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空虚，路易的税改触犯了贵族与教会特权，权贵与王权之争驱使路易拉拢第三等级（平民，主要是中产阶层）支持，撩动起他们对权力的欲念，做成四角互抗：国王、贵族、教士、第三等级。但是贵族与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也有矛盾，甚至贵族与贵族，教士与教士，第三等级内部的士、农、商、财之间都是矛盾多多。夺权团结了革命，分权会肢解革命。

民生困难，外战不休，路易王朝开始动摇；国库空虚，被逼税改，王权与贵族利益对峙。路易想利用资产阶层力量抵消贵族与教会力量，遂召开大议会，并增加第三等级（名义是平民，主要是资产阶层）的名额，意图平衡贵族（第二等级）与教会（第一等级）的势力。

开会前几天，巴黎暴动，军队镇压，气氛紧张。大会章程规定以等级表决而不是按代表人数计票，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人数虽多但未能左右大局。第三等级自然有被欺侮和被欺骗的感觉，代表们集体离场，单独开会，反映以中、高资产阶层为主的第三等级开始争权。稍后，更宣布自成国民会议，这是夺权的先兆。大批群众袭击监狱、营救因支持第三等级而被囚禁的警卫军，这是大革命群众暴力的先声。此时，路易招兵买马，群众开始四处抢掠和搜集军械、粮食，路易兵围巴黎。德穆兰呼吁群众武装，继而袭击巴士底狱，揭开大革命序幕。

路易王朝是被启蒙运动颠覆的，但路易十六却是以启蒙思维去改革时政。不管他是无知地追求时尚，还是有知地逼不得已，但确实在自掘坟墓，起码是自废武功。

他是路易十五的孙子，因为父亲和哥哥在路易十五死前就去世，所以王位才由他继承。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偏宠哥哥，他并不好过。路易体健但内向，也算好学，更精通英、意语，有点书呆子的味道。他喜欢打猎，尤好装锁（在当时，权贵之家的孩子都被鼓励培养“有用”的嗜好）。他先天的内向，加上后天的教育，使他终生犹疑不决（除了几次致命的例外）。有老师教他退缩是强势君王的优点；也有老师教他要不露形色，不要让百姓知道他内心的想法。这养成了路易腼腆、独夫的性格（他最爱读的小说之一是《鲁滨孙漂流记》）。

路易娶妻，是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桩婚姻在个人层面上有困难（起码在前段）^[1]，在政治层面上更是灾难。路易十五当年与奥地利结盟，跟英、普打了场七年战争，丧权辱国，差不多所有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洲，全被英国拿走，所以法国人一般对奥地利都没有好感。^[2]当时还有不少色情刊物（很多是日后的革命分子写的）挖苦路易，“王上干得吗？王上干不得吗？”这些“游戏文章”实在对路易政权的尊严有很大颠覆性。

路易20岁登位。那时代，开明思潮澎湃，他也想象自己是个开明爱民的君主。但他的优柔寡断和渴求民望是个可怕的组合。他下的旨意往往都表达爱民之意，但总因财力有限和贵族阻挠做不成爱民之事。他恢复地方的议事会，但结果是议事变成对时政的批评。在财政上他更把持不定：先用杜尔哥去搞自由经济，人民不满；改用内克去搞管制经济，贵族不满；起用卡洛讷去搞妥协，两面不讨好；罢了卡洛讷，引入代表贵族和教士利益的布里耶纳去推动税改，但贵族们仍不买账；于是再用有民望的内克，以图利用资产阶层去平衡贵族阶层，但又发觉内克太亲近中、上资产阶层（内克本人就是金融家），遂罢免了他。两天之后就爆发了巴士底狱事件，揭开大革命序幕。木讷、呆滞的路易在那天的日记中只写了一个词：“没事。”^[3]

革命形势很不平均，巴黎是中心，但外围省份仍有很多保王的，而且所有外国政府对革命不是敌视就是观望。在巴黎，暴力事件不断。革命骨干是中、上阶层的开明人士。他们观察形势，考虑己身利益，就有人想与路易合作，建立一套模仿英式自由，但又包容法式君权的宪制。其中，以在国民会议中最具影响力的米拉波为主要人物。他在1791年初就开始培植势力，以图为路易争取权力，特别在政府开支里暗中拨款去支持此事；又成立秘密咨询团，为路易出谋划策。1791年4月2日，米拉波之死改变了局面。在这关头，路易的摇摆却误了大事；一方面，他示意国外保王势力不要发动反革命，以免触动革命分子的神经；另一方面他又表态不满革命分子把他“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且不许他履行他天主教徒的本分，惹革命分子恼怒，两面不讨好。到了6月，他终于决心出走，他以为逃亡在外的贵族和外国政府会助他“复辟”。此事的安排又显露路易的不决。一方面他是准备充足，连“勤王宣言”也写好了（16页长，但却放在床上，被发现后登在报上，成为日后的“罪证”）；另一方面，出走日期改了又改，出走安排更是挂一漏万。他心存幻想，以为只有巴黎一小撮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广大农民和百姓都是他的忠诚子民。潜逃失败震撼全国，当初对他仍有些好感的人都觉得被他出卖了，革命暴力也加速走上极端。更要命的是路易被捉回之后差不多马上就发生了由保王的拉法耶特出手的战神广场大屠杀，和由外国政府发出的皮尔尼茨宣言，把法国人刺激得同仇敌忾，路易翻身无望。

