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革命走向君主立宪，制造出中产阶层的新贵、新特权。把持大局的米拉波猝死，保王民主派群龙无首。路易想逃被捉回，外国势力要支援他、保王派屠杀反王派，至此，保王与共和势不两立，但都拉拢中下层群众（长裤汉），以后者的暴力作支撑，埋下暴力争权的伏线。路易死了，但革命中的左、右之争反趋激烈。

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法国经历的风风雨雨真的不少。革命大纛一揭，内克马上官复原职，路易兵马退出巴黎，但立即就发生全国农民暴动事件，史称“大恐慌”（The Great Fear，1789年7月17日到8月30日），影响了革命的方向，尤其是加速了封建制的废除，也同时加深了城乡的分歧。史家对它的成因仍有争议，但它的破坏力是人所共见、史无前例的。早在1783年，冰岛火山爆发改变了天气，暴风和豪雨严重影响收成，农民收入急降，无力交田租和其他税费，部分农民自动组织起来与贵族地主对抗，流浪人口激增。1788年春天又逢旱灾，收成无望，粮价高涨（一年之间升了88%），民心不安。

早在1789年春（也就是革命之前），财相内克已警告路易农民暴乱随时爆发。到了4月，各地请愿要求减租、减税，并恢复农民在公地放羊的权利。要知道，农村人口流动原是常见之事，尤其是在年中，因为那时天气好、路好走，无产的农民工、无业的城里人，到处找工作，乞丐、游民到处找人救济（主要是由当地教堂发放）。乡下人思想比较狭隘，对陌生人容易生疑，而这些外地人实在也是与他们争工作、粮食、救济。那年的粮荒特别严重，农民自己的存粮已经不足所需，而流动人口却大增。这些无产者或无业者行乞或流浪，在农村之间流窜，成为当时的大问题。他们甚至封锁公路，要挟商户供应他们，否则就抢掠。饥寒交迫的就在林中伐木柴（树木还很幼嫩），在田间摘麦穗（离成熟还很远）。

1789年初的政局令人兴奋，也令人忧虑。大议会在5月5日召开前各方为呈上政见书，到处开会起草。农民们难得聚在一起发议论、吐苦水，特别是针对王室税收和封建捐役的改革，一片乐观和期望。暴乱的消息传来，第三等级成立了国民会议，取代大议会；不到几天又做出网球场誓言，不建新政誓不休。在巴黎，谣言漫天。传得最厉害的是保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串通外国军队（特别是英国）并收买土匪，要以暴力镇压革命，并纵容他们洗劫地方、大肆破坏。到7月下旬，全国沸腾，各地方的农民都以为土匪会马上杀到。极度的神经紧张使无事变成有事，小事变成大事。远见尘头起、近见陌生人都会引发极大的恐慌，马上全村动员，于是到处成立团练去保卫家园。更有全村出动，四处搜索坏人、土匪。当然，贵族的别墅、教会的庄园是首当其冲，拿的拿、拆的拆、烧的烧。保卫家园变成抢掠暴乱。最乱是7月底的法国东南部，流窜的农民在5天内疯狂地毁掉数不清的房舍、财产，直到政府召集的民兵开到才控制了局面（但余波要到1790年才平息）。这次“大恐慌”破坏力惊人，但死人不多，估计全国只有20多人被杀害。要注意的是，虽然叫“农民”起事，但里面包括了技工和资产阶层，因为打倒封建特权对他们也有很大好处。

在欧洲历史的农民大暴乱之中，这次的特色是自发、分散和特大规模（全国性而非区域性）。^[1]史家至今仍争论激发暴乱的原因。当然，政治局势紧张肯定是个先决条件，但火头是怎样点起的？有一个比较奇妙，但又被很多学者接受的“理论”：最初暴动的农民在贵族的粮仓里抢得面粉，但由于储藏过久（当时的传言是贵族阴谋囤粮，以饥饿去压制农民的革命情绪），产生了麦角菌（ergot fungus），这些菌分泌的麦角酸（lysergic acid）有致幻剂成分，吃了使人产生幻觉，变得疯狂，这次大乱是狂人集体做狂事。

大恐慌的后遗症有三：（1）显示农民能够被动员，武装起来保卫家园；（2）破坏和消灭已被削弱的封建系统；（3）向国民会议表明农民对封建特权的深恨。恐慌过后，国民会议的贵族代表们特别狼狈。他们之中的开明分子发觉自己的开明反而促成了自己的毁灭。到国民会议正式废除封建制度以定民心时，贵族阶层离心离德，开始大量外逃。

在某种程度上，大恐慌开启了不断革命，最后走向恐怖统治，因为它使夺权者看出发动民众暴动的重要性，但又使当权者感觉到民众暴力的威胁性。当权者以“合法”暴力去抑制夺权者的“非法”暴力。为此，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别是当权与夺权之别，如果当权就是合法——权就是法的基础。既然有权就是合法，人们怎么不会拼命夺权，社会怎么不会不断革命？

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到1791年4月2日米拉波之死可称为革命“蜜月”期。首先，为控制大恐慌，国民会议开始通过一连串的“八月法令”，废除封建制。在政坛红人米拉波引导下，革命走上君主立宪方向。此时，立宪和共和相互制衡。米拉波成立“巴黎革命之友社团”，巩固保王民主派地位。而德穆兰则出版《法国革命》周刊，激烈攻击保王分子和贵族。

把持大局的米拉波是孟德斯鸠（1689—1755，见下文）的信徒，与他同声同气的还有拉法耶特、孔多塞^[2]、塔列朗^[3]。孟德斯鸠属贵族阶层，把贵族利益视为国家利益。在《论法的精神》（1748）里，他主张保护个人自由的君主立宪：国王与王室、教会、地方权贵与城市政府三权的制衡。

