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派夺得大权，极左的埃贝尔分子更是得势。在镇压保教会叛乱中大开杀戒，弄得民怨冲天。山岳派中的丹东不满他们的残酷，罗伯斯庇尔则担心他们的反宗教，都认为会破坏共和的稳定和威胁山岳派的权力基础。埃贝尔发难要夺山岳派大权，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合力诛之。

不够左的布里索与吉伦特派人被捕后，山岳派完全控制了公安委员会。其实，1793年的6—8月，内外形势恶劣得不得了。但刚干掉了吉伦特派，山岳派亟须巩固权力，外敌和内乱为恐怖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先平内乱，中央派遣精锐部队到旺代，三战三胜，但也埋下日后残酷镇压的伏线，是恐怖统治期中的最恐怖时期。公安委员会命令执行一个毁灭性“靖缓”（pacification）行动，派遣12支“地狱部队”（infernal columns）去执行。总指挥官请示如何处置叛区的妇孺，如果要杀，就需要政府的明确指令，公安委员会命令他“消灭匪徒，至最后一人，这就是你的责任……”政府军按指示进行清野，烧毁村庄、村落，破坏耕地、林地，滥杀无辜，包括妇孺。估计从1794年1月到5月，“地狱部队”屠杀2万到5万平民。总指挥向公安委员会报告：“旺代已经不存在……依照你们的指令，我把孩童践踏在我们的马蹄之下，我们屠杀妇女，使她们不再生育匪徒。一个囚犯都没有，我完全消灭了他们。”估计双方死亡共11.7万到45万之间，而地区总人口只有80万。虽是如此，但地方并没有就此安定，甚至拿破仑时代也发生好多次动乱。当地人保教会、保王，与中央格格不入。^[1]

宪法是容许天主教的（和其他宗教），但反宗教的极端分子对任何天主教活动，包括个人信仰，都充满怀疑，认为有违共和的价值观。他们发动“清除基督宗教运动”（dechristianisation），彻底清除宗教——鼓励（更有强迫）已宣誓效忠国家的教士们结婚，无论已宣誓或未宣誓的教士们都不能执行教职，否则被放逐；稍后，更下令禁止任何宗教仪式，禁止摆设或佩戴任何宗教的象征物。教堂的钟被炼成武器，十字架被拆除，坟场、圣像与宗教艺术品被没收或破坏。之后干脆关闭所有教堂，改装为货仓、工厂甚至马厩；街道、广场改名；创修革命历法，改十日一周。虽然到处反对，尤其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但政府一意孤行，务要彻底消灭基督教。

1793年12月3日，丹东重回巴黎^[2]，在雅各宾会上，批评这些极端分子，就被埃贝尔派打成姑息派。5日，德穆兰开始出版《旧科德利尔》期刊，提出宽恕呼声，指责埃贝尔派的极端使反革命变得好像合法。20日，国民公会决议设立“公义委员会”去复核因《嫌疑法》下狱的无辜者，但被罗伯斯庇尔劝止。

极端分子也知道铲除旧东西后仍要有新东西去取代，于是发明一个新的革命宗教，去纪念革命烈士、圣人，供奉革命圣物（如三色帽章、红色自由帽等）。此中以埃贝尔的“理性崇拜”为代表。崇拜的对象是“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1793年11月10日埃贝尔主持“自由与理性”庆典，是反宗教的最高潮，却也触犯了罗伯斯庇尔的大忌。罗伯斯庇尔担心无神主义会损害虔诚法国人对国家的向心力；他怀疑其他的革命崇拜背后有政治野心。埃贝尔派狂热反宗教的督军卡里耶（见上，“说故事”）在旺代大开杀戒，1794年2月中被召回巴黎作辩。那时，罗伯斯庇尔已觉极端分子实在威胁革命，也威胁他。埃贝尔意图扭转颓势，在3月4日发动政变，不遂；13日，公安委员会逮捕他和支持者；24日上断头台。

埃贝尔出身中产阶层（父亲是首饰匠，也曾做过法官），学法律，因诽谤一名医生，被判赔破产，故逃往巴黎。早期他生活无着落，在剧院打工，但因偷窃被开除。后被一个医生雇用，据称靠行骗度日。