出逃失败，路易被迫接受宪法（名义上是君主立宪，但因路易出走，他的宪法权力也是大大削弱了）。宪法既定，国民会议解散，重新选出立法大会去行宪。但由于罗伯斯庇尔在早些时候引导国民会议通过国民会议代表不能竞选立法大会代表的决议，遂弄出很多年轻、激进的革命分子进入立法大会。左派势力大增，但左派又产生分裂：较温和的吉伦特派掌权，跟较激进的山岳派对垒。两派在有关对外宣战一事上争得你死我活。这次，路易又找错了伙伴。他跟风当权的吉伦特派主战，希望借此表示他爱国，以挽回民心。

但一开战法军就处于失利状态，路易异想天开乘机使用宪法给他任免高级官员的权力，解除吉伦特派人士的各种军政职务，遂失掉了吉伦特派对他的信心。此时，奥地利大军向巴黎推进，立法大会宣布“祖国危难”。奥军发表布伦瑞克宣言，扬言如果路易有损分毫，将血洗巴黎。法国人哪听得进耳。保护路易反害了路易。巴黎长裤汉发动大规模暴动，血洗杜伊勒里宫，路易下狱。

接下来就要决定路易的命运。如何处置路易变成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政治斗争战场。结果其实是已知之数。路易判死是361票对360票，致命一票是那位曾觊觎王位，但又鼓励革命、自命开明，连名字也改为“平等”的奥尔良亲王（日后仍不免上断头台）。

断头台下，路易短短地说了两句：“我死，但不承认每一个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原谅置我于死地的人；我向神祷告，不要让我将要流的血为法国带来灾祸。”行刑官不想让他多讲，下令打响军鼓号，马上处决。这天是1793年1月21日。

如果没有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会不会发生？这是无法回答的。但肯定的是，大革命的触发和轨迹与路易是分不开的。

从路易王朝的“福祉”来衡量，灭亡种子早在路易十三、十四建立绝对君权的时候就埋下来了。绝对君权隔膜了君与民，造成君对民冷漠，民对君也冷漠。在大致静态的时代里，这还可以持续。但在亢奋、活泼的启蒙气氛里，就会生变。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里，我引用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的绝对君权与大革命的关系：路易十六的“开明”和“爱民”毁了祖宗的基业，因为他颠覆了冷漠的绝对君权：一方面引入了启蒙的活力，另一方面又不能提供宣泄的渠道。结果活力、动力无从发挥，变成怨气、怒气，导致社会失衡、政府失措。革命走上极端其实就是反映社会极端失衡、政权极端失措。失衡与失措是相连的。

绝对君权埋下了种子，路易开明颠覆了君权。但革命走上极端，路易十六的摇摆不定难辞其咎。若是他果断，革命或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全力镇压或会拱手相让；即使发生了，也不会走上恐怖，因为他会速战速决，胜败一早了断。

他自1774年登基到1789年革命的15年间，不止四度换相（杜尔哥、内克、卡洛讷、布里耶纳），政策更是朝令夕改（自由经济、管制经济、混合经济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搞税改、政改）。这跟祖宗路易十三用黎塞留18年（至死）、路易十四用马萨林也是18年（也是至死）不可同日而语。他想爱民反而失信于民；他想开明反而像是反动。非但革命之前如此，革命之后更是处处失措。1790年到1791年间，他迟迟不接受君主立宪（这里，他表现了罕见的强硬，坚决拒绝认可反教会的政令），使仍想保住王权的温和革命分子尴尬不已，使想彻底消灭王权的共和分子振振有词。立宪与共和之争拖长了革命的动荡，分裂了革命的团结，是日后党争走上恐怖的先兆。他迟疑不决、欲语还休的出走使他的出走计划成为半公开的秘密。逃不了，一半是天意，一半是人为。长裤汉进袭杜伊勒里宫是路易的生死局，他的摇摆更是致命之失。逼宫是必然之事，路易也知道，早就部署了强大的防卫。但事发之日，他却溜走，躲在隔壁的立法大会，有点像寻求政治庇护。长裤汉虽攻进内宫，但被防卫军击退，双方对峙。路易远处听到枪声，不明就里就下了一条莫名其妙的手令，要防军回营，反而弄出一场大屠杀。路易上断头台在所难免，但在台前的镇定和庄严总算给后世留下一个感人的句号。

