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里索为首的吉伦特派是革命后的新贵，在革命中属右派，支配着国民公会。对外宣战连遭败绩，成为属左的山岳派夺权借口，在国民公会之下建立公安委员会，要夺军、政、民生大权。布里索等人想先发制人，以国民公会名义去抢回公安委员会大权，要拿下极左分子。山岳派发动长裤汉包围国民公会，逮捕布里索与吉伦特派领导层，以反革命和通外敌之名将其送上断头台。

左、右派之争是敌我之争，是击败敌人的事情；左派内部之争是正统与异端之争，是消灭叛徒的事情，革命不断，直至筋疲力尽。

第二次革命到路易断头的一段时间，左派分裂大曝光。国民公会在1792年9月20日成立，代表人数共749名，分三大派。山岳派（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和丹东、埃贝尔等人的科德利尔派，占人数最少）、吉伦特派（由布里索领导，属温和左派，占1/4左右人数）、平原派（独立、骑墙，占人数一半多点）。没几天，掌权的吉伦特派人就指罗伯斯庇尔有独裁野心。很快，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就变得势同水火。就如何处置路易一事，双方公开翻脸。山岳派主杀，吉伦特派主免，互不相让。一票之差、路易断头。山岳派开始支配国民公会。

路易一死，国内外烽烟四起。先是英国与荷兰对法宣战；继而全国征兵30万，各省分配名额，加深了巴黎与各省的分歧，也刺激了地方上保教分子的作乱。反征兵暴乱全国都有，但旺代与周围地区的暴动规模和强度都较大。当地驻军无力控制局面，暴动很快就变成“起义”（insurrection），带头的是教士与地方贵族，虽然弹药、训练都不足，但人数却不少。加上该地区到处都是林地、沼泽和荒野，地方百姓又积极支持，于是打造了一支以农民为主、战斗力强大的游击队伍。

1793年3月初，当地一个国民警卫军指挥官被杀，农民军攻占几个城镇，屠杀革命派人。3月中，中央派45000人的军马镇压，但所到之处皆被歼灭或击退。5月5日，双方军马正面接触，政府军被围投降，在发誓不再来犯后才被释（个个被剃头，以便将来识别是否违誓）。6月9日，旺代军再捷，获得大量军火和重炮。这是旺代军威最盛的一刻。

对外战事也不顺利。3月中到4月初，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大败，统帅变节，这一役对革命有很大的影响，大大动摇了革命政府对军队的信心。他们一方面加强监管，弄得人心惶惶；另一方面插进大批长裤汉，他们的狂热瞬间变成残酷。上面说了，法军早在1792年9月20日于瓦尔密挡住了普鲁士军，法国是在胜利声中宣布共和的，为什么在半年之后会兵败如山倒？

其实，当时瓦尔密一役更多的是普军退兵而非法军打赢。但法军得势不饶人，往东面和北面挺进。11月6日，热马普（Jemappes）一役又击败奥地利军。当时，法方有4万步兵，3000骑兵，100门大炮，而奥方只有1.2万步兵，2200骑兵，56门大炮。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接着不到一个月，法军差不多占尽奥属尼德兰（现今比利时）。此刻，迪穆里埃有机会把奥军赶出莱茵河西岸，但他总是想攻占荷兰共和国（理由见上），于是放弃追赶奥军，集结了一支12万人的部队，全力攻打荷兰共和国。几个月的胜利使他过分自信，认为攻无不克，可是后方的政治斗争开始白热化。当权的吉伦特派（自认有向奥、普宣战，瓦尔密“大捷”的功绩）和要夺权的山岳派互相僵持，军需供应近于瘫痪。

1793年2月16日，法军突入荷兰边境，马上拿下好几个据点，并包围重镇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但在严冬作战，装备差而训练不足的志愿军吃不消，很多逃役回家，相对地，奥军却得到时间和空间去喘息结集，于3月1日卷土重来，先击败法军的东翼。迪穆里埃在3月3日被迫放弃包围马斯特里赫特。此时，巴黎传令他放弃荷兰共和国，回守比利时（刚拿回来的奥属尼德兰），作为保护首都的屏藩。但他认为军心不振，一旦撤兵就会溃乱，决定反客为主，要与奥军正面一战。匆忙之际忘了召集左、右翼作为支援。