革命爆发，他就开始写政治小册子，写了一篇攻击保教会分子的文章（《莫里教士的讲道》）^[3]，声名大噪。1790年9月，他出版《杜谢恩老头》，以下层社会（长裤汉）为目标读者，鼓吹平等和暴力，代表革命的极左派。他又加入雅各宾会，也参加过战神广场大屠杀事前的请愿团。到1792年初，转入激进的科德利尔会（丹东所创，当时仍由丹东领导）。与此同时，他与一位还俗的修女结婚，生活开始奢华，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经济来源说不清，有称他凭借与战争部长的交情赚到了钱（战争部买他的刊物分发给士兵阅读）。因为拥有科德利尔会籍，他成为巴黎革命公社的代表，参加由丹东发动的进袭杜伊勒里宫的第二次革命。之后，他鼎力支持对教士的九月大屠杀。

原先他是站在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一方，激烈攻击吉伦特派。当时，科德利尔会是丹东（还有德穆兰做他的副手）的地盘。1793年2月丹东丧妻，7月续弦，之后就退出了巴黎（到年底重返），埃贝尔派等人看准这个权力空当，就篡夺了领导位置。9月5日成功逼使国民公会宣布恐怖统治，声势夺人。

好胜、逞强兼功利的埃贝尔对长裤汉的号召力大大威胁国民公会里山岳派中人，特别是罗伯斯庇尔，让他觉得埃贝尔与其同党不除，革命就会被他们把持了。1793年8月20日，埃贝尔竞争内政部部长职位落败，被丹东派的人拿住。从此，他就与丹东为敌。埃贝尔与丹东互斗使罗伯斯庇尔坐收渔翁之利：埃贝尔不断攻击丹东的姑息，并造谣丹东盗用公款；丹东反击，停止在军中免费供阅埃贝尔的《杜谢恩老头》。但此时，很多法国人对埃贝尔的反宗教开始厌倦，“理性崇拜”是反宗教的高峰，也是他跟有泛神主义倾向和国家宗教理想的罗伯斯庇尔最终决裂的主要原因。

1794年初，在科德利尔会中，有人听见埃贝尔说，罗伯斯庇尔为丹东派的德穆兰辩护（见“说故事”）“证明”罗伯斯庇尔已被革命叛徒误导了，而真的革命分子应该“起义”。至此，罗伯斯庇尔不再理会公安委员会中部分委员的迟疑，决定先发制人，逮捕了埃贝尔及其党人。很讽刺的是，埃贝尔自命为革命忠实的儿子，但在审判时他却被控腐败、诈骗，甚至里通外国，而非革命过激。他在断头台上更被戏耍，连反革命也当不上，只当了小贼。行刑官要“娱乐”观众，断头刀落下，到了头颈上一点点就停了，三次皆是如此，到第四次才令其身首异处。这也是革命暴力的闹剧。

埃贝尔的政治本钱是他写的《杜谢恩老头》^[4]，先后391期，是革命中最受底层社会欢迎、最具煽动性的刊物。每期只有一两千字；内容鄙俗而诙谐，充满暴力和破坏，粗言猥语，是长裤汉最过瘾的读物。街头报贩往往以“《杜谢恩老头》今天怒极了”做招揽。这老头的形象是头戴革命小帽子、嘴含烟斗、满脸胡子的粗汉，内容是他跟某个虚构的王室中人或政府官员的对话，当然是把对方描写得一文不值，骂得狗血淋头。

初时，埃贝尔是支持君主立宪的。1792年路易出逃被捉回后，埃贝尔对王权的态度大变，把路易写成“一条又醉又懒、老婆还偷汉的猪”，对王后安托瓦内特更加刻薄，把她写成一个邪恶、淫贱的女魔。路易受审，他投下判死的一票（虽然当初还有迟疑）。安托瓦内特受审，他作供，指证她与儿子乱伦，这个儿子只有7岁，但她也因为埃贝尔这“诬供”被打成万恶不赦。无论是对教会的批评、对吉伦特派的攻击、对丹东派（尤其是德穆兰）的指责，埃贝尔的笔都刻薄、狠辣且不留余地，下面是他的一段文字（《操他妈的教皇》，1790年，第44期）。