路易的摇摆不定，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他面对的现实确实错综复杂。事后看得清楚，但当时的情景的确会使人迷离。关键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失措。可惜路易乃是一国之君，可怜的法国人民因他的失措沦为刍狗。

路易召开大议会是想推动税改。他登位后多次的税改意图都因为贵族和教士的反对（以贵族势力为主）而无法开展。大议会的用意是利用平民，主要是积极支持税改的资产阶层，去克制贵族和教士。1789年的革命主轴其实就是平民斗贵族与教士。错综复杂之处就在于贵族与教士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教士与教士之间也有矛盾，导致大议会中少部分贵族与大部分教士投向平民，完全颠覆了等级之间的“平衡”，而平民之间的资产阶层和非资产阶层的矛盾更是日后革命走向极端的主因。在绝对君权的政制下，所有这些矛盾产生的张力都指向路易。假如路易是雄才大略，假如法国是国泰民安，也许启蒙思潮会引导这个国家从一个冷漠的绝对君权社会慢慢地走上一个在政治权力上比较开放、经济分配上比较悯人、社会等级上比较平等的社会。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人事沧桑，路易十六的绝对君权不再像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那样“绝对”。国家既没有财力，国王更没有威力去解决因积习与因循而僵化的旧矛盾，和因新思想与新经济而触发的新矛盾。路易虽是摇摆不定，但基本上他仍是有政治开放、经济悯人、社会平等的倾向，只要不触动路易王朝的根基。但当时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使法国人有一种急不可耐的改革冲动，催生了一群逞强犯难的精英。且看路易当时面对的是个怎样的法国。

18世纪的法国人口是2300万—2400万，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特大的巴黎约60万人，其他的城市大多不超过2万人。^[4]大议会是因为国库空虚，路易要加税而召开的，所以先说说法国的税制。

革命前的税多和税苛是极恼人的。路易十六也尝试改革，但一方面是积习难除，另一方面是开支过度，税改总是力不从心。最主要的税种是“平民税”（taille），占国库收入一半。它是土地税^[5]，谁都要缴，所以是路易王朝最令人反感的税种。^[6]税额每年不同，由各省承担征收。全体教士、有直接封地的贵族、王室（国家）的高职官员和将领、教授和学生与特别地区，如巴黎，都被豁免。但不同地区有不同待遇。^[7]17世纪后期，有“包税人”（farmers general）^[8]的官职，人人可以买来，代王（国家）收税，6年一任，成为路易王朝的最大污垢。很多税收都采用承包制度，也就是定额上缴，余则归己。

除了平民税，当时的税种还包括军需税（taillon），全国性的盐税、酒税和其他产品税，地方性的特产税、入城税、市集税、“什一税”（tithe，政府代教会收，是农产收成的1/10，可用钱代替）。从1695年开始征收人头税（capitation，教士和贵族都不能豁免，但可以一次缴一大笔去取代年年缴税，漏洞、弊端很多）^[9]。从1710年又开征财产入息税（dixième，按来自资产的收入征收，去支持军费）。1749年再在财产入息税之上加“二十分之一税”（vingtième，按来自土地、财产、商业、工业、官职的收入的5%征收，用来弥补王宫赤字；谁都要承担，但教士等级最后争得豁免，而某些省份也成功取得减收）。名堂多多的税种使人怨声载道，但对教士和贵族的种种豁免更令第三等级不满。上层的富农、富商们眼红教士和贵族特权；下层的贫农、贱工们气愤贵族寄生。他们更恨透税收代理人（尤其是“包税人”）中饱私囊、盆满钵满。可是，税种虽然多，但真正流入国库的远不能满足国家的真正需要和王室的无度挥霍。

教士与贵族同是特权阶级，但特权各有不同，互相觊觎。由于绝大部分的高级教士来自贵族等级，为此，教士的特权也就是贵族的特权，虽然贵族的特权不一定是教士的特权。第三等级的成分最复杂：有高级资产阶层，有一般的商人和店主，有技师、技工和劳工，还有农民。

三个等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1）他们都反对绝对君权，但贵族和资产阶层想要的是开明独裁（权力大但又让他们自由发展的“明君”）。（2）第三等级连同贵族跟教士对立，因为他们对教士特权的反感。（3）第三等级中的开明人士特别鄙视教士的愚昧并憎恨教会限制他们的言论（书刊）自由。（4）在庄园制度下，农民感觉他们在饲养一批傲慢的寄生虫，特别是贵族。他们对教士，特别是与他们共同被压迫的低级教士产生同情和共鸣。下面逐个等级来谈。