在双方的小接触中，法方略胜，迪穆里埃更加自信。其实，双方的兵力不相上下，法方4万步兵，4000多骑兵；奥、荷联军3万步兵，9000骑兵。主要战斗在1793年3月18日早上7时开始，一直打到傍晚6时。法先胜，奥军反扑，法军顽拒。这一次，奥军骑兵在平原战中发挥了最大作用（上一年的瓦尔密战役中，法军炮兵的高地火力网发挥了最大作用），在最后一击中把法步兵冲散。迪穆里埃被迫下令撤退。有些将领跑回巴黎去“告状”，说迪穆里埃督军无方，而且立场不稳。

此役，奥、荷联军损失约2700人，而法军则死伤达4000人。更要命的是在撤退中，有6000志愿军逃跑。3月23日，近4万的奥、荷联军与2万多的法军再战；联军死伤900人，法军又损失了2000人。至此，迪穆里埃开始与奥方议和，愿意退还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去换取法军安全撤退，奥方同意。迪穆里埃对路易之死（仅过去了两个月）很是颓丧，对巴黎的政治斗争也很失望。当然，他也意会到战场失利动摇了政府对他的信任。3月25日，他派副手去奥军中，建议奥军暂停向巴黎推进，让他领兵返回巴黎推翻国民公会，消灭雅各宾派，恢复君主立宪。但他的动作巴黎已有警觉，派要员到前线去，欲带他回巴黎作辩。他扣留了巴黎的来人，解往奥方。并派亲信去接管边境上的军堡，但被守军识破，没有得逞。迪穆里埃认为仍可以控制正规军和骑兵，但忠于国民公会的志愿军和炮兵不容他造反。在军中，有人看见他的随从中有奥军，就更加不服从他的命令。见此情况，他就在4月5日叛逃投奥。至此，奥军也准备入侵法国。

迪穆里埃的变节投奥，使雅各宾派名正言顺地去夺取大权。内尔温登一役之前，军队服从将领；之后，随军的政治委员掌握大权，战败的将领每每被视为不忠于革命。巴黎也会秘密派人监视将领，随时向巴黎告密，将领们会因此被罢免或被杀害。为了协调力量攘外平内，国民公会在激烈分子（特别是科德利尔派的丹东）推动下，于4月6日成立公安委员会，把持军、政、民生大权。政局变得诡秘极了。

名义上仍掌权的吉伦特派感觉到公安委员会和它背后长裤汉的威胁，先发制人，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在4月12日逮捕了鼓励极端暴力的马拉，在24日开审，又在群情汹涌之下马上放人。但他们仍不放弃，在5月18日成立一个十二人委员会，意图夺回公安委员会的权力，为示威势，还在20日下令逮捕埃贝尔和其他极端分子。巴黎革命公社马上呼吁释放“爱国者”，同时罗伯斯庇尔又呼吁“起义”。结果埃贝尔等人在30日被释。丹东发动起来的长裤汉得势不饶人，于6月2日包围国民公会，逮捕吉伦特派领导层布里索诸人。这个山岳派不遗余力要铲除的布里索是何许人？

书生论政的布里索是革命时代的典型悲剧人物，他博学多才、严肃认真，但抉择之际常常犹疑不决。他从小好学、博闻强记，在革命人物中算是学问最好的一个。家里原本想让他当律师，他读了法律，并且在巴黎律师事务所工作。但他自己最终选择的是时事评论员。结婚后移居伦敦，住了几年，很受英式经济、政治制度影响，尤其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和自由经济。30岁前已经是个多产、多元的作家，涉及刑法理论、立法哲学、文学批评和哲学专论等领域，并同时做两份大报章的评论员。他与当时的名人书信来往频密，辩论时政。虽然多产，但未有创意，也缺乏文采和感染力。为了组织起全欧的知识分子，他在伦敦办报，推广人文思想，但没有成功。1784年返回巴黎，但因为写了一篇被指侮辱路易王后的淫猥文章，被关在巴士底狱四个月（他日后出事也与此有关）。此后的几年里他成为巴黎上流社会文人沙龙的宠儿、启蒙人文主义“文人共和”（Republic of Letters）的要角。