杜谢恩老头怒极！教皇对法国颁布“逐出教会令”，和这些红衣主教、主教和操他妈的教士阴谋屠杀国民会议代表、雅各宾人和法国人民。

你当我们是什么，你这贩卖赎罪券^[5]的野种？他以为他的厕纸——他的勒令——他那没有药引的大炮、他用来催眠或恐吓我们祖先的痴话，妈的，他还在以为今天的法国人还跟他走？我们不再是达戈贝尔特王^[6]的时代，今天我们不再是买赎罪券的笨蛋，我们不再会因为什么教皇禁令而惶恐。去死吧，我们不会再被那些狗养的教士迷惑，他们的忏悔、炼狱、赦罪、赎罪券都是愚弄人民。那条所谓打开天堂之门的圣彼得钥匙只不过是这个罗马教皇用来打开我们的口袋去挪钱的诡计。

为什么这个野种还是这么大胆？听说是那些出走的教士煽动他颁令。神啊，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为要更大打击老百姓的心理，他们准备在复活节前的两个星期内发动所有的主教和神父做最后努力以推翻宪法。他们会带领由武装贵族护卫的教徒在夜里偷袭每一个国民会议代表的家、革命宪法之友社团社员的家，宰杀他们，然后进攻杜伊勒里宫，去营救国王。

这就是这些狗养的教士的计划，他们还敢自夸法国百姓会支持他们这些可恶的行为；他们以为老百姓一听到他们的口号就会不管不顾地兄弟相争、父子相争，再来一次圣巴泰勒米日大屠杀。^[7]

他们的谎话，这些败类，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我可以代表巴黎说话，妈的，我们在圣安托万郊区^[8]的朋友们也随时准备好去对付他们。我可怜那些胆敢在教堂讲坛上宣布教皇颁令的野种。他跟那根要吊死他的街灯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些狗养的教士以为在巴黎以外的地区会更成功，如果他们以为那些由他们供给武器的土匪会支持他们，妈的，我们有两万兵马随时出动。

妈的，他们所有的行动都会彻底失败；如果这些狗养的知好歹，他们最好还是接受事实，支持宪法。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把希望放在红帽子卡佩^[9]的身上是枉然。就算有他，就算有德国人，就算有他的雇佣兵，就算有他的西班牙土匪，我们还会完成使命，妈的，我们会维持宪法。

所以，叫这个老流氓收起他那些没用的法宝，叫他安静地待在梵蒂冈，叫他跟所有的红骡子^[10]饮宴吧，叫他天天跟那个暴饮暴食的贝尼斯（Bernis）^[11]喝我们法国和西班牙的好酒吧，或者叫他跟那些年轻娇嫩东西玩乐吧，但是，妈的，就不劳烦他老人家亲自来搞政治了……

在一定的程度上，马拉^[12]是埃贝尔的政治教父，马拉对暴动的歌颂，尤其是对巴黎长裤汉的看重，给予了埃贝尔以启发。马拉不是理论家，而是辩论家。他的论点很多时候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但都很夸张和激昂。埃贝尔的《杜谢恩老头》其实是粗俗化的马拉，使长裤汉看得更过瘾、更冲动。

马拉对卢梭的崇敬是人所共知的，但与卢梭不同，他深信群众暴力的效用。可以说，在革命分子中，马拉是真正相信不断革命，他办报的目的就是要鼓励群众暴力，希望通过暴力去实现卢梭式的理想社会。^[13]在1793年3月19日，也就是国难当前，内有旺代叛乱，外有内尔温登败绩，无能的吉伦特派政府处处失措之际，马拉反思他的过去，觉得自己实在太过“温和”了。他这样写道：“我误信了那些议会代表们的假爱国，我对他们的小家子和缺德感到意外……我对《人民之友》未能取得我预期的结果而感到失望。我觉得我一定要舍弃中庸，要以讥讽和反话去取代简单的批评……眼见议会代表们跟国家的死敌串联，保护人民的法律被用来欺压无辜，我就重新提醒拥有国家主权的人民，对他们说，既然无法对他们的代表们寄以任何希望，他们就得自己去执行公义。”