第一等级是教士。这个政治等级是16世纪开始的，作用是“表决教会对国王应提供的奉献”。这个等级的责任是：（1）保卫信仰；（2）对抗异端（尤其是新教^[10]）；（3）谴责禁书^[11]；（4）治理教会；（5）教育大众；（6）谴责罪行；（7）救助贫苦；（8）宣布国家法令；（9）注册出生、死亡和婚姻。他们的特权比贵族要多（这也是贵族眼红的原因），不用缴平民税和很多王室都会征收的附加税。而且他们收的“什一税”远超过他们要向国王缴的“奉献”。

但教士内部也有很多“等级”、很多矛盾。

（1）高级教士（high clergy，主教、方丈之类）差不多都是贵族出身（尤其是来自高级贵族，如王室贵族和传统世族），特别是非长子。^[12]修道院的主持有2/3是贵族子弟，掌管大部分的修道院收入。

（2）正规教士（regular clergy）是指隶属修会的教士，有别于在俗教士（见下）。在17世纪前半期，法国出现很多新的修会，反映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引发出的宗教热忱（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到了18世纪开始腐化和僵化，政府设立委员会去清理，但颓弊情况持续。同时，修会里也很多开明之士，谋改革之道，容易被启蒙思想吸引。^[13]

（3）高级在俗教士（high secular clergy，主要是教区主教、执事之类）大部分也是来自贵族阶层。他们的职责是照顾教区内百姓的宗教生活。特权使他们富有，大部分都不住在自己的教区，而是住在巴黎，过着奢侈生活，对职责懈怠，尤其忽略济贫和教育。^[14]

（4）低级在俗教士（low secular clergy）是教会主力。他们是教堂的本堂神父、副神父之类。如果他们的教区是在城市，生活会比较好些，因为有主持婚礼和丧礼的收入。但如果要靠“什一税”的话就要仰赖负责收税和分配的上级教士或“包税人”的鼻息，有些是挺苦的。如果是没有自己的堂区的助理神父（curate），他就是教士中的“无产阶级”，要靠“挂单”。更有行脚僧教士，他们要靠救济。低级教士对国王的“奉献”占比最高。他们思想保守，教育不足。他们的迷信、迂腐，往往是启蒙之士的取笑对象。

低级教士没有份儿参与自己等级的治理，甚至不容组织起来。他们没资格选举第三等级的代表。在高级教士眼中，他们粗鄙、褴褛、无知：“与这群人交谈天堂、世间的事，你要特别爱好大蒜的味道才行。”相对地，低级教士对高级教士的奢豪也特别反感。^[15]他们很同情第三等级，尤其是城市与农村的下层百姓，并支持他们的诉求。在国民会议中他们大规模投入第三等级的行列。直到《教士民事法》出台，威胁到他们的信仰，他们才放弃支持革命。

在这个第一等级中，低级教士与高级教士往往站在对立面。低级教士想改善生活环境，要求更合理的教会财产分配方式，以满足宗教和济贫的需要，所以他们支持“财产同有”的理念；恢复“什一税”原来的意义，也就是维持教会和救济贫苦；恢复教会内部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也就是走向“内部民主”。^[16]在俗教士与正规教士也有对立：在俗教士鄙视正规教士腐化僵化；正规教士自命献身侍主，比在俗教士高明。

第二等级是贵族。最高级是军功贵族（nobility of the sword，以剑换来的，都是从15世纪就开始的望族），其次是为国王服务的（nobility of the robe，穿司法袍拿来的），再次是在地方任职的（nobility of the bell，地方行政官员）。当然，用钱买来的更次，这些“新贵”对贵族名衔特别向往，但却特别令人反感。有的人是买了贵族的土地（包括贵族的庄园）因而被接纳为贵族；有的是被国王或王室赏识的^[17]（多数是有钱人），也被承认为贵族。地方上的名士、豪族近乎疯狂地追求这些身份象征。有通过替子、姪、亲人买封号而成为贵族的，有把女儿嫁给贵族而晋身为贵族的。只要有钱、有关系，平民可以擢升为贵族。到18世纪中，贵族人数庞大（估计约有40万人，8万个家族），地方议事会的代表差不多全是贵族。

贵族特权很多。（1）大部分都有封地（fief）特权，包括税收、免役、品级等。卖掉了封地的贵族都坚持保留这些特权。（2）豁免若干对国王的责任，例如义务劳动、修理公路、提供军队食宿等。更有贵族之间联合不向朝廷上缴他们代收的“二十分之一税”。（3）在司法上，只有议事会才能审讯他们。但议事会中人都是贵族。因此，在实质上，贵族犯事只能由贵族处理。在贵族与平民的诉讼中自然占上风。（4）只有贵族才可任高级教职和军职（校级之上）。还有，很多非长子的贵族子弟在青年时期就“剃度出家”（tonsured）去接收世袭式的教职（包括产业），就算成年后放弃教士生活仍可保留教职的特权。