史学家对米拉波的评价有分歧：有的捧为革命英雄，甚至是革命的救星；有的贬为下流的煽动家、卖国贼。他的个人生活糜烂，但死时几十万群众夹道送丧，革命中人特意把巴黎一所大教堂改为伟人之墓（现今的先贤祠），为他下葬。但是，仅两年多光景，他的“罪行”被揭发，只落得遗体搬家。

他出身于贵族富人家，五岁出麻疹，父亲厌弃，成年后一脸麻子。奇怪的是，女士们，特别是有夫之妇，对他趋之若鹜，丑闻不可星数，因为辱及家声，父亲把他送官下狱，出狱后仍然不改，更兼赌债累累。稍后随军出征科西嘉（日后拿破仑即出生于此）却立下战功。他有传奇性的个人经历，又好学不倦，特别是有关社会和历史的知识丰富，一生恃才傲物。

回国后，以诡计娶得富家女^[4]，为的是讨好父亲。但女方家长决定不给女儿嫁妆，米拉波富贵梦成空。但富家女习惯了奢华生活，米拉波无力支持，不久就闹分居，直至对簿公堂，他又打败官司。而后，因妹妹被辱与人发生争执，被判入狱。他坐牢很是宽松，可以自由出入监狱，因而结识了一位贵妇，两人逃到瑞士，后又辗转到了荷兰，靠写黄色小说为生。贵妇人的丈夫告发他拐带和叛逆，他被判死，从荷兰再次被解回法国，二度入狱。在牢里，他还是写色情的东西^[5]，但他发现了他的真正所长——雄辩。他能够把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哲学洞察、动人的文字风采注入实际的问题，使人感觉他同时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当然，他那如狮吼、如洪钟的声音也不使他吃亏。他的雄辩既散发出魄力和魅力，也表现出逻辑和条理，更能切中时弊。

1782年他出狱时已是举国知名。他非但摆脱了贵妇丈夫对他的死罪控诉，还要这丈夫付诉讼费。在法国人眼中，他与父失和、触犯法律、男女丑闻缠身代表他不畏权势、不落俗套、锲而不舍、永不言死。出狱后，他仍是到处惹官司，被迫再逃荷兰，后转英国。他写的政治小册子，特别是批评法国时政的，非常受人欢迎，尤其是英国自由党的高层。但他发觉写小册子不赚钱，想回法国外交部找点事做，但因树敌太多，自然不成。可是他确有才华，法国外相就派他到普鲁士任宫廷观察。他的负面报告大大触怒普鲁士政府，也使法国政府很狼狈，马上禁止发行。但米拉波的敢言使他成为有政治改革倾向的开明人士的宠儿。当时美国驻法国专员杰斐逊（日后当总统）对米拉波也是赏识有加，并提供资料给他作为写作材料。^[6]

1788年，朝廷召开显贵会议，商讨税改。米拉波毛遂自荐，想当大会秘书。但他对政府财政多次批评，自然选不上，加上他又私下出版了他的普鲁士秘密报告，也是官职无望。但那时正值革命前夕，米拉波的“闲角”生涯结束，马上要当“主角”了。

米拉波一听大议会要召开就马上回老家，也是自荐式地要帮助做筹措工作。他是贵族身份，属第二等级，但贵族们对他的作为和作风都不满意，拒绝了他。他就改投到第三等级（平民），成为该地第三等级派往巴黎的代表，从此青云直上。大议会的代表们，尤其是第三等级的，都缺乏经验，唯独米拉波是经验足、见识广，而且精力充沛、敢作敢为。代表们对他又敬又畏。他的好色、负债、坐监，人所共知，但巴黎各阶层爱他抗拒权势，也就不拘“小节”了。但这些“小节”其实是他人格的象征——做大事和做小事都离不开己身的利益。

大议会期间，第三等级达成团结，并吸纳了第一、第二等级。米拉波的奔走实有大功。但他认为巴士底狱事件之后的疯狂，尤其是国民会议的八月法令，只给了百姓们理论上的自由而非实质的帮助。他的理想是建立强有力、为民生的中央政府，最好是由他主理。早在1789年5月初，也就是大议会刚召开之际（距离巴士底狱事件还有两个多月），路易的王后就想收买他。他提出条件想做首相，王后严拒。他转去靠拢觊觎王位的奥尔良亲王。此君标榜开明，甚至把他的王宫开放，作为革命分子聚集之所（见“说故事”），但做大事就昏庸不中用。之后，米拉波想攀附拉法耶特，两人的脾性又合不来。到1789年10月6日，群众发动凡尔赛宫游行，路易被迫迁到巴黎的杜伊勒里行宫，米拉波的机会来了。王后派亲信来征询他，下一步棋如何走？米拉波把握这个晋身契机，分析利害，说路易一定要离开巴黎，然后召开全民大会，不能依靠贵族，要依靠人民（这点他和王后相反），要表示接受革命，也就是放弃封建制和绝对君权，代之以国王与人民直接相连。他建议内克掌财政、拉法耶特掌军事，他任“不管部大臣”（其实是什么都可以管）。这些充满权谋的计策路易不明白，王后不接受。国民会议也听到消息，1789年11月7日一纸令下——国民会议代表不能担任官职——毁了米拉波的美梦。但他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仍与王后保持互通声气（差不多每天都有联络），路易还给他还债（因为他负债累累），又给他发薪酬（因为他生活奢华）。路易的钱哪里来的？来自王后娘家奥地利。这些，要到米拉波死后，路易受审时从宫中搜到藏秘铁箱后才曝光。