马拉认为政府要保护人民不被国家敌人损害，但他更坚持人民要保护自己不被政府损害。卢梭认为人民要被迫自由，而他相信人民已经是自由的了。他更相信人民，特别是穷人，本性是德行的和良善的，不会把自己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因此无须强迫或控制人民。相反地，政府才是危险，政府的压力会腐化官员，会使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上。为此，马拉的社会控制是由下至上：^[14]不是政府通过压迫去控制人民，是人民通过暴力与恐怖去控制政府。^[15]

马拉对卢梭的“共同意愿”有独特的演绎。他的共同意愿就是他的理想共和政制——全民（男）直接参与，选择代表，以德治国。早在1790年6月，他就这样对德穆兰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宪制，也就是真正正义和智慧的宪制。首先所有法律都要人民同意……为了自由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幸福，没有比开启人民对他们权利的认识和建立一个大众的意见更为重要的了。”^[16]

大革命中，没有人比马拉更积极地宣传政治暴力，他视暴力为直接参与政治的具体化：暴力就是人民的声音，人民对立法议员不满的衡量，人民面对堕落政府的自我保护，人民争取权力的出路。他鼓励的不是个人暴力，是群众暴力：“公民大众，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避开这个可怕的命运——紧靠你的武装同志……让复仇之斧劈下这些罪有应得的官员们的头颅。最要紧的是，不要再拖，要马上集合起来，进攻议会，喝止这些所谓国家之父，要他们立即收回那些他们正想急急欲通过的灾难性的法令。”^[17]

马拉认为作为一个集体，人民是善良的，他们的行为是智慧的，也就是代表共同意愿；他们的操守是德行的，但这些公众德行会被有权的人所阴谋误导。^[18]对马拉来说，德行不单指行动的本质，更是行动的对象。如果对象是自己，是不好；对象是人民，才是好。“亲爱的国家……专制君王雇用的恶棍在颠覆你；真的就是只有几颗诚恳的心在保护你？”为此，他完全拥抱卢梭的“独裁”。人民是好的，但会被堕落的政客误导。因此，要保护人民就要授权给一个有德之人去扫清革命的敌人：“那些不中用的领导们要把你带到险境，你只有一个办法脱身。就是委派给一个军事护民官^[19]、一个最高独裁者，让他逮捕主要的叛徒……让我们选出一位最开明的、最热忱的和最忠心的人。”当然，其他革命分子很难接纳这种想法，因为这个被人民选出来的人不就是另一个绝对君权？于是马拉修改他的说法，把一个人转成一个委员会。公安委员会不是马拉所创，但他极力支持把全权授诸委员会。卢梭的独裁者是有期限的，但马拉则认为公安委员会应无期限，直到肃清所有叛徒。马拉非但认为暴力是高效的，更认为不用暴力的成本更高。“劈掉五六百个人头就能保证了和平、自由和幸福。误解人道会使你手软，使你下不了手；这会牺牲你百万兄弟的性命。”

埃贝尔对马拉的崇拜可以从下面看出来（《杜谢恩老头大乐》，1793年，第264期）。

杜谢恩老头大乐，因为他在梦中见到马拉，马拉告诉他谁是想破坏共和的阴谋家、小贼和叛徒。妈的，他俩商量怎样去解救长裤汉。修炉老头发誓去跟着人民的朋友^[20]走，不管政客们拿出什么刀棒、毒药。

昨晚我在梦里头见到了他。他的伤口仍在流血，该死的，我笑了。我叫，人民的朋友，是你吗？是啊，好老头，是马拉啊，从死人中回来跟你说话，妈的——就算到了坟墓，对自由的爱还是追着回来……你讲的话是长裤汉的话，在自由人的耳朵里你那些令贵妇们昏过去的粗话实在美得很，美贵妇之中找不到自由人。你的喜和怒比那些政客的梦有用得多。他们是知道你，这些操他妈的贱种，就是因为知道你所以他们才迫害你，正如他们迫害我……