贵族集中在巴黎。在百姓的眼中，他们住的是豪宅、别墅，吃的、用的都是奢华至极，仆婢如云、情妇无数，挥霍无度，整天都是宴会、舞会，看戏、听歌，但往往负债累累。百姓都视之为寄生虫。^[18]吃、喝、玩、乐，人人都爱，包括高贵和古老的贵族。因此，高贵望族遂与新贵财阀混在一起（高贵望族想从新贵财阀处捞些油水，新贵财阀想借着高贵望族去抬高身价）。为助谈兴，又邀得名士、雅士（名士之中既有攀附之心，也有舒才之意），慢慢成了一种“沙龙”风气，启蒙思想就在贵族圈子散播，由此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阶级观念越重的圈子里自由思想越浓。

地方上的贵族，除了少数有大庄园之外，绝大多数拥地不超过20公顷，农舍三两间。比较富裕的都以巴黎马首是瞻：在城里住豪宅、在庄园里修别墅，游手好闲（除了军职）。但穷贵族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一般农民，尤其是荒年（有的甚至要当轿夫糊口）。他们儿女的教育全赖王室的施舍。在名义上，他们拥有贵族的庄园特权（尤其是免税、免役），穷生活令他们更坚持这些特权，更敌视得势的望族。

当然，不是所有贵族都无所事事。这个等级的作用是为国王做事（公职），可以分为在地方的贵族和在中央的贵族。从17世纪开始，地方上的议事会的代表、官员、法官都是贵族担任。地方贵族们为保持和争取利益就凝聚为一个特殊阶层，与朝上的高级贵族（军功望族）联成一线，对抗以巴黎为中心的、凭资财和攀附而得势的新贵族。这些地方贵族大部分教育水平都较低（文凭和资格都是用钱买来的，虽然其中也有知识分子）、缺乏政治经验，思想保守，行径传统。他们反对中央侵犯他们的司法特权；^[19]不赞同报刊自由，并多次焚书；坚持保留庄园特权，尤其反对中央取消农民对庄园主的义务劳动。他们最不满的是“国王独裁”，尤其是不满路易委任有自由倾向的改革者为高官，特别是派驻各省的“治理官”（intendent）。这些中央大员其实就是省长，他们虽然也是贵族，但属朝里的贵族，特别敌视“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

贵族中不少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但总的来说，他们很想保有特权。他们反对王权的独裁（特别有关税改），因为路易的税改就是要他们也缴税。他们强调自由，因为这会削弱王权的专制；他们害怕平等，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特权。

在平民眼中，贵族的嫖、赌、骗、暴确实为人侧目，但最令人反感的是他们的特权和寄生。^[20]从农民的角度去批判，贵族的庄园特权最可憎；从资产阶层的角度去批判，贵族的免税特权最难接受；从资产阶层兼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批判，贵族的垄断公职最不合理（这也是大革命高举“平等”的真正意义，在人权宣言中的“平等”就是指公职委任的平等）。

作为一个等级，贵族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他们没有阶级利益，只有个人和家族利益，所以，他们没有统一的阵线——地方小贵族比平民们更仇视巴黎的在朝贵族，尤其是新贵。第三等级与贵族等级的最大分别是，第三等级无论贫农、富商，以至于知识分子，都有反特权、反所有特权（无论是贵族特权或教士特权）的共识。但贵族等级里面就复杂多了。（1）地方贵族反在朝贵族的专横；在朝贵族反地方贵族的自主；（2）新贵族（尤其是靠财力上来的）反旧贵族的特权（尤其是垄断公职和军衔），旧贵族反新贵族的奢浮；（3）高级贵族反低级贵族的愚昧，低级贵族反高级贵族的倨傲。贵族之间的唯一“共识”是反国王专权，但国王行使权力时所依赖的都是贵族，尤其是在朝贵族。

第三等级是平民，是顶复杂的一群。最大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但贫农、富农之间有极大分歧。从事工业的只占很少数，但因为聚集在城市，尤其是巴黎，所以对革命的影响极大。资产阶层（以商人为主）是革命的中坚。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是革命的催化剂，他们的革命理论引导革命方向。农、工、商、知识分子各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政治意识。

首先看农民。法国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产权自有度是全欧洲最高的。17世纪以来的农业革命（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开发出大量新耕地，制造了不少富农。^[21]小农民拥有小幅土地，生计难保，往往要靠向富农借贷，或加入富农或富商把持的连锁农庄或合作农庄。这些农庄其实是富农、富商威逼利诱地从小农民手里把农地“抢”“骗”过来的。他们通过连锁去操纵农价，包括农地的价格^[22]，很惹人反感。最穷的农民当然连小幅土地都没有，就只有当“按日算酬”的劳工或仆人。此外，农村里还有其他行业，如小商户、磨坊、驿店、技工（木匠、裁缝等）等，他们一般比贫农过得好一些。