米拉波建议路易尽量避开政事，让他在国民会议中斡旋，把军政大权交给有保王倾向的拉法耶特，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然后让革命各方的矛盾利益互相斗争，直到革命活力消耗殆尽，再图重建立宪王权。当时，国民会议上有人指控米拉波和奥尔良亲王是1789年10月5—6日的凡尔赛宫游行时逼路易移驻巴黎的幕后煽动人，这话传到路易耳中，让他更对米拉波放心不下了。

米拉波极力想避免内战。路易给他一封密信，说身为基督徒国王，绝不会向自己的子民宣战，但如果子民向他宣战，他就会有所反应。1790年，国民会议反宗教情绪高涨，首先是镇压修道院，强迫教士、修女还俗，继而是颁布《教士民事法》，规定教士向政府宣誓效忠。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反对，并表示不惜动武（这也是一生举棋不定的路易的唯一果断决定）。米拉波预料内战难免，但仍想保王，力劝路易避开与国民会议的正面冲突。

米拉波是雅各宾会员，而且在1790—1791年时更是主席。但从他的一贯作派来看，会籍只是他的政治工具。1790年12月6日，国民会议表决只有“积极公民”（每年缴税超过24里弗尔，也就是中、上阶层）才可以在军队和警队中服役，也就是只容许中、上阶层武装，间接否决下层民众武装的合法性。当晚，雅各宾会上爆发激烈争论。米拉波想制止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不遂。两人从此交恶。米拉波也同时意识到雅各宾派开始走上激进道路，尤其是武装起中、下阶层，这将会是恢复王权的最大障碍。

此人日理万机——外交、内政、财政，甚至国民会议的议事守则他都要管。他最担心的是欧洲诸国以武力干预法国，所以他每天都与外相议事，指点他如何去消除外国对法动武的借口，同时要在国民会议上为这些避战的外交政策辩护。在财政上，他赞成以教会财产发行新货币，以解国库危机，但他坚持谨慎控制发行量（不超过产值的一半），以免通货膨胀（日后果然发生，币值贬值到低于3%）。他又编写国民会议上辩论的守则，约制长篇大论，甚至蛊惑言论，意图提升议事和立法的效率。他知人善用，很多有才干的人都愿意替他做事（包括德穆兰），并以此为傲，即使风头尽归米拉波也不多做计较。

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私生活的消耗、公家事的繁重，米拉波终于倒了下来。第一次革命（进攻巴士底狱）之后的相对稳定是不是米拉波在各方利益中间积极斡旋的功劳？第二次革命（进攻杜伊勒里宫）的促成和随后的极端是不是米拉波在各方诉求之中玩弄权术的后遗症？史家对此辩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米拉波没有得到自己所追求的结果，也没有达成他对法国的理想。

他领导的君主立宪派在第一次革命后是当权派，但拿不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分权办法（路易更是固执行使否决权和任命权）。米拉波身为贵族，从“开明”贵族的角度去带引革命。但权贵阶层的内部矛盾很多，愿意追求自由和立宪的只数少数。米拉波真正所属的阶层不支持革命，他的理想也不是革命群众的追求。革命初期缺乏有政治经验的领导人，米拉波适逢其时，把握机会，但始终是势孤力弱，如果他不死也会被取代。但他的早死和猝死也确实留下权力真空，带来暴力的后遗症。

革命非但是变，更是急变。急变往往产生或带来暴力，不断革命就是不断暴力。它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和逻辑？

第二次革命之前的“蜜月期”，由中、上资产阶层领导的政府以相对平稳的步伐走向君主立宪，起码是革命者之间的平稳。通过打击贵族与教会特权，特别是充公教会的土地、财产，很多革命者也发了财。这段共富的日子（起码对中、上阶层来说是如此）制造了新贵、新特权，但也暴露了第三等级的内部分歧。出走贵族与外国势力合谋想推翻革命，保教会分子与地方权贵反抗革命对教会的迫害和中央对地方的敌视。这些是第二次革命的背景。革命过程如下。

米拉波突然去世，保王民主派群龙无首，革命方向发生变化。路易失掉了保护伞，决定出走，但被捉回。神圣罗马帝国（大本营是路易王后的娘家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马上呼吁全欧王族支援他的妹夫。反保王群众齐集战神广场示威，拉法耶特率国民警卫军镇压，酿成战神广场大屠杀。从此，中、上阶层的保王和中、下阶层的共和变得势不两立。但中、下层群众才是革命的实质力量。

路易为讨好民意，正式接受宪法（君主立宪）；国民会议解散，立法大会成立。这是1791年10月1日的事。但是新宪法没有针对性地处理王权与“民权”之间的张力。此刻的民权理念非常混乱，既有吉伦特派代表的中、上阶层，雅各宾派代表的中、下阶层，更有科德利尔派代表的底层和长裤汉。

1792年开始，国内外形势极度紧张。先是巴黎粮荒暴动；继是奥、普结盟对付法国。立法大会向奥宣战（吉伦特派的主张），却因军心不振、军纪不严，战事失利。立法大会宣布“祖国危难”；而奥、普联军则发表布伦瑞克宣言恐吓法国，声称会让法国受“永不能忘”的报复。就在奥、普联军攻入法境之际，左派夺权。最尖锐的科德利尔派在丹东领导下成立巴黎革命公社，发动长裤汉进攻杜伊勒里宫，逮捕路易，是为第二次革命。

激进左派得势不饶人，丹东等人马上再发动长裤汉向立法大会（吉伦特派仍掌权，但岌岌可危）请愿召开国民公会。就在此时，奥、普联军长驱直入。在激进左派力促之下，立法大会在1792年9月19日自动解散，次日成立国民公会，同一天，法军在瓦尔密挡住了入侵的联军。就在疯狂和兴奋的气氛中，国民公会废国王，立共和。

只要路易还在，左派（吉伦特派和以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尔派组成的山岳派）就能保持团结，以抗保王势力，包括蛰伏在国民公会和散在外地的保王分子。但路易一被送上断头台（1793年1月21日），左派共识就瓦解。