他对美国社会和制度很认同。在他的想象里，美国是个纯洁、简朴和活力充沛的国家。他对美国的农耕生活特别欣赏，认为是培养国民道德的最佳条件，他希望法国也如是。^[1]这跟他对卢梭的崇拜很有关系。在革命之前，布里索就被卢梭的政治思想吸引，特别是民约理论、人民主权和共同意愿。他接触卢梭早于其他革命者，对卢梭是全盘接受，致使他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意见差不多全来自卢梭。卢梭认为文明导致人类堕落，并向往一个不再的原始社会，他也意图全面地、系统地改变社会。^[2]他在《在自然状态下产权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right of property considered in nature，1780）中是这样说的：“在自然状态下，人的需求是很简单的，人以这些需求去定义他的‘财产’，而丰富的大自然给他很多选择。需求满足了，他的‘产权’也就结束。”为此，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是很简单的。布里索区分了“自然状态下的财产”（property in nature）和“社会性的财产”（property in society）。“社会性的财产”的理念是从“自然状态下的财产”借用过来的：“在一个庄严的面具底下，‘财产’得到了不应得的景仰，而‘财产’的保护者就被拥有欲弄瞎了，欧洲人被文明的装饰物冲倒了。他破坏大自然，并被他那不断膨胀的欲望折磨和吞噬。”^[3]

布里索的政治方向是“解放贫苦”，通过改变政制去实现共同意愿，他相信“进步”。他虽然赞赏古希腊、罗马的哲人，但他否定古代的制度（奴隶、等级、直接民主），认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他自视“为民”，特别是为穷人，但他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反对政府管制经济，抗拒任何对私有产权的干预。他要扩大“自由”的范围：在经济上是自由贸易；在社会上是自由言论，特别反对书刊、报纸的审查。他主张扩大“人民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赞成全民投票权，甚至支持“人民行动”（people movement），亦即“起义权”。

革命爆发，他办《法国爱国者》（1789年5月6日开始出版）期刊^[4]，声名大噪。1791年，他被选为立法大会代表，接着是国民公会代表。他同时也是雅各宾会员。他在雅各宾会、立法大会和国民公会上的演讲都很有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他慢慢成为一批政见相似但组织松散的吉伦特派领导人（史家甚至称他们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慢慢地一起走向了“保守”。他的领导地位是因为其他的“志同者”都有不足之处，或缺激情，或太懒散，或太冲动，或太高傲，或太现实。他自认没有领导才能，又不善协调人际关系。但奇怪的是他重朋党、派系，有时甚至会牺牲原则，视党的团结重于公义。有人说他以党性来定原则和对错，甚至会为此殉道。^[5]

革命初期，布里索肯定属左派（反封建、反王权）。但慢慢地他被打成“右派”。在法国大革命中，左与右是动态相对的：相对于保王与复辟，主张君主立宪（国王与国会分权）的是左派；相对于强势国王、弱势国会的君主立宪，主张弱势国王、强势国会的是左派；相对于弱势国王、强势国会的君主立宪，主张共和的是左派；相对于以资产阶层为主导的共和，主张全民平等的是左派；相对于全民平等，主张马上全民平等的是左派。布里索和他领导的吉伦特派就在弱势国王、强势国会的君主立宪和以资产阶层为主导的共和之间徘徊，但总是站在历史时刻的右边。以左派（起码是开明）自居的布里索总发觉有人比他更左。败事的是左面容不了他，而左面的力量总是随着革命的进程越来越强，由布里索领导的吉伦特派追得越来越吃力。布里索也曾说“富人的财富既属于富人，也同时属于贫苦和饥饿的人”，但比他左的埃贝尔和愤激派却要马上平分财富；布里索是向资产阶层利益倾斜的共和者，但比他左的罗伯斯庇尔则主张不分资产与无产的共和。

我们可以从布里索的《法国爱国者》去追踪他思想的反复。在表面革命、暗中保王的米拉波掌权时代，他说：“我憎恨王朝……我一懂得思考就憎恨它。没有比它更腐化人性的了。我崇拜共和政治，但我仍不相信法国人配得上这个神圣的政制。”^[6]到米拉波死后，路易还未出走前，君主立宪是政治主流的时代。当时有人指责他提倡共和，他就辩说他虽然不否认王朝是个灾难但他讲的只是政治理论，“与实际反对宪法认可的国王是完全两回事”^[7]。到了路易出走被截回之后，保王和共和对峙的时期，他改口说保王派与共和派其实分别不大，双方都想和平与秩序而已。^[8]可以看出，他在君主和共和之间总是犹疑、多虑，像是书生论政。到法国对奥地利宣战，战事失利，路易被怀疑通敌（实情确实如此），有人指责布里索等人（吉伦特派）利用路易通敌为借口去推翻王朝，实现共和。由于那时的政制仍是君主立宪，布里索就否认有秘密的共和派，更否认他是主脑，而且坚持他才是真正的爱国。^[9]布里索多虑，但多虑不代表不失。在影响1792年革命进程的两件关键政治决定上，即对外宣战与处置路易，他所领导的吉伦特派都走了败招。