佃农也不少，尤其在法国北部。他们以合约方式使用贵族土地，由地主提供种苗和牲口，收成与地主对分。佃农拥有自己的农舍。合约一般是9年期，可续约。庄园制度当然是建立在贵族的利益上。佃农要缴加入庄园的“合约费”（admission fee）、庄园税（但在革命前已大减）、平民税、继承费（父传子）、转让费（佃农之间的转让）、路费、市集费、猎费、“什一税”等，并要承担义务劳动和接受庄园法庭的司法、执法。

到了18世纪后期，庄园制度已不合时宜，再加上庄园主滥用权力，出现很多令人反感的不合理现象。比较显著的包括：（1）以记录有误为借口去多收或重收各种税费；（2）以“地租连坐”（solidarity of rents）为理由去强逼佃农付超额税费以弥补付不起的佃农造成的亏空；（3）迟缴税费的罚款；（4）随意估值去提高税费；（5）在度量衡上骗诈。此外，由于人口增加、工业化开启、资源需求量上升，地主（主要是贵族）大量“开发”从前没有“投产”的土地，其实是变相压缩佃农在过去曾免费享用的“公地”。从前，佃农可以伐木、做肥料和放牛的林地、荒地、旷地现今被“依法”收回，再用合约方式租给富农和富商使用。贵族地主赚钱，富农、富商也赚钱，贫农的生计则更苦，加剧了社会矛盾。

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平民税实际上都是由农民承担。就算新开的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虽是针对贵族，但通过种种豁免和减收，实质税荷仍是落在农民身上。但是，税是经由贵族去收（虽然后来改由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包税人”去收），然后上缴，不足之数就要贵族填补。这使贵族在“代王收税”时变得凶狠和邪恶，尤其是遇上荒年更会闹得天怒人怨。^[23]

农村的贫穷现象比城市严重，部分原因是土地短缺。没有资产的农民只能受雇于富农或商人，工资低微，生计不保，更有沦为乞丐和流浪者。估计1/6人口因为太穷不用缴人头税，还有很多人也好不了多少。生活所迫，贫农只能做些农村的手工业。这些工作都是由城市商人下乡分发原材料并收集制成品，按件计酬。这使农村工人与城市工人处于敌对状态。(www.daowen.com)

工业都是以小本经营的制造业为主，包括纱织、皮革、玻璃、纸张、燃料、洗衣，只有很少数企业雇用超过100名工人。工业中人口最多是普通技工（journeyman，可以是受雇，也可以是独立）。他们一定要由学徒做起，然后升技工（技工身份要缴费才可以拿得），由技师（master）雇用。他们一般待遇很差，工作环境也差。技师垄断技工的劳动，技工很难晋升为技师。^[24]整个制造业是按同业公会来组织的，它们的职能是维持纪律、控制产量、保证质量、验证度量、检查工具和管理财政。同时同业工会也是一种“集体垄断”，以控制原材料的供应；抗拒外人加入生产行列，特别是无定址的技工或技师；制止任何一个技师拥有多个工厂或垄断市场。^[25]同业公会是既得利益者，有保守倾向，抗拒创新（材料、技术的创新）。^[26]路易政府想通过改革一方面打破垄断，一方面控制竞争，但最着意的仍是增加国家税收，因此聚焦于改革公会的财政监管^[27]，致令公会大大不满。同时18世纪以来，政府也搞工业改革，开设挂毯、肥皂、瓷器等工厂，甚至国王作为工厂赞助人。一般来说这些改革是走“自由”经济方向，让同业公会感受到威胁。

一个新兴的工业模式是“商人工业”，商人资本家借此支配农村制造业。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有农民无地可耕（土地被富农、富商买了），因此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碰上就近的城市工业比较发达、工资比较高，商人资本家就会通过提供原材料和小量资金去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民，尤其妇女，都有一定的缝衣、织布等基本技能），也就再无须依赖城里工资比较高的工人。这也造成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农民转工人）的对立。^[28]在城市里，商业资本家是工业资本家的前身，通过提供原材料、资金和市场支配了技师（包括由技师支配的技工），并出现了工业分工的雏形，产生了现代工厂。

商人工业也有其组织特色。最底层是普通工人。在传统工业组织里，技工受雇于技师，他们之间的关系像儿子与父亲，有家庭式的约束和纪律。但受雇于工厂的工人的约束较少（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的合同式约束，而非无事不管的家庭式约束），而纪律要求则较高（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严谨要求，而非小工场的松散纪律）。如果有违背合同（特别是“潜逃”），处分就非常严厉，包括刑事处分。技师虽然不再受同业公会的支配，但也失却同业公会的保护。他们工资低，工时长。一旦被商人资本家支配（尤其是接受了商人的贷款）就很难摆脱。制成品价格是商人定的，生产增加、市场扩大带来的利润也归商人。商人也有等级。最高级包括批发商^[29]（日后大工业资本家的前身）、航运商人（兼做代客买卖和保险生意）、大工厂（雇用过百工人的）的董事、矿场持牌人。他们对旧制度特权的攻击引发革命；革命后他们为自己创造新特权，引发不断革命。