路易一死，国内外烽烟四起，革命好像全面崩溃。首先，英国与荷兰对法宣战；国民公会做出反应，下令全国征兵30万（各省分配指标，这加深了巴黎与各省的分歧，同时也刺激地方上的保教会分子作乱）；马上，旺代地区保王、保教会战事爆发；差不多同时，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大败，统帅变节，后者与奥军合作，意图回师巴黎，推翻革命政府，恢复路易王朝，但未成功；为了协调力量抗敌，国民公会在激进分子推动下成立公安委员会，把持军、政、民生大权，这就是恐怖统治的先声。

在这段时期，法国革命的方向不断被外敌和内乱影响。外敌是欧洲诸国保路易势力，虽有法国贵族“出走者”参与，但主要还是这些国家的利益驱动，是“利益”导向，战与不战取决于利益的得与失。内乱是百姓保教会，虽有留在法国的地方贵族参与，但主要还是被宗教信仰所驱动，是“价值”导向，乱与不乱取决于价值的包容或排斥。这非但影响革命的方向和进程，更影响革命之后的社会复原和企稳。

先谈外敌。路易十六知道国民对他（路易王朝和王室）有憎厌、贬视，但也有爱戴、拥护。他知道要恢复王权就得收买人心。早在1791年，欧洲各国君主对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怒多于惧。他们有三种心态：支持路易翻身；防止革命扩散；乘机浑水摸鱼。最出力者是王后安托瓦内特的哥哥，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他当初对革命抱宽容态度，但眼见革命日趋激进，渐生戒意，但仍想避免战争。到路易出走不成被变相软禁后，形势逆转。在与普鲁士（在1756年到1763年七年的战争结束后被视为欧洲军事最强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44—1797）和出走的法国贵族组织协商后，利奥波德二世发出皮尔尼茨宣言，声称欧洲诸王关注路易与王室的安危，如出事定有严重后果，但又没有说明什么后果。他的原意是安慰法国保王分子，摆些姿态，不是想有真正的行动。可是在法国革命领袖们的眼中，这是极大的威胁和挑衅，于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马上从法境撤兵。这其实也为难奥地利，因为它镇压自己属地尼德兰（包括现今的比利时）的驻兵就驻在法国的边境旁，撤兵就是把尼德兰送给法国。因此，他并没有对法国的通牒做正面回应。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迪穆里埃^[7]有保王心态，对革命暧昧，是个法国大革命初期崭露头角的典型机会主义者。占领尼德兰是他的大野心。1792年4月20日，他在立法大会上力陈利害，说服众代表向奥宣战。^[8]他相信当地尼德兰人会响应反奥^[9]，所以主张马上出兵。路易势成骑虎，赞成出兵就是跟支持者作对，反对出兵就是跟革命派作对。但他权衡远在国外的支持者和近在身边的革命派，又考虑到巴黎群众的激进情绪，决定摆出爱国姿态，同意开仗。4月28日，法军开入奥属尼德兰。

法国军部是受大革命冲击最甚的政府部门，大部分军官（都是来自贵族）不是出走就是被捕或被杀，军心涣散，一听要动员开战，士兵们大规模逃役，甚至连司令官也被谋杀了。正当政府头痛之际，普军在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此地名成为革命派对保王者的代名词）集结，由布伦瑞克公爵指挥，1792年7月侵入法境，势如破竹，威胁巴黎。此时，他发出布伦瑞克宣言（由保王的“出走者”执笔），声称要恢复路易所有权力，对所有反抗者军法处置。宣言一公布，效果适得其反，法国人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军心大振。

长驱直入的普军终在9月20日被挡住了。这场改变革命方向的瓦尔密战役是这样子的。要知道，迪穆里埃主张出兵主要是为了攻占尼德兰，但由于军事部署困难重重，大规模的逃役使兵源短缺，于是政府决定召集志愿军。来自社会底层，甚至底层长裤汉中的热血革命派，从各地涌进巴黎。结果迪穆里埃的军队有一半是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另一半是从前的正规军（差不多全部的骑兵和炮兵都是从前留下来的）。当迪穆里埃往北面的奥属尼德兰挺进之际，普军从东面迫来，直指巴黎。他决定回师，保护首都。其实，当时普军兵锋足以直捣毫无保护的巴黎，但回师的法军正好对准普军东面的供应线，也就是普军的后方，加上天气转恶，大雨滂沱，普军中痢疾有扩散之势，布伦瑞克不想被截断后路，遂决定反身向东，先歼灭法军主力，然后再进军巴黎，造成战术错误。

普军转身之际，法军已开到，占了高地，布好炮阵。法军炮兵是老兵，训练有素，普军难以越过火线。双方步兵接触，各有伤亡。普军士气开始动摇，此刻，迪穆里埃副手凯勒曼^[10]将军挥动军帽，高呼“祖国万岁”。法军欢呼之声此起彼伏，更有高唱《马赛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布伦瑞克在此时宣布撤兵，绕过法军往东急退。其实双方兵力相若（35,000左右），死伤也不多（法军300人，普军200人）。但这场近乎打成平手的战役（虽然普军在撤退中因饥饿、疾病而死的占全军1/3）对法国革命有极大的意义。首先是解除了欧洲最强陆军的威胁。^[11]法军稍后还攻入德国（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面（普鲁士在东北）。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是现代战争中“人民兵”（citizen army，主要是长裤汉）首次为革命意识所激励而打的胜仗。虽然在战役中发挥最大威力的是路易时代训练下来的炮兵（在当时是全欧最优兵种）和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火炮系统^[12]，但法国人对士气十足的志愿军在高唱《马赛曲》中杀退强敌印象最深。就在这天，在巴黎的立法大会就把权力正式移交国民公会。随后的两天里，在捷报频传中，国民公会代表们表决废除王制，宣报成立共和。