从革命开始，欧洲诸国（都是王国）就关注路易命运，一方面警告革命分子不要乱动，一方面陈兵境上进行威吓。革命分子有的想把革命理想尽快向外传播，也有的认为先要巩固国内的革命基础。布里索主战，在他个人的革命生涯中，这是错招，因为这是他与雅各宾派中反战分子（起码反对在当时开战）分歧的开端，以致他在日后的斗争中最后败下阵来；但在法国历史，甚至欧洲历史上，法国向外宣战是个关键转折点，带来差不多延绵1/4个世纪的战事。

在1791年12月的《法国爱国者》中，他转述另一个主战分子（安那卡西斯·克洛斯^[10]，Anacharsis Cloots）在立法大会上的演讲词：“战争！战争！这是全法国爱国者的希望，也是全欧洲自由之友的希望。他们正等待这个推翻暴君的契机……这个净洁的战争会更新地球，把自由的旗帜竖立在君王的王宫上，苏丹王的圣城上，贵族们的城堡上，教皇、教主的庙堂上……这个神圣的战争……”

这个羡慕美国清教移民（特别是“贵格会”教徒，Quakers）的和平主义，主张解放黑奴，甚至提出共和国家应该弃绝战争的布里索，为什么会如此坚持开战，甚至与保王的拉法耶特同一阵线？有史家认为他们是个“战术”性联盟：布里索希望以此去颠覆宪法，起码能削弱王权；拉法耶特想借此巩固宪法，甚至加强王权。

布里索认为战事会逼路易表态。他估计路易的表现一定不会积极，那么就可以指出他对祖国不忠，甚至出卖祖国。当罗伯斯庇尔说战争会给反革命分子制造机会出卖革命时，布里索的回应是法国人民知道怎样处置卖国者，“唯一的害怕是害怕我们不被出卖。我们要的是被大大地出卖；这才能使我们获救”^[11]。当然，战争胜利也会大大加强他对路易的控制和削弱激进山岳派（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在立法大会中的势力。

布里索肯定知道在革命后，属于贵族阶层的军官大批逃亡，会大大削弱法军的军纪、组织，甚至军队也会减员。但他有一套浪漫的想法，他以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是未经训练的义勇军战胜英国正规军的胜利，^[12]这就说明士气比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军需、武器、训练）更重要，他甚至不信任职业军人。

为了开战，布里索要争取保王派的支持（这也是日后他们被控反革命的“证据”），又把吉伦特派人安置到政府部门去（他是利用吉伦特派在立法大会的支配力去达成的），还破坏对外和解的种种尝试（他是利用他的外交经验和人际关系去干扰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刺激路易宣战（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王才可向外宣战）。^[13]他用的手法是“法国荣誉”，也就是把战争和爱国放在一起。他甚至用上封建的语调，把对外战争形容为贵族文化中的“决斗”：“你们要刺激对方，要拿一个‘满意’（satisfaction，是决斗时所用的挑衅词语），不要再作无谓的焦虑。”他成功了。

一开战，法军马上溃不成军，败的败、逃的逃、叛的叛。奥地利也不饶人，长驱直进。路易趁机开除政府部门中的吉伦特派主战分子。要扭转残局，吉伦特派人发动群众“和平示威”，进逼杜伊勒里宫，展示他们的政治实力，意图以此影响路易和立法大会，但群众被路易好言说退。此招非但无功，更刺激各地的保王情绪。进退两难之际，布里索态度暧昧。在《法国爱国者》上他指出人民想自由，但又想有法治；深知他们的权利，但又知责任。他辩称他们逼宫是被煽动者所惑；但他又同时指路易虽然承认宪法，却不是真心皈依革命。^[14]几天里，保王情绪好像越来越高涨，布里索就改了语调，在国会演说上不再说路易的不德，改强调立宪的重要和共和的不智。^[15]他刚讲完，就有人叫“打倒双面恶棍”，在公众席上有一个人朝他掷出两颗葡萄，打中了他。更有人说他已被人收买了。两周后长裤汉就进袭杜伊勒里宫，逮捕路易，奏响了布里索和吉伦特派覆灭的先声。