工资在上升，但生活费上升得更快，相较之下，工人越来越穷（城市比农村的好些），不少沦为乞丐，尤其是革命前的一两年（1787—1789）。最初一次的工人罢工是在1776年（也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在英国出版的那一年），巴黎的装书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此后，罢工不停出现，但没有引发大变，因为每次罢工都是一个行业在一个地区的抗议。不同行业的公会联起手来很容易就把事情压下去。

地方和中央政府对工人（技工）的诉求总是抱着敌视态度。奇怪的是政府虽然对工业不断放松（自由经济，当然也是为了增加税收），但对工人则不断收紧（尤其是雇主、雇工之间的合同，特别有关“潜逃”一项），非但不容许工人组织协会、兄弟会，甚至连互助社也不可以。商人资本家是第一次革命的带头人，但工人和技师们积极地加入革命行列并不是因为“劳工问题”，甚至不是“特权问题”，更多是“生活问题”“饥饿问题”。

可见，工业体系里有很多内在矛盾：（1）同业公会成员（能带学徒的技师，一般是小工场的老板）与普通技工对立。普通技工与小老板都同样反对工业机械化，但普通技工更不满的是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想争取建立同济会和兄弟会的权利。（2）不同的同业公会互相对立，往往诉于法庭，例如造鞋对抗补鞋、裁缝对抗旧衣。（3）商办工厂（及其背后的大资本家、专业人士和富商）与同业公会对立。商人想自由竞争，处处与公会为敌（特别是杜尔哥在1774—1776年任财相，鼓励自由经济的时代）。同业工会想保留垄断，害怕商办工厂压低公会会员收入。这也是革命派内小资产阶层（技师、技工）与大资产阶层的对立。（4）商人与投机者对立。刚抬起头的资本经济带来投机机会，传统商人厌恶投机者，尤其是拥有大量资金的金融巨子扰乱市场。（5）大商人、工厂老板跟小工场老板（技师）和技工对立。（6）商业资本开发农村制造业，带来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对立。（7）商业资本家与工人对立。

路易迟疑地走上自由经济之路。自由经济与保护经济的选择既是革命前的难题（路易十六好几次更换财相，最后还是取舍两难），也是革命后斗争的主题。带动革命的资产阶层主张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自由经济，但支持革命的工人、农民，包括同情他们的长裤汉，则视自由经济为剥削贫苦的工具。1786年，英法结束商战，双方签约保证国内外自由贸易。法国粮食自由出口大利商人和富农，但对城市工人和乡下贫农来说就是粮价高（高出口价带高国内价）、供应缺（都出口去了）。整个法国的工业也陷入困境。除了少数的资产阶层得益，大量工人失业，特别是在传统工业如棉布、陶器、五金、皮革之中。这也是革命分子中的资产阶层和贫下阶层的分歧所在。

工、商业背后还有银行家。^[30]他们对民生的直接影响看来不大，但间接影响巨大，尤其是税荷（政府向他们借钱，还债就要加税）和物价。他们也助长投机，加剧物价动荡，银行家在路易后期的兴风作浪使法国经济无法安稳。在商言商，这无可厚非，但国不泰、民不安，他们也实要负责任。还有，日内瓦的银行界在法国有很大影响力，财相内克就是典型。他们是新教徒，与法国的胡格诺派关系密切，而胡格诺派是天主教会的死敌。这也影响了革命的方向和重心。

资产阶层也有等次，最高的是城里的豪族。他们形同贵族，“自成一国”，排斥其他资产阶层。中、小资产阶层主要是商人、小工场老板和专业人士（律师、医生、教授、艺术界人士等）。在革命酝酿期间，资产阶层与其他第三等级人士的矛盾也多。（1）贫农与富农对立。贫农反对富农的连锁农庄制度（富农之间互相勾结）。地方资产阶层（尤其是富农）以农民的名义向朝廷诉苦，尤其是反对教士与贵族的特权，但一般农民拒绝认同地方资产阶层就是他们的合法代言人。（2）城市豪族与中、小资产阶层虽然互相歧视，但又共同反对贵族的特权和对高职位的垄断。为壮大声势，他们把农村反封建议题也拉进革命的范围。（3）革命期最活跃的是律师。^[31]商人、工业家等是从资本利益的立场去反对政府约束和贵族特权，但律师们是针对整个政制。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都是由他们来演绎，他们支配了革命的方向。

反特权、反专制的革命的爆发可能避免不了，但革命之后的失控跟路易的摇摆很有关系。如果他不摇摆，君主立宪或会成功过渡。可以说，路易的摇摆是革命的成因，也是革命失控的主因。