内乱又是怎样的光景呢？这与地方上的保教会情绪有绝大关系。18世纪的启蒙运动集中于城市与精英；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去批判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一方面，他们认可宗教对维持道德秩序与社会安宁的贡献，但大为抨击教会的权力和财富。启蒙哲学家们特别反感天主教会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很多中产精英所属的胡格诺教派）的歧视、压迫以及教士们的愚昧、无用。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修道院：里头的修士、修女整天祈祷，不事生产；许愿守贞有违个人自由（很多小说、文章都写守贞的不人道）。虽然他们谈的是改革，但对被教会迫害的少数宗教和对教会财富、特权早就不满的人来说，却是火上浇油。在大议会的筹措期间，早有连篇累牍的政见书，谈改革教会税收（取消教会收取农产1/10）和限制教会财产累积的方案。小部分高级教士和大部分低级教士都赞同改革。

革命成功还不到一个月，国民会议就宣布国家接管教会财政。当时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并没有给予天主教会任何特殊地位，也就是没有“宪法”保障。稍后，国民会议通过议案，教会所有财产须“由国家处置”。当初支持革命的教士们（占大多数）开始怀疑革命的动机。^[13]

国家既然接管教会财政，自然要改组教会。革命一年后，国民会议通过《教士民事法》。由国家管理教会，包括对教区重新划界以配合行政区界线；教士工资由国家发；神父、主教由人民选。教皇拒绝接纳，国民会议内的保守分子也抗议，这更使革命派怀疑教会对革命的支持度。于是国民会议宣布全体教士要公开宣誓对宪法效忠，否则解雇。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宣誓是要教士在“效忠教会还是效忠革命”之间做出抉择。全国约50%的教士宣誓，但各地分歧很大，抗拒最力的是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也是日后最乱的旺代地区。

旺代的叛乱与平乱，有史家称之为“灭族”之战（genocide），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反映它的残酷与对后世影响之大。与其他省份相比，旺代的贵族与平民的阶层分歧比较小，因为地方权贵大多住在当地，而其他地区的权贵多住在巴黎。因此，百姓对特权（包括教会）的憎恨比较轻，加上离巴黎较远，比较偏僻，宗教传统也比较浓，所以革命激情比较低。

1790年的《教士民事法》在当地反应强烈，尤其是农村地区。1791年国民会议接到报告，说地方上对革命支持度不稳，接着当地保王派的阴谋又曝了光，于是被巴黎密切注视。到了1793年初，差不多所有的教会土地都被充公变卖，买主都是富农、富商，一般百姓没有好处，于是对远在巴黎由资产阶层把持的革命政府更加不满。1793年2月，中央下令全国征兵30万，以抗外敌，规定旺代地区的名额，所有未婚男丁经抽签决定谁要入伍。征兵官员由巴黎派来，当地革命政府官员的子弟很多免役，这使人联想起革命前路易时代的中央集权（现在是革命政府集权）和对权贵的偏袒（现在是偏袒革命新贵），不满情绪达到沸点。征兵令一下，马上就爆发叛乱。革命政府派遣长裤汉部队去镇压。

到这里，要说说长裤汉是谁。

长裤汉（Sans-culottes的词义，是“没有马裤”“没有把裤脚束紧的、长及膝部的裤子”，而马裤是当时稍有点钱的男人都会穿的）属社会的下层。^[14]他们之间也有高低之分。高层的包括小店主、工匠、技工（有估计占40%左右）。他们收入较高（有缴税的资格），而且识字，是长裤汉的“领导层”。但他们处于资产阶层与无产阶层的夹缝中，因此，他们最后还是败于属资产阶层的雅各宾派。低层的包括劳工、流浪汉、贫农。他们的人数最多，但都是“被领导者”。虽说是长裤“汉”，但也包括很多妇女。长裤汉运动主要是城市现象（因为城市中聚集比较容易），从1789年革命开始就活跃起来，直到1794年“热月政变”（见上）。最活跃的是巴黎比较穷的区（中心区和东区），被视为革命的真儿女，备受革命政府表彰。^[15]

他们并没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来说，“爱国”就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就是公德和私德的总称”。“平等”与“民生”是他们最大的诉求。在政治上，他们要求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16]，废除王室、贵族、教会（天主教）的权力和特权，特别是坚持有钱人要缴税。稍后，他们反对绑架了革命的资产阶层。他们不反对私产（农庄、商店），但反对大企业、大地主，他们主张把大地主、大农商的囤粮发放。有关民生，他们的诉求是救济穷人和控制物价（尤其是面包）。他们对反革命的警觉性特别强（口号是“对付出卖革命的和革命叛徒永远要先发制人”）。

长裤汉与暴力好像分不开，但是社会下层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政治和民生诉求诉诸暴力。其实，他们的艰苦生活与他们的政治意识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意识反映在面包的价钱上。大议会开会前几天的暴动就是抗议工酬低、粮价高。那时还没有长裤汉这个概念。进攻巴士底狱、全国大恐慌和凡尔赛游行使他们开始认识到“暴力的功效”，也使革命领导层认识到“群众的力量”。