布里索的第二次败招是在杜伊勒里宫被攻下后对路易的处理方法上。这里需要达成两个决定：路易的罪，路易的罚。国民公会代表们以707票对0票表决路易叛国有罪。但怎样处分他？布里索主张保存路易性命，一方面作为与外敌谈判的筹码，一方面避免刺激保王势力作乱。罗伯斯庇尔等人则认为若路易叛国不被处死，第二次革命的合法性就有疑问了。在这件事情上，布里索要考虑他代表的吉伦特派的权力基础。吉伦特派的势力分散在全国，不如激进的罗伯斯庇尔、丹东、埃贝尔的势力集中在巴黎，甚至只是巴黎里的几个区。布里索主张全民公投，或起码让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有权参与表决路易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比较保守，对路易生死的看法跟巴黎不一样。罗伯斯庇尔坚决反对，因为他害怕如果各地意见不一，就会引发内战。在一定程度上，布里索代表美国式的联邦制度，而罗伯斯庇尔代表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权（唯一分别是革命后的中央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寡头政权）。这个分歧也反映出革命其实仍走不出绝对君权（专政）的意识。

结果，国民公会否决全民公投和各省分别表决，交由国民公会的代表们直接表决。表决中（每个代表要到主席台前投票，并说出理由），激进左派保持团结，吉伦特派则分裂。判死的361票，判免死的360票（包括先判死，后赦免的26票）。从此，处死和免死两派互视为反革命，成为死敌。而吉伦特派内部的分歧使他们势力大减。(www.daowen.com)

在处决路易这件事上，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共识尽失，势成水火。在雅各宾会上，布里索被指责诽谤了攻袭杜伊勒里宫的巴黎革命公社、与反革命分子拉法耶特为友、与国王勾结、发动损害国家的外战、做个不冷不热的共和分子。布里索也知道回天乏术，但仍在雅各宾会上自辩，反责巴黎革命公社是破坏分子，又说他曾经谴责过他们，也会继续谴责他们。他宣称拯救法国要三种革命：打倒独裁、消灭王朝、压制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逼宫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无政府主义，他会尽力谴责。他指出煽动者和破坏者一方面高唱各省平等，一方面把巴黎放在各省之上。他们抬高巴黎就是抬高自己，让他们去团结共和是要把整个共和放在他们的阴谋小圈子之内，从这个小圈子内去支配各省。^[16]至于发动外战，他指出对外宣战带来王朝的崩溃，实在是个功劳。他更拒绝承认有“布里索派”（也就是吉伦特派）这回事，并说“布里索派”是他的敌人凭想象发明出来吓人的东西。当然，雅各宾会中人不为所动，开除了他的会籍，也就是置他于死地。

布里索被控反革命和通外敌（特别是英国，因为他住过英国，跟英国上层保持联系，而且英国与诺曼底地区的保王派有紧密联系）。对他的人格攻击最甚的是德穆兰（马拉、罗伯斯庇尔也不遑多让），指责他出版和贩卖淫猥刊物、做路易政府的线人^[17]、侮骗生意合伙人等等。对反革命罪名，布里索或可以忍受，认为只不过是不同观点与角度对革命的不同演绎而已，但对他人格的指责是这个以卢梭为榜样、自视清白、事事严谨的布里索绝不能忍受的。他遂据理力争，但改变不了结果。在去往断头台的路上，他仍高唱《马赛曲》。吉伦特派是典型的启蒙知识分子，如巴黎贵妇沙龙的罗兰夫人^[18]、思想前卫的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19]、数学家孔多塞（见上注）等，纷纷走上断头台。

布里索的个性与际遇其实很能代表他领导的吉伦特派。这派除了资产阶层之外还有很多文人雅士。这类人很自负、很难指挥、很难约束，虽然大家政见相似，但组织松散，在重要关头往往不能进退一致。他们或有济世的情怀但对民间疾苦只有模糊的认识，没有近距离的体验；再加上不自觉地被阶层利益支配，不能好好分配革命的果实；而升斗小民看见他们吃好、住好，甚至趁革命发国难财，不期然地心怀怨气。在政坛的龙争虎斗之中、长裤汉横冲直撞之际，布里索的文章是谈理论、演讲是谈理想、提的建议是概念性多于操作性。他和同路人曾掌大权，但未能成大事，处处处于被动、无奈，有时甚至啼笑皆非——既发动革命战争，但挑不起革命军士气；既裁定路易的罪，又不愿把路易判死；既打造了有实权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又控制不了它们。在逞强失序的社会，他鼓吹各省多点自主（当然也反映吉伦特派的势力有一半在外省），这自然跟权力基础集中在巴黎的各派冲突。远水（外省的力量）救不了近火（巴黎的长裤汉）。最后，还是敌不过人数比他们少很多，但战意比他们强得多、行事毫不犹豫、事后绝无内疚的山岳派。以爱国者自居的布里索被打成卖国贼，当年由他做证婚人的德穆兰竟然是整他最狠的一个。

