为血腥的时刻。整个过程中处决反革命和镇压内乱，起码死了25万人。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有不少人认为做得比较过分，恐怖只是亲痛仇快，反而助长国内外的反革命情绪和敌对宣传。他们以丹东为首，要求公安委员会从宽。“我们一定要赶尽所有叛徒，无论他们怎样伪装，但我们一定要分清错误和罪恶，不应伤害无辜。没有人想见到，一个人只是因为对革命没有足够热忱就被当作罪犯看待。”

公安委员会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并想进一步支配国民公会，视恐怖统治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有鉴于此，丹东尽力去缓和态势：建议对内控制面包价格以安民心（特别是安抚长裤汉），对外与诸国开展和谈（尤其是经公安委员会宣战的英、西、葡）。“你孤立了革命！罗伯斯庇尔！你不人道的要求慢慢赶走最热衷的支持者！在你的高度，人们无法呼吸。就拿走你的恐怖吧——我关心的不是那几个人头，人头一毛钱两个，而是你打击的偷窃、堕落。偷窃、堕落只是自然不过的需要，没有它们，一个国家也了无生意，就像禁止人消化一样。你知道你的恐怖会破坏什么？商业和工业。你要把国家带到前所未有的大破产边缘……把革命带回到人性处吧。尽量控制消费，好使财经界安心。总之，你要使革命能被大众接受。”

但是，丹东走得早了一步。等到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的羽翼（包括丹东）尽除，恐怖统治最终引发了热月政变。1794年初正是公安委员会权力最大、气势最盛之际。相对地，丹东则好像锐气尽消。有人说是他在比利时督军之际，爱妻难产去世使他伤心欲绝。这是1793年2月的事。他7月续弦，娶了孩子16岁的保姆（而且还秘密举行了被禁的天主教仪式），又变得恋家。他留在离巴黎百多公里外的家里，连巴黎也少去了，到11月底才复出。他的敌人有机可乘了。罗伯斯庇尔借助他和德穆兰发动对埃贝尔派的攻击，铲除了埃贝尔。但在攻击埃贝尔的“过激”时，埃贝尔的反击也暴露了丹东的“姑息”，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反革命。(www.daowen.com)

埃贝尔被整，丹东也自知余日无多，并做好了准备。但致命的一击却不是来自他的“姑息”，而是他也可能意想不到的“私心”。丹东身家丰厚，在巴黎有不少产业，使人有来历不明之感，他也没有好好做过解释，于是构成大罪。对他财路的怀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1791年到1795年，屡次有人指责，说他在1792年8月进攻杜伊勒里宫时曾收过王室的贿赂，又说他为他的助手找财路并在国外私造伪钞。米拉波在1791年3月给他的信件中也提到作为某事报酬的3万镑。稍后，又有人说他拿走了国民公会作为外交谈判之用而准备拨付给瑞典亲王的400万镑中的一部分。最严重的倒不是丹东拿钱，是他的亲信埃格朗蒂纳^[7]的卖空案牵连到他。丹东交友随便，人所共知，此中有不少是敛财之辈。法国东印度公司破产，在1785年（革命前）被王室接收。革命后，国民公会指责公司发国难财，要关闭它，但若干国民公会代表意图在公司关闭前以立法手段为其造势，以拉升股价，然后通过卖空来发财。埃格朗蒂纳识破此计，借机勒索这些公会代表50万镑，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丹东知道此事，但丹东为埃格朗蒂纳力辩，被指控串通而入罪。

丹东与德穆兰诸人被捕受审，异常的过程在“说故事”中交代过，兹不赘述。但要指出的是，公安委员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包括采用7个人的陪审团（因为没法找齐12个事先应承让丹东入罪的陪审员）、国民公会下特别政令（容许法官可以以疑犯不尊重法庭为由不容其答辩）和检控官威吓陪审员（如不入丹东罪，陪审员会被控）。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唯一的共识是打击吉伦特派和埃贝尔派。但两人的理由绝不相同：丹东还想挽回吉伦特派去同建共和，罗伯斯庇尔则从来容不下吉伦特派；丹东反对埃贝尔派的残暴，罗伯斯庇尔却是害怕埃贝尔的威胁。两人背景可能类似：中产、律师、拥护共和、同属雅各宾派、赞成杀路易，但性格完全不一样：丹东身材硕大，性格慷慨、随便，爱调笑，声大如雷；罗伯斯庇尔身材瘦削，为人拘谨、小气、严酷，说话常晓之以理，却无法动之以情。

有人说过：“伏尔泰是丹东的父亲，卢梭是罗伯斯庇尔的父亲。”这倒不尽然。伏尔泰不相信民主，特别不信任下级阶层，但丹东对人性乐观得多，他认为“下层社会比上层社会的人更热爱自由”；而且丹东的自由也不是伏尔泰的自由，伏尔泰强调的是批评时政的自由、离经叛道的自由、赚钱发财的自由，而丹东强调的是人民行使主权的自由。但是，在虚荣与逞强上面，两人确有相似。丹东的自白是：“我保存了我天生的活力，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我在这世界的地位，在与人生活和选择的事业上，时时刻刻去证实我可以融合理性、热情和操守。”

敢作敢为是丹东的作风，无论是鼓励暴力还是呼吁慈悲，他从未改变过他的共和理想。发动长裤汉达成第二次革命使他脱颖而出，声望日隆，但丧妻续弦避世，自我边缘化，反而使埃贝尔派坐大。之后，他眼见由他开启的革命暴力和恐怖越来越失控，遂生悯人之心。早期的他，永不言悔；晚期的他，总是徘徊于自立、自主和逞强、好胜之间。