是的，老头子，用你的铁槌、铁钳去追打他们，一个也不放过。三个月前我说要在杜伊勒里宫架起300个吊架去吊死这些混蛋的人民代表，有人说我疯了，说我血腥……斗争已经开始，是场生死斗。

打败他们，一个都不赦。因为，该死的，如果他们打赢，6个月内一个爱国志士也不剩。这些恶棍已经证明了他们干得出来。在马赛，所有雅各宾派都被屠杀；在里昂，保王分子把100多个共和分子送上断头台；在阿维尼翁，自由之友的血在街上流；在巴黎，如果这些政客捉到我们——你同我，老头——他们会同样地把我们宰了。但是这些没用的杂种未见识过我们的长裤汉……

马拉，我听到你的教训了……我发誓不怕他的刀棒、毒药，永远跟随你的榜样。妈的，我的座右铭就是对阴谋家、奸人、叛徒，永不休战。鬼魂对我说，这也是我的誓言，接着就消失了。守护你的诺言。是，妈的，我会的。

马拉、埃贝尔、长裤汉最针对的是“潜伏”在革命中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这个疑心导致不断革命、不断暴力。《杜谢恩老头做好准备》（1793年，第274期）是典型。

我们终于动员起来去打在我们北面边境上肆虐的那操他妈的大熊，要打得这些戴了王冠的土匪跳舞……

同时，妈的，100万个共和分子要赶到南面去赶走这些脏猥的西班牙佬，把他们赶回马德里……(www.daowen.com)

在这场战事里，派10万个大汉去英国！没有城堡、没有军队会挡得住他们……

但是，你这个老蠢人，你怎样处理我们中间的不忠分子？如果把他们也带着，他们会在见到敌人的时候就放火烧我们的屁股，然后就投降敌方，他们会用我们发给他们的武器去打我们。我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法国所有的卖国贼，在所有的公共广场上开设法庭去审判这些谋害祖国的混蛋，用公众的大刀从这些坏蛋、叛徒手中解救同胞。然后我们要这些在革命中非人非鬼、邪恶的自大狂在我们军队的面前担行李，我们要把那些到今天还在给大众制造烦恼的垄断商、财阀、律师、教士和所有的混账东西放在炮口……

我们特别留神不要留下任何自由的敌人，因为，我们一旦出发，我们的财物就会被他们洗掠，我们的妻儿就会被他们屠杀。精密设计的反革命会使我们防不胜防。我们还没有出发，那些在亲王宫里的无耻之徒已经笑得忍不住了。他们说，长裤汉，起行吧，祝你们一路平安……征兵的时候，我们躲起来，你们一走我们就从地牢里走出来，放火烧你的房子。当圣安托万区^[21]烧光之后，我们就可以欣欣然高呼路易十六万岁，我们可以像里昂的保王派一样在巴黎追打革命分子。穿套裤的贵人、卖精品的侏儒、小家子的教士，你们低估了你们的主人了。我们的眼睛盯着你。没胆的匪类，等着被打吧，你们逃不掉的，他妈的。

如果说埃贝尔、J.鲁、长裤汉是卢梭的信徒，他们信仰的也只是卢梭的平等——经济平等。卢梭在《论不平等》上写：“那个人率先以篱笆把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而其他人也天真地相信，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创始人。你将把人类从不知多少的罪行、战争、谋杀中，不知多少的惨事、不幸中解救出来——如果你把圈地的地标拔起，把圈地的垄沟填平，并大声地跟你的同胞说‘提防啊！不要轻信这些骗子！’如果你们一旦忘记了地球上的万事万物是属于所有人的，而地球本身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你们就完蛋了。”以埃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地球是为每一个生物而做的，每一个，从蚂蚁到那只自称是人的高傲昆虫，都一定要从这个众生的母亲身上找寻生命的滋养。……生存是最高权利，不管怎样，人总要吃。”