他是卢梭信徒。但是他向往的是《爱弥儿》（Emile）的纯真、《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eloise）的纯情，不是《民约论》的强迫自由、《论不平等》的不平怨气。为此，他跟不上革命的左转，被淘汰了，被暴力地淘汰了。^[20]说实了，吉伦特派掌的权其实是保王与共和之间胜败未明的过渡权力。保王败下，布里索等人确想逞强，但书生论政就是少了一套既能服人又可操作的政治思想，有的只是一些没有法国气味的美国式共和仿制品——中央与地方分权（自立自主）、各自为政（互相包容）。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使法国人，无论是保王还是共和，无法理解，更遑论接受和支持这一个松散和低效的美国式政治模式，结果只延缓了社会的倾倒。同时，沙龙清谈的布里索派缺乏政治魄力，既看不清势头，又犹疑不定，屡次意图逞强，无论是逼宫路易、捉放马拉、捉放埃贝尔，都是尴尬收场，自暴其丑，只令山岳派坐大。在篡夺的社会里，他们打造了权力工具（革命法庭、公安委员会）却被山岳派夺取，导致篡夺的激烈与政治的恐怖同步递升；他们想支配路易（对外宣战）却被路易反牵制（罢免吉伦特派官员），导致政治秩序茫然，越乱越疯。

注：

[1] 他在1788年6月访问美国，大受欢迎，稍后并被授予文学与科学学院名誉院士头衔。他甚至考虑移民。但大革命迫在眉睫，他赶紧回国。

[2] 但布里索与卢梭也有一些地方差别很大。他相信“科学”，接近“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的政制可以使人能够控制国运，他相信政治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处理。这跟卢梭的“反科学”很不一样。早在1783年的《有关真理》（Of truth, a meditation on the means of reaching truth in all human knowledge）中他就认为政治与道德可以跟“化学”一样去研究：要发现政治与道德的真理就要发现为人类带来整体和个人幸福的手段；发现这个真理就可以借此建立社会和政治的秩序。“要自己幸福，要为别人创造幸福；这当然是我们的目的；［哲学家］要达到第一个目的，就必须提升他自己的知识；要达到第二个目的，就必须把他的知识传达给人类。错误的知识会致命；因此，如果他不想毒死自己或他人，他要肯定他的知识是真的。……在寻找真理之前……不要把自我检讨看作小事情。你的灵魂是你的坩埚，有哪个化学家如果不知道他的坩埚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不先把杂质清理，他会直接使用这个坩埚吗？如果他不走这个程序，他怎能确定他的结果？可是，多少哲学家会像化学家这样做？如果是这么大意、这么不慎，得出来的发现或结论怎么可以相信？”

[3] 这是典型的卢梭，但不是典型的启蒙。启蒙主流认为进化已经把人类从原始社会带到文明社会，而18世纪欧洲是文明最高峰。

[4] 《法国爱国者》除了星期日每天都出版，不久连星期日也有出版，篇幅比一般期刊多，有时还有增刊。内容包括：（1）报道新闻；（2）刊登所有政府告示和国会辩论记录；（3）各省议事会议程；（4）时事评论；（5）评论其他政治刊物；（6）英、美政事研究。每期发行1万多份，国内外都有大量读者，比德穆兰的《法国革命》和埃贝尔的《杜谢恩老头》的销售总和都要大得多。

[5] 他生活简单、谨慎、紧凑，但自视甚高，尤其很看重自己的德行，因此往往看不清自己的弱点。自信使他倨傲，不容异己，他曾多次强烈谴责与他政见不同的人，加上他有种殉道精神，终成悲剧主角。有史家说，他应留在哲学领域，不应从政。