他相信自己有一种“自我牺牲”（self-sacrificial）的情操。在建立他一手促成的革命法庭时，为避免使人指责他独裁，他自己发起动议永不参与法庭工作。在革命法庭受审时，他说，“我的家快要湮没，我的名字快要进先贤祠！这是我的人头！”在断头台下，他说，“不要忘记把我的头颅示众！它值得大家一看。”他要他的敌人知道，伟大的丹东只会在国家、共同意愿、人民面前屈膝，只会为它们而死。他曾想恢复古罗马的“瓦莱里乌斯·普布利科拉”法（没有通过）^[8]。但丹东多次提及，以示他对公众德行的承诺：一个公民可以当场杀死一个侮辱国家的人，但如果被杀者日后被证明无辜，杀人者愿意受死。丹东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不惜生命也要保卫共和的人才算是德行之人。

丹东眼见埃贝尔派的暴力对共和稳步前进的破坏性，更担心他自己一手促成的恐怖统治走向失控，遂生悲天悯人之心、恢复革命团结之意，以达成真正平等之望。他想把革命带回理想的正轨，起码把革命带离自毁的偏途，但时不再与，暴力的不断革命正如脱缰之马，他不但没拉住，甚至被拉倒。

注：

[1] 埃贝尔派所赖的长裤汉也被清理。1794年3月24日，埃贝尔等人上断头台；3月27日，以长裤汉为主力的巴黎革命军被解散。讽刺的是，这也是日后罗伯斯庇尔被捕时无力还手的原因。

[2]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是启蒙运动的经典文献《百科全书》的主编。此人多才多艺，而且精力过人。他命途多舛，从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影响力深远。早期代表作品包括：《哲学思想》（Philosophical Thoughts，1746），强调理性与感性之间亟须协调；《疑惑者的漫步》（The Skeptic's Walk，1747），描绘有神论者、无神论者和泛神论者之间的对话，反映三套宇宙观；《盲者之信》（Letter on the Blind，1749），提出了最早的进化论思想（对卢梭和伏尔泰都有影响）。《百科全书》是1750年动笔的，差不多一开始就有争议，特别是有关宗教和自然法则的部分。当时的王室、贵族、高官很多人自命开明之士，往往包庇对教会、朝政的批评者（做官的一方面下令搜捕散布煽动言论者，一方面把煽动性文稿收藏在自己家里）。《百科全书》是“共和文人”的集体创作，其编纂前后历时20年，此期间有人热情地加入，有人不满地退出（包括另一个主编让-勒朗·达朗贝尔），最后却仍在1759年正式被禁。书商甚至把狄德罗写的文稿在制版的过程中抽出而不告诉他。狄德罗经常闹穷，最愿意救济他的是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73年，她要买狄德罗的藏书，又委任他做藏书管理员，一次先支付他25年的薪酬，只需他去见她一趟。他去了，住了几个月，每天跟她见面。这也是典型的开明独裁君主的做法——听开明思想，行独裁统治。

[3] 丹东跟其他极端左派的分别是他认识到暴力是双刃剑，非必要就不用。有史家认为他发动长裤汉摧毁吉伦特派是为了法国稳定（吉伦特派虽然把持国民会议，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散漫，并且有很多内部派系，以致在国策上往往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特别是希望降低法国与欧洲各国的摩擦（吉伦特派是主战者）。这与他的外交思想和视野很有关系。

[4] 早在国民会议时代，是没有山岳派之称的；在立法大会时代，他们也属极少数；甚至国民公会成立后的前9个月，他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与吉伦特派做生死斗。

[5] 大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是于1792年10月建立的，其前身是“监视委员会”（Surveillance Committee）和“调查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负责监督个别地方公安部门，调查有关叛国和反革命的疑案，然后向革命法庭报告。因职能与公安委员会有重叠之处，遂生张力，日后更牵涉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

[6] 有人说丹东是被罗伯斯庇尔支持者逼走的，好让罗伯斯庇尔入会。

[7] 指法布尔·埃格朗蒂纳，见“说故事”篇有关德穆兰狱中候审一事。

[8] 普布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普布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卒于公元前503年）是罗马共和的开山人物之一。罗马王国国王塔克文的儿子强奸了科拉提努斯的妻子路克瑞莎，引发政变，诞生罗马共和（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科拉提努斯成为共和开国的第一任执政（Consul，由两人担任）之一。另外一人是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瓦莱里乌斯也是开国功臣，他接得密报说科拉提努斯阴谋独裁。他掌获证据，破获阴谋。布鲁特斯俩儿子也牵涉在内，被处决。此际，布鲁特斯突然要放逐科拉提努斯，指他也是王室中人，不能得到人民信任。科拉提努斯辞职，由瓦莱里乌斯接任。他与布鲁特斯成功挫败复辟企图。布鲁特斯死后，继任的其他元首不是早死就是无能，瓦莱里乌斯大权在手。他在罗马城山上建房，有人说他想做国王。他一个晚上把房子拆掉，公开向罗马百姓道歉，并解除了部下的武装。人们给他“普布利科拉”的称号（Publicola即“讨好人民者”）。他多次成功击败复辟、巩固共和。死时身无长物，由政府出钱收敛，全国举哀一年。丹东自比瓦莱里乌斯·普布利科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