整个革命的方向实际上是被巴黎各阶层市民和巴黎长裤汉所支配的。^[17]长裤汉是巴黎国民警卫军的骨干。1792年8月进攻杜伊勒里宫之后，巴黎革命公社和革命各区都拥有武装力量。为什么巴黎这么重要？（1）大革命前，路易的政权重心在凡尔赛，大议会就在那里召开。第三等级分裂出来，成立国民会议，也是驻在凡尔赛。直到凡尔赛游行逼宫，路易才迁往巴黎。巴黎跟凡尔赛距离不到20公里，凡尔赛发生什么事情，巴黎自然最早知道。当消息传到外省时，巴黎已做出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反应。（2）巴黎是当时的特大城市，人口稠密，识字率比各地方都高。大议会掀起政治热潮，写政治小报、小册子的人特别多，更有很多街头革命演说家。有什么“消息”，马上街知巷闻，就算不识字的也知晓。（3）巴黎是个城市，不生产粮食，对粮食的供应和价格特别敏感。^[18]有任何风吹草动，贫民在窄窄的街上奔走相告，小巷里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人群，随时都会发生暴乱。（4）有钱人大多住在巴黎近郊，市中心成为中、下层聚居地，密密麻麻的，特别有助于激进和活跃的政治活动。

18世纪中叶以来，巴黎经常发生暴动，但会很快平息。暴动主要是抗议粮价问题，但也混有政治诉求。^[19]1789年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同时出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1788年歉收，粮价飙升（20年来最高）；（2）到处不景气，外地人流入巴黎去找生活的特别多，粮食需求量更大；（3）饥饿的巴黎下层要发泄怨气，到处袭击粮商、面包店、粮仓；（4）筹措大议会的各区委员会按政府要求撰写政见书，更扰动起不满情绪；（5）4月26—29日发生墙纸工厂暴动^[20]，虽然最后经武力镇压而平息，但也成为革命暴力行动的先声。不满政府的群众在奥尔良亲王王宫聚集论国事、听演讲。(www.daowen.com)

揭开革命序幕的巴士底狱坐落在贫民区中心，进攻的群众大多数是工匠（补鞋的、造锁的、开小店的），其中一半是外地人，但都住在附近。这就是最早的长裤汉（虽然在役军警中的革命分子也有参与进攻）。严格来说，进攻巴士底狱不是革命。大议会中第三等级离场，成立国民会议，才是真正的革命。进攻巴士底狱只是代表巴黎群众对国民会议革命方向的认同，但也同时显示出群众暴力的威力。从此开始，以巴黎下层为骨干的长裤汉就成为影响革命方向的关键。^[21]

长裤汉一开始就有“革命保卫者”的意识（“对付出卖革命的人和革命叛徒永远要先发制人”）。（1）1789年10月5—6日，他们的“凡尔赛大游行”^[22]逼迫路易和国民会议从凡尔赛迁往巴黎，好使革命群众好好“监视”他们。（2）1791年7月17日他们集结战神广场请愿，被有保王倾向的拉法耶特“大屠杀”。从此，他们就组织起来去“保卫革命”。（3）1792年，他们两度进袭杜伊勒里宫。首先是6月28日由吉伦特派发动，没有成功；随后是8月10日由科德利尔派组织，成功达成第二次革命。至此，巴黎各区都有“警备委员会”，监视可疑反革命分子。这些委员会就是长裤汉的组织核心，拥有武装力量。^[23]

长裤汉向左倾是有历史渊源的。由资产阶层支配的革命把法国人民分为有产的“积极公民”和无产的“非积极公民”，只容许资产阶层拥有选举权，原因是他们拥有资产，这证明他们有政治（治事）能力，而且政治的决定对有资产的人来说会有较大的影响。长裤汉阶层没有资产，所以也没有正式参政渠道，唯有参加政治社团或走上街头。罗伯斯庇尔极力反对“积极公民”与“非积极公民”的划分，成为长裤汉心目中为民请命的英雄。

第二次革命之后，长裤汉与极端、爱国、共和差不多是同义词。“非积极公民”，也就是大部分的长裤汉，开始对立法大会和稍后的国民公会施加压力，要求参政。与此同时，很多长裤汉被国民警卫军及巴黎各区的职位和武装队伍所吸纳。

对于长裤汉与恐怖统治的关系，史家有两种看法：（1）未能达到目的的嗜血暴民醉心于权力与暴力；（2）精忠革命分子致力于铲除特权、腐败和反革命。这段时间是长裤汉对革命影响力的高峰。史家估计巴黎长裤汉的核心人数只有6000人，但他们随时可发动数十万人。他们在军队里占大多数，战意和士气都很强，特别是镇压地方上的反革命（保王和保教会），手段往往很残酷（锤毙、淹死、烧光）。他们有一套言语、生活方式，被视为革命的榜样。^[24]

对他们来说，雅各宾派仍不够左，因为它仍是代表资产利益、维持社会不公和容忍经济剥削。愤激派最能代表他们心声；埃贝尔最懂利用他们的心态。且听愤激派代言人J.鲁神父1793年6月25日（也就是长裤汉刚打倒吉伦特派的势力高峰时刻）在国民公会宣读的《愤激派宣言》。

这个大厅里曾经满是恶人和奸人，你们不断地应承会打击这些吸血鬼。你们有没有谴责投机者？没有。你们有没有处决垄断者？没有。你们有没有厘清商业自由边界？没有。你们有没有禁止随意发行货币？没有。我们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尽力为人民求幸福。

当一个阶层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饿死另一个阶层的人，自由就是个虚像；当有钱人通过垄断，可以有权置人于死地，平等就是个虚像；当反革命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操纵物价，使3/4的人含着泪水过活，共和就是个虚像。毫无疑问，必须制止商场的匪类，必须使长裤汉生活有着落，你们才能使他们依附革命，才能使他们支持宪法。

过去四年中，只是有钱人能从革命中拿到好处。商人中的权贵比贵族和教士们更可怕。他们以侵占别人和国家的财产为乐事；到现今，我们仍不知道他们要勒索多少，因为物价日夜不息疯狂高涨。人民的代表们，马上制止这些要把社会中最勤奋的劳动人民置于死地的恶棍，你们要向投机者和垄断者发声：他们要么服从，要么不从。若是前者，你们拯救了祖国；若是后者，你们也拯救了祖国，因为我们会认出并整治这些吸血鬼。