虽然埃贝尔打着经济平等的口号，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个机会主义者。如果说米拉波通过在路易那里暗度陈仓，凭此过上奢华的生活，存了拜相的梦想，那埃贝尔则“投其所好”，以粗言、猥语的谩骂去号召长裤汉，凭此政治本钱在革命中揩到了油水。他聪明地看透了时机——从丹东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就看出了长裤汉的威力。吉伦特派被丹东发动的长裤汉推翻后他就开始篡夺丹东在科德利尔派的领导地位，也就是长裤汉的指挥大权；跟着号召长裤汉包围国民公会，开启恐怖统治；之后，在平定保教内乱更立下大功。做小偷出身，借朋党致富、以逞强立命的埃贝尔到此时应该是踌躇满志，但他的个人自大和反宗教冲动已按捺不住了。

启蒙思想是反宗教的（尤其是天主教），反教会的特权、教士的愚昧、教条的迷信。解药是理性与自由。但用的仍是宗教的模式，也就是集体的膜拜和公开的仪典。恐怖统治期间，也就是镇压基督教最残酷的一段时期，埃贝尔派就在全国各地强行建立“理性崇拜”（虽然不一定叫“理性”，例如也叫“布鲁图斯节”，即Feast of Brutus，但意义是一样的），把教堂改为崇拜堂。丹东当时就警告反基督教走上了极端；罗伯斯庇尔也说服国民公会代表们不给予“理性崇拜”法律的地位。但埃贝尔等人一意孤行，于1793年11月10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最盛大的崇拜仪式。

当日天气极差，又是风，又是雨，又湿冷。连日下雨，巴黎街上一片泥泞，但意气风发的埃贝尔等人兴致不减。他带同雅各宾会、国民公会、巴黎革命公社和各区革命公社的代表们，浩浩荡荡地开往改名为“理性庙堂”的巴黎圣母院。大队前面是一群来自巴黎歌剧院的女艺员，头戴人工花环，身穿白袍，腰围彩带。虽然婀娜多姿，但衣发尽湿。领队的是“自由女神”，由歌剧团的首席艺员扮演。头上是一顶无边红帽子，坐在彩带缠绕的椅子上，右手握着象征革命武装的长矛，左手不时向沿途群众挥动，雨点从那湿透的帽子流到发上，流到颈上，再从颈项流进袍里。鼓乐声中，队伍到达“理性庙堂”。里面人山人海，男男女女都戴上红帽子。人多了，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自由女神”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庙堂（教堂）中央。主礼是埃贝尔派中人——巴黎革命公社的检察长肖梅特。他搀扶“女神”登上高台（是由拆掉教堂的祭台而改建的），上面摆了一个宝座，前面的座墩上放着一签“真理之火”（Flame of Truth）。“女神”坐定，女司祭们（随行的舞蹈艺员）在她前面跪下，两个侍从把点着的乳香炉交给检察长，检察长就向“女神”献香。

接着是致辞。检察长的目光对准那个被拉下来的圣母像，讥讽地指出圣母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圣殿，他挑衅一般让圣母像站起来，让它去复活耶稣。当然，这个木头造的像一无反应。他环视周围鸦雀无声的人群，说：“公民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崇拜理性的理由！”立即，人群兴奋地回应：“理性、理性、理性！”他等到人声稍歇，又说：“除了大自然的宗教，我们没有宗教。”人群鼓掌。“除了理性的庙堂，我们没有任何庙堂！除了国家的祭坛，我们没有任何祭坛！除了立法代表，我们没有任何教士！除了自由、平等和友爱，我们没有任何崇拜！”群众疯狂地鼓掌，手舞足蹈，互相拥抱。男音的合唱团开始歌唱：“降临吧，啊，自由，大自然的女儿……”扮演女司祭的芭蕾舞艺员随歌起舞。“自由女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向膜拜她的信众点头微笑。

随后是歌舞狂欢。时人有形容这些各地都有的类似的庆典为放荡、骇人、堕落。无论是否属实，很多革命分子都避开这些崇拜，罗伯斯庇尔形容它是“荒唐的闹剧”。

山岳派中人当然知埃贝尔派（包括他们的同路人——愤激派）极端甚至狂妄，但因为要依靠他们的长裤汉去抗外敌、压内乱，就放纵了他们，对他们的暴行熟视无睹，近乎姑息。埃贝尔派有恃无恐，更纵容长裤汉，以极端暴力去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但物极必反。他们从丹东派夺取了科徳利尔会的控制，其实就是对长裤汉的控制；有了长裤汉为武器，就想拿下山岳派大权。但埃贝尔派行为凶残，人心背弃，虽然对国民公会有威慑力但也直接影响共和的稳定并威胁山岳派的权力基础。残酷镇压内乱是一时之功，但招来丹东的不满；理性崇拜有一时之快，但招来罗伯斯庇尔的忌恨。最后，群起围攻，埃贝尔派倒了下来。但从此革命不断，颠倒的社会也延绵不息。