[6] 《法国爱国者》，1790年9月24日。

[7] 《法国爱国者》，1791年4月12日。

[8] 布里索在1791年7月5—6日的《法国爱国者》指出，共和的定义是“代议”（representative），也就是所有权力都是“委托”（delegated）的，因此，所有权力都是暂时的和可以被撤销的，所有的权力代理人都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在这个基础定义上，宪法（君主立宪）中5/6的权力已经是“代议”的、选举的、可撤销的，而最后的1/6，有关国王的部分，在宪法的假设下（fiction of the law），其实也是可以代议和选举的。保王派和共和派的实质分歧是这个假设是否应付诸实行而已。共和派认为应该，保王派认为不应该。布里索说：“共和派认为应该立即废除王朝。他们说，废除王朝并不违反宪法中保留国王制度，因为国王制度不需要世代相传。……共和派认为应该废除王朝，因为国王不一定是好人和能干的人，有可能是个白痴或坏蛋；又因为保留王朝是很花钱的，而且好的政府不一定要有国王。反对者或许会说，在目前的危机下，国王之设还是需要的。但让我们记着，国王之职在过去两年，形同虚设，而过去两周，国王职权更属非法，但社会并未因此破碎。”布里索的结论是共和政制比君主政制更能保证社会不沦为无政府状态，因为在共和政制下，既是各省选出自己的政府，就会对政府更有信心，更愿意服从。但是，他又同时指出共和政制虽然在理论上优于君主政制，但不足以支持立即成立共和，他建议设立一个过渡性的选举和罢免国王的委员会。由83个省各选一个代表，并从83个代表中产生一个委员会。过渡委员会之后最终仍是共和。这是典型的布里索论政。

[9] 布里索在1791年5月10日的《法国爱国者》里是这样写的：“法国，主要是巴黎，有三个派系（保王和反革命除外）：愤激派、爱国派、温和派，没有一派要共和，他们都誓称维护宪法（君主立宪），都谈自由、平等。但他们之间实在有极大分歧。愤激派表面虽然支持宪法，但他们只承认《人权宣言》，他们要把宪法带向《人权宣言》。他们整天讲人民主权，因为他们想借此影响国策，但是，如果社会稳定，他们就不能拿到好处，因此他们发表的言论都是为使社会失序。温和派则把宪法放在《人权宣言》之上。他们要尽力保护私产，他们认为人民缺乏理性的指引，不能走向完美，必须永远用法律去约束，因此他们不谈平等，只讲宪法。爱国者就不同，他们尊重《人权宣言》，但他们也想让整套宪法被尊重。他们爱人民，但不吹捧人民；他们爱人民，但希望人民遵守法律并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有如温和派，爱国派希望社会安定和保护私产；他们希望法治，但更希望理性的统治。但是，他们与温和派和愤激派之别是他们不是当权者手上的工具。一言以蔽之，三派的特征是：‘爱国派，人民之友、宪法之友；温和派，宪法之伪友、人民之敌；愤激派，人民之伪友、宪法之敌。”不言而喻，布里索与吉伦特派当然属爱国派。

[10] 克洛斯不是法国人，而是荷籍普鲁士人，自称“世界公民”“人类演说家”“上帝死敌”。家里很有钱，与普鲁士王室有亲密关系。父亲安排他到军校学习，但他退学，周游欧洲各国，一方面到处享乐，一方面宣传革命。他的革命理想是“全世界一家”。1790年6月，他率领36名外国人，以“人类大使”的名义到国民会议，宣布支持全球遵守《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甚至放弃男爵名位，连受洗的名字也改了。1792年，他自掏腰包支持法国政府组织40—50名战士去替全人类打击独裁。第二次革命之后，他宣布“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敌人”，并谴责所有的宗教。
　　罗伯斯庇尔坚拒他加入雅各宾派，很多革命分子鄙视他为外人。埃贝尔受审时，他被传召去“证明”埃贝尔通外敌，而他也一同上了断头台。

[11] 有人提出一个布里索主战的理由。在1791年底，也就是宣战前几个月，布里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战争计划和时间表。他认为法国人口增长太快，加上革命带来的动荡，很难维持社会安定和革命的平稳过渡。对外战争可以舒缓革命冲动以维持国内稳定，又可以增加领土去供养增加的人口。他估计法国需要削减200万人口，也就是要在六七年内，每年递减25万到30万人，他想让法国政府坚持战事，绝不议和，直到目标达成，他称之为谋求法国政制健康所需的“放血”。这是根据1785年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档案所做的猜想，至今仍有争议。

[12] 在某种程度上，日后的发展“证明”他不完全错。法军的强项是士气高；再加上因为领导层来自社会底层，所以吃得了苦，懂得“打到哪里，吃到哪里”（这也是日后拿破仑功业所赖）。但这当然不是全部事实，美国独立之战有大批法国正规军参战，而且华盛顿当年先采取守势以培养一支职业的战斗队伍，随后才与英军正面交锋。