这些恶棍的财产比人的生命更神圣吗？政府有的是武力，为什么不能强征这些使人活命的资产？立法者有权宣战，去集体杀人，那为什么没有权去防止这些家园的保卫者免受折磨和饥饿？

商业自由是自由地使用和利用财货，而不是去霸占它们。人人所需要的东西应该定下人人可付得起的价钱。向他们发声吧……长裤汉会用他们的长矛去执行你们的命令……

山岳派的代表们，在这个革命城市里，如果你从一座房子的三楼爬到九楼，你会被震天的哭泣声感动。他们没有面包吃，没有衣服穿，被投机和垄断不断折磨，因为我们的法律从来对穷人特别残酷，它们是由富人制定，并为富人制定的。

啊！愤怒！啊，18世纪的羞耻！谁会相信法国人民的代表有胆向外宣战却没有胆粉碎内奸？……

我们绝对知道伟大的革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邪恶，自由的胜利是需要牺牲的，共和的幸福是有代价的。但我们也知道人民被他们的议会出卖了两次；1791年邪恶的宪法是国难的因由，而此刻，粉碎王权的长裤汉又要来消灭动乱和专制了。

山岳派的代表们：不！不！你们不会离弃你们未完成的工作。你们会为国泰民安奠基立政，你们不会为那些迫害百姓的投机垄断添砖加瓦，你们不会留给你们的后继者们一个强可以凌弱、富可以欺贫的坏榜样，你们不会让你们的事业毁于恶名。

我们对你们有绝对的信心，请接受我们的新誓言，我们宣誓至死保护自由、平等、团结，以及不可分割的共和和各处被迫害的长裤汉。

让他们来吧，让他们快来巴黎，也好使我们借此巩固我们之间的兄弟情。我们会给他们看看那些推翻巴士底狱的不朽长矛，那些斗臭十二人委员会^[25]和政客的长矛！那些伸张正义、打倒来自任何国家、戴上任何面具的阴谋家和叛徒的长矛。

那时，我们带他们去那棵马赛义勇军和各地长裤汉在它面前宣誓推翻王权的橡树。最后，我们会带他们去那神圣的法律殿堂。在那里，我们会高举共和之手，给他们看看保王的坐在哪里，杀王的山岳派又坐在哪里。真理万岁，国民公会万岁，法国共和万岁！

进攻杜伊勒里宫是长裤汉组织的转折点。之前，他们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之后，是有组织、有策划，包括每晚在巴黎各区开会（多数在教堂和修道院）。直到武力冲击国民公会，逮捕吉伦特派，巴黎革命公社成为权力中心后，由它指挥的长裤汉开始支配巴黎各区。长裤汉随即又逼国民公会宣布恐怖统治。但从1794年开始，公安委员会成功通过恐怖统治把权力集中，把中产阶层权力稳固，长裤汉势力下滑，开始被边缘化。他们主要的政治支持者一一被整肃：埃贝尔、丹东、罗伯斯庇尔。热月政变后，长裤汉想反扑，但马上被镇压，继而被追捕、被解除武装。政府关闭巴黎革命公社和雅各宾会。长裤汉的政治影响力告终，但长裤汉兴衰的过程与革命走向极端的轨迹是完全平行的。

注：

[1] 与17世纪的农民暴乱也有相似性：（1）农村团结；（2）反对新税；（3）抗拒外人（特别是操纵粮价的城里商人、到处流窜的土匪、城里派来的官吏）；（4）相信动乱会成功迫使政府（中央）减税，特别希望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但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

[2]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是数学家。当杜尔哥为财相时（见“说故事”）请他做造币厂总监，一直做到1791年，在经济上，他紧跟杜尔哥的自由经济；在哲学上，他跟伏尔泰一样反宗教。革命初期他被选为立法大会代表，并任秘书长。他主张共和但又主张路易免死。当吉伦特派从雅各宾派分裂出来后，他极力反对雅各宾宪法。山岳派通缉他，他躲起来，随后想逃离巴黎，最后被捉回，两天后死于狱中，不知是自杀、被谋杀或自然死。

[3]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在法国历史中是多朝元老，在路易王朝、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恢复期均有任职。此君多谋略、识时务，好财、好名、好色。他的名字代表权谋、犬儒外交。他出身于贵族世家，曾受神职（主教，但被解职），但是反宗教（反天主教，虽然临终重归），崇尚启蒙。他帮助米拉波没收教会财产，并倡议《教士民事法》，把教会纳入国家管理。1792年9月大屠杀刚开始，他就去了英国，辗转到美国，直到拿破仑上台才返法，随即当了拿破仑的外交部长。有人说他是历史上最灵活的外交家，有人说他出卖所有人。

[4] 女方已有未婚夫。米拉波追求几个月，没有成功。他买通女方侍婢，潜入女家，宣称与女方发生关系。女方家长怕丑闻传开，两天后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5] 同牢的有淫秽作品“大师”的萨德，也是以革命先导自居，日后还是米拉波大殓时挽词的撰写人。

[6] 美国积极支持法国革命（那时还没有谈革命）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日后杰斐逊助拉法耶特写《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7] 迪穆里埃（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z，1739—1823），出身贵族，曾参加七年战争，但籍籍无名。稍后，他参与路易十五的秘密外交，周旋各国，这成为他日后的政治本钱。革命开始，他投靠米拉波，又加入雅各宾派。但米拉波一死，他的晋升之路断了。直到路易逃亡，他领兵保护立法大会立了功，才开始在吉伦特派掌权的政府扶摇直上，1792年3月15日被委任为外交部长。力主攻打奥属尼德兰。他和吉伦特派是相互利用：他需要立法大会支撑他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战争；吉伦特派需要一个将领去提升他们在部队中的合法性。虽然初期战情不利，但日后在瓦尔密扭转局势，保住了迪穆里埃，也保住了吉伦特派。但稍后，在路易判死一事上，他站在吉伦特派一方，激怒了山岳派中人，到1793年3月中旬至4月初，他在内尔温登战败后降奥，更拖垮了吉伦特派。后来他本人辗转去了英国，为英国人出谋攻打拿破仑。