埃贝尔原是山岳派中人，但山岳派的团结是他首先打破的。山岳派中人是意识形态最重的革命者（特别是对卢梭的共同意愿），因此分裂不单引发敌我之争，更是正统对异端、信徒对叛徒之争。为此，山岳派之间的斗争比一般从利益着眼的朋党之争更无情、更残酷，把法国人吓怕了、弄昏了。

埃贝尔肯定是个篡夺能手，先夺丹东的科德利尔派领导地位，再想夺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权力。但他代表的专制与共和的组合加剧了政治失序的泛滥。夺人者，人夺之，埃贝尔派败下阵来，但政治失序和疯乱变得更严重了。

注：

[1] 史家对旺代之乱的论证分歧很大，尤其在19世纪。支持共和的叫“蓝派”，他们以官方文献为研究素材；支持教会和王室的叫“白派”，他们以当地口述史为素材。比较中肯的说法来自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法国西部反革命的成因是中央政府直接管治地方的手段出了问题：在管治上忽视了地方权贵和教士们的缓冲作用，把国家权力直接交给地方资产阶层去行使。”问题不在革掉旧政权，是在建立新政权中没有尊重人民可接受的政治原则和管理模式：行政和管理上独裁；对不宣誓效忠的教士们迫害。在某程度上，是官逼民反。

[2] 丹东于1793年2月丧妻，7月续弦，从此半隐退在家。在此段期间，埃贝尔派取代了他和德穆兰在科德利尔派的领导地位和对长裤汉的影响力，走上更极端的暴力。

[3] 《莫里教士的讲道》（Petit Carême de L'Abbé Maury）写于1790年复活节前（分两期）。内容以耶稣被魔鬼试探和耶稣显圣为引子，一方面暗指天主教会追求享乐和赞美，迫害其他宗教（尤其是新教），一方面激励法国人去追求光荣与平等。

[4] 第一期在1790年9月出版，最后一期是1794年3月24日，也就是埃贝尔上断头台的同一天。

[5] 赎罪券是中古天主教会用来筹钱的工具。信徒购买它为已死的亲人赎罪，可望其早升天堂，后成为神棍们的敛财工具，是教会的败笔，也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主因，但到了18世纪末已经没有使用。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6] 达戈贝尔特一世（Dagobert Ⅰ，603—639），统一法兰西，是第一位葬于巴黎圣但尼圣殿的法国君主。

[7] 始于1572年8月22日，6个月内遇难者估计达3万人，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有关宗教改革后的法国宗教战争。

[8] 圣安托万郊区（Faubourg Saint-Antoine）是在巴士底狱旁边的小区。与埃贝尔住所的科德利尔区同是巴黎最激进革命分子的聚居地。该区群众参与1789年7月14日的攻击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的进攻杜伊勒里宫，和1793年6月2日的围攻国民公会，逮捕吉伦特派人的行动。

[9] 卡佩（Capet）是路易王朝的姓氏，“红帽子卡佩”是指假装支持革命的路易十六。

[10] 指红衣主教。

[11] 贝尼斯（Francois-Joachim de Pierre de Bernis，1717—1794）乃红衣主教，是当时法国驻梵蒂冈教廷的代表，与贵族“出走者”往来。