[13] 宪法规定国王才能宣战，但必须征得立法大会同意，理由是国王往往因个人自大而想战，而立法大会就是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和约束的机制。但这回不是国王想战，是立法大会想战。布里索出计，指“出走者”（逃往外国的贵族，集中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科布伦茨）阴谋反革命，要立刻加以讨伐。这些“出走者”既然是法国人，因此讨伐他们不是对外战争，无须“宣战”。当然，如果讨伐法国人会导致外人干预，法国就不惜与干预的外人一战了。

[14] 《法国爱国者》，1792年7月6日。

[15] 1792年7月25日布里索在国会演说的记录里这样写道：“没有比杀王更能保证王朝长存的了。不，残杀一个人不会消灭一个王朝。在英国，王朝的复兴就是因为查理一世被害；人民的反感使他们跑到查理儿子的脚下。弑君的共和分子绝对是愚笨的共和分子——国王们还想出钱请他们去破坏共和理想呢。姑勿论实情如何，如果真有弑王派，如果有人想在宪法的残骸上立即建立共和，法律的利刃应架在他们的颈上。”第二天（7月26日）他继续说：“诸位，我知道，如果证实国王勾结外敌而不审讯他、判决他，就是出卖人民、叛国。但我知道，一个反革命的国王会希望议会轻举妄动，采取一个人民不支持的暴力措施，那他就会得偿所愿……何解？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得到公平，都希望判决之前有严谨的审讯，如果在怒火之下，不考虑清楚或是匆匆忙忙地就处决这个国王，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会责怪你们。虽然这不代表他们会放过这个国王，但他们不会支持你们的行动。”这听来好像布里索反对废王，这与他先前对共和的坚持好像背道而驰。在很多人眼中，摇摆不定就是缺乏诚意。

[16] 甚至有人说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最大分歧是山岳派想让巴黎凌驾各省之上，起码在战争时期，而吉伦特派则极力反对。

[17] 布里索于1784年从英国返回巴黎，因被指写过淫秽文章侮辱王后，被关在巴士底狱四个月，但后来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有人说是政府收买他为线人。

[18] 罗兰夫人（Madam Roland，1754—1793），革命政府内政部长夫人，以举办沙龙著名，广交名士与贵人。在吉伦特派中极有影响力。她从小意志力强，求知欲旺，对卢梭极为崇拜，尤其服膺卢梭的女性模式：女性化、做男性背后的支持者。她家是巴黎的社交中心，但她保持低调，不参加讨论，只是观察聆听。由于与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政见不一致，遂与布里索组建吉伦特派，她的丈夫也成为吉伦特派掌握的国民会议的内政部长。吉伦特派被镇压，她帮助丈夫逃离巴黎，自己则下狱。1793年11月8日上断头台，行刑前向自由女神像鞠躬说：“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9] 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1748—1793），剧作家、妇女解放者，写下《女性权利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她出身资产阶级。丈夫死后，她与多个有钱男人同居，并出入沙龙。她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写了很多小册子，谈离婚、婚外情、孤儿抚养权等等。路易受审时她主张免死。吉伦特派失势后她下狱，写了很多自辩文章，于1793年11月2日上断头台。

[20] 偶像卢梭被围攻，尤其是被伏尔泰和休谟辈围攻，特别能感动他，使他有点孤芳自赏的“牺牲者”情操。卢梭在《忏悔录》中这样说：“对任何朋党、派别、集团的抗拒使我能够保持自由和独立，除了我的心灵驱使之外，不受任何牵制。孤独地，我被视为外人，单凭着自己的原则和责任，我勇敢地走正直之路，既不奉承，也不牺牲正直和真理。”布里索的回应是：“伟人啊，谁能批判你！读卢梭，你很难分得开什么是更诱人，文笔还是理念。他的道德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令人慰藉。我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些已经腐化的人和那几个所谓的学者对他如此苛刻——他揭开了他们的面具。对邪恶的人来说，德行之光会砸碎他们，但真正的哲学家会在卢梭的肖像中看到自己。我听闻这位舍弃世俗事的哲人从不让他自己被世俗的邪恶理念腐化，他——是人类的希望——这位不容任何朋党去拉拢的哲人，以真诚去求真理。”好像布里索对自己将被革命吃掉，有点“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