[8] 其实，当时掌权的吉伦特派在布里索领导下已经是想战了（见后），只是与迪穆里埃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已。

[9] 奥属尼德兰在1789年10月首先响应法国革命，建立“比利时联合州”（United Belgian State）。但到12月就被奥地利镇压下去（这就是德穆兰期刊《自由法国》所包括的布拉班特地区）。

[10] 凯勒曼（Francois Christophe de Kellermann，1735—1820）是德裔的法国贵族，曾参加七年战争，到了革命年代他已是老兵。从一开始他就积极支持革命，瓦尔密一役留名千古，拿破仑日后封他为瓦尔密公爵，并曾经说：“我以为我是历史上最英勇的将领，但我也不敢在那个瓦尔密山脊风车磨坊之旁与敌人对锋。”凯勒曼数次被停职，但都光荣复职。他是唯一被拿破仑提升为元帅的革命者。

[11] 布伦瑞克为什么未败而退，至今仍有争议。有说他认为法军防守坚固，不能速战速决，而且后方供应线有截断之危；有说他顾虑普军是在法境内作战，法国援军会不断增加；有说他想保留军力以对付东面俄罗斯入侵波兰对普鲁士构成的威胁。此外，更有说路易怕普军攻进巴黎会引发革命派对他下手，他甚至以王室珠宝贿赂布伦瑞克退兵。是真是假，难有定论，但事实是当时欧洲最强的普鲁士军被挡住了（虽然是普鲁士主动撤退）。此后，普军士气低沉。当时在场的歌德（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子民）眼见一切，感叹地写道：“在这地方，从今天开始，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你们诸位可以说是目睹这时代的诞生。”

[12] 在格里博瓦尔系统出现之前，火炮是整件铸出来的，包括炮管。它的创新之处是炮管不是铸出来的，是利用强力钻头从炮身中钻出来的。因此非但炮身轻，而且炮管与炮弹之间的虚位少了，火药在炮管内爆炸时就不会泄气，炮弹射程就更远。被誉为欧洲当时最犀利的火炮。

[13] 在通过教会财产“由国家处置”议案之前的几天，国民会议中有人诉说某女修道院强迫两个女人出家。代表们马上提出禁止任何人发表宗教请愿的议案。反宗教情绪高涨，代表们甚至威胁要关闭所有修道院和遣散全部出家人。关闭令在1790年2月13日颁布，国民会议很快就计划尽快卖掉修道院及其财产去平衡国家财政。

[14] 革命小册子《谁是长裤汉？》这样写道：“他是用腿走路的人，不像你们这些有钱人……他和他的妻儿住在四五层上的阁楼，过着宁静的生活。”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这样描写的：“野蛮人。这些在翻转了的巴黎街上乱跑的、穿着破衣的、狂野呼啸的、高举斧头长矛的怒汉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的是结束压迫、废除极权、终止战争，男人有工做、孩子有书读、女人有教养，自由、平等、友爱，人人有面包、个个有思想。”

[15] 1793年10月24日公布的历法是每年12个月，每个月30日，余下的几天就叫“长裤汉日”，但热月政变之后就废弃不用了。

[16] 也就是不分有产的“积极公民”和无产的“非积极公民”。

[17] 在外地，长裤汉主要是通过“革命部队”（revolutionary armies）施加影响力。

[18] 为了增加税收，政府于1785年（革命前4年）在巴黎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管制物资（主要是粮食）进城，意图杜绝逃税，引得百姓大为不满。大革命后差不多拆除了所有的“关卡”。

[19] 例如1787年8月5日路易解散巴黎地方议事会引发的乱事，但闹得不大，而路易更在8月19日下令关闭巴黎的所有政治社团。

[20] 该工厂雇用300人，老板在该区的政见书撰写委员会上发表意见，认为应该削减工资去降低物价（虽然他同时建议面包价也要按工资递减），激起工人示威，几天内暴动就散播到别的工厂。他的工厂和住所被毁，军警镇压，造成约25人死亡。

[21] 有史家推测，假若没有长裤汉的诉求和干预，以中、上资产阶层利益导向的革命在1791年就已经达到目标了（建立向资产利益倾斜的君主立宪）。

[22] “游行”队伍中有大批妇女，并有2万国民卫军随行，这支警卫军是在攻占巴士底狱前一天（1789年7月13日）由国民会议下令成立的，并参加了进攻巴士底狱事件。初时，警卫军大部分是由路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组成，稍后，长裤汉开始加入，到1793年大征兵的时候，更是长裤汉的天下。

[23] 在1793年3月，也就是外敌与内乱最严重的一刻，巴黎共6个军团（legions），每个军团有总指挥，兵源来自8个区（巴黎共48区，所以组成6个军团）；每区有自己的指挥和副手，最基础的单元是连（company）；每连有120—130人，由军曹和副手指挥，每区都有炮兵连（60人，两尊炮）。

[24] 在恐怖统治期，政府官员和中、上阶层都穿长裤汉的长裤，戴革命的小红帽，以示爱国。他们还会披上有大翻领和金属扣的短夹克衫（carmagnole），脚上穿木屐。他们最爱用的武器是长矛，因为简单有效。

[25] 十二人委员会是吉伦特派以国民公会名义在1793年5月18日（也就是这篇《愤激派宣言》发表前一个多月）成立的，意图夺回公安委员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