[12] 马拉矮小、畸形、丑陋，但一生多姿多彩。他祖籍沙丁尼亚岛，是新教徒（先是法国胡格诺派，后转瑞士加尔文派），出身书香世家。他曾在巴黎学医，1765年移居英国，与文学界、科学界往还，渐有声名。1776年返法，做路易十六幼弟卫队的医生，收入丰裕，并开始一连串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在有关火、热、光、电领域，与法国科学界多次论辩。革命前夕才开始发表政见。1789年1月出版《对国家的贡献》（跟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的观点类似，见上“说故事”注），1789年12月开始出版《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报刊。1790年1月加入科德利尔会。因攻击内克，被迫逃亡伦敦，到5月才返回法国。他当时攻击的对象是保守派。1790年到1792年间多次被通缉，有时住在巴黎的污水沟，使他的皮肤病加剧。1792年8月第二次革命之后，他的箭头指向吉伦特派，认定他们是假共和，是真共和的敌人。吉伦特派以国民公会名义在1793年4月先捉了他，但又因民情汹涌放了他。1793年6月，吉伦特派被山岳派干掉后，马拉的作用下降，开始被边缘化。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与他的性格合不来，就疏远他。他健康日劣，在家写信和文章，影响力日降。7月13日，他单独接见吉伦特派同情分子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说有吉伦特派在逃者的秘密名单要交他。那时，他还整天泡在浴盆里，去减轻皮肤病的痛楚。科黛就在无人监视下以5英寸短刀直插他的心脏，马拉当即丧命。科黛当场被捕，十天后上断头台。受审时，她说：“我杀一个人去救10万个人。”国民公会全部代表参加马拉的葬礼。萨德致讣词：“像耶稣，马拉尽心地爱人民，只爱人民；像耶稣，马拉憎恨君王、贵族、教士、叛徒；又像耶稣，他从未停止过打击这些人民的瘟疫。马拉成为圣人。他的半身像取代了巴黎教堂里的十字架。”热月政变后，崇拜马拉的热度消退。日后的苏联倒还用上马拉去命名街道、广场、战舰。

[13] 卢梭一般不提群众骚动和暴力，但暴力是马拉的主题，特别是以夸张对敌人的恐惧和敌人的残酷去煽动群众。典型的是：“他们绝对会无情地谋杀你们，他们会撕开你们妻子的肚皮，为要窒息你们心中对自由的热爱。他们会用血腥的手在你们的孩子的肠脏里搜索他们的心。”由于马拉不给这个“他们”定义，使得他的读者感觉到处都是“他们”，人们非要用暴力去保护自己，打击这些“他们”不可。马拉要千万人头落地：“直到群众的脑袋变得足够清醒，识破这些骗子；直到群众的行动变得足够坚决，严惩这些恶人。”

[14] 这跟卢梭的看法不一样。卢梭认为整体利益、个体利益差别越大越需要大权政府，但给政府大权力就要同时给人民大控制。

[15] 马拉是如是说的：“如果你们不赶快打倒市政府、省政府的所有堕落官员、不爱国的太平绅士、国民公会中最腐化的代表，你们就肯定永不超生……不要忘记，国民公会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又说：“公民们，你们能否得救完全在你们的手中。最高的国法是整体的得救。你们要踏碎那些议会代表们可疑和危险的法令。直到今天，他们的表现都是不值得你们信任的。”

[16] 马拉指的是“众人的”意愿（will of all），有别于卢梭的“共同的”意愿（general will）。

[17] 马拉的“人民”跟卢梭的“人民”有个重要区别。卢梭对“城市人”不放心。在《爱弥儿》中他写道：“法国人民不是在巴黎，是在都兰（Touraine，法国西部地区，比较偏僻）……在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一个国家呈现出它的真性格，表现出它的真面貌。”马拉的群众是城市的中、下阶层。他们才是他的读者。外省人一般不读马拉。

[18] 在马拉心目中，差不多任何个人意愿都是邪恶的。他对早期的革命分子有以下的批评：“西哀士可以看管国家的大玺吗？这个新发迹的无赖，只因为王室对他吹捧就把自由的原则牺牲掉！……卖国贼拉法耶特，竟然愿意为国王建立绝对独裁，一次又一次地要恢复专制！然后是米拉波……这个讨厌的酒色之徒，要花光法国的财产，要国家沦为乞丐，要把国家拍卖，为的是满足他下贱的欲望。”

[19] 古罗马由平民选出的护民官（tribune），有绝对权力。

[20] 革命者对马拉的称呼。

[21] 圣安托万区是科德利尔会所在地，长裤汉的神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