利益交错的张力、人心思变的压力，路易不可能不知道、感觉不到，但萎缩的王权和空虚的国库也着实使他无能为力。他的挣扎、他的犹疑把原本困难的形势弄得更加困难，把原本难解的形势弄得更为难解，法国人被他弄昏了。

注：

[1] 成婚之日，路易才16岁，安托瓦内特只有14岁，加上路易包皮过长，要到7年之后才过上真正的夫妻生活。由于路易顾虑奥地利会通过王后去影响法国政策，所以在公众场合对她很冷漠。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性苦恼可能是安托瓦内特变得那么浮夸和浪费（她有“赤字夫人”之称）的原因。还有两件不相干的事，被人说是路易与她不能终老的不祥之兆：1770年5月16日大婚那天，巴黎大风暴；晚上放烟花，20万人观看，发生踩踏，几百人死亡。

[2] 1778年，在巴伐利亚（Bavaria）继位之战中，奥地利想得到法国支持，那时路易把法国精力集中在美国独立战争上，不想多燃火头，但在安托瓦内特力促之下，还是插手支持奥地利，花了一大笔钱，却拿不到好处。法国人对她干扰国事很不满，叫她“奥地利的母狗”。到革命之时，安托瓦内特更不遗余力去发动欧洲诸国的干预，革命分子对她恨极了。

[3] 也有一种解释说，他的日记是记录打猎的。那天没有打猎，他就记上“没事”。

[4] 当时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1781年，财相内克的估计是2400万，稍后，财相卡洛讷的估计是2300万。一般的意见是城市总人口约200万。除巴黎外，里昂（13万）是唯一超过10万人的城市。
　　绝对君权把权力与财力集中在巴黎，造成它对全国有决定性的支配力，也造成巴黎人、巴黎政府跟各地人、各地政府在革命目的和革命取向上的分歧，甚至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抉择。

[5] 以农为主的经济自然以土地分配作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革命前，贵族占地20%—30%；教会占5%—6%，也有估计为略低于10%（很多是小幅的城市土地，但价值比较高）；资产阶层占大约15%（主要在城市周边和法国北部）。农民占过半的土地，但分布很不平均，最低的比例在北部，约1/5，最高的比例在南部，约1/3到1/2。他们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小于1公顷。少数的富农在革命期间通过政府没收教会和贵族的土地重新转卖给他们而得以扩大规模，再经供给革命战争的军需而获得厚利。

[6] 这种税原先是为了提高来自皇室直接拥有的土地上（domain royal）的收入，去支持王室的常备军，在1439年英法百年战争末期才开始征收。

[7] 不同地区有不同待遇。（1）古老疆土：由选出的官员估值和征收（后来这些职位可以买卖）。（2）新近归顺的领土：由当地议事会估值和征收。（3）战争攻占的领土：按当地的传统制度征收，但由国王派专员监管。稍后，国王直接派出税吏（这是绝对君权的现实，税吏一职逐渐演变成为国王代表，处理司法、税收和公安事务）。

[8] “包税人”当初是代收农村的税，但演变成为中央政府的全权代理，包括赈灾、登记、征役、住宅税、城居税、盐税、水税、林税、蜡税、财产注册税、战税、粮税、造币税、烟草税、债税，林林总总。名义上是一个地区交一人包办，但可以“分包”（多达40人）。

[9] “人头税”，这其实是平民税上再附加的税，全民分22个阶层，每个阶层不同税额，由王室税吏核计和收取。

[10] 法国的新教徒很少，属胡格诺派。他们对16世纪的教难，例如1572年8月22—24日的圣巴泰勒米日大屠杀不能忘怀，与天主教会是死敌（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但他们在工商业上特别成功，这也解释了在大革命期间的反教运动（反天主教会）中他们的积极性和影响力。

[11] 这是启蒙诸公对天主教会的最大指责，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是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在革命未曾爆发之前被教会列入“禁书”，无论是政治刊物或淫秽作品的作者往往都是日后的革命人士，如米拉波写色情文字是人所共知，萨德（Marquis de Sade）更是臭名昭著，他的名字今天代表“性虐狂”（sadism）。但他们备受当权的王室、贵族欣赏，因此教会谴责归谴责，他们的书照样出版。教会的无能暴露无遗，谴责禁书变成笑柄，大大损害教会的道德权威（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使革命期间的极端反宗教看起来合情合理。

[12] 封建的规则是传长不传幼。非长子的出路是出家，为教会服务，但同时也是为家族利益服务。这样的出家人往往是清规难守。

[13] 大议会的第一等级代表中以修会派出的教士最多。他们带头放弃自己的等级，投向第三等级，为大革命奠基（在“说故事”中提到的西哀士就是典型）。

[14] 革命前几年颓风稍有收敛，但仍不足。少数住在自己教区的主教比较关心民瘼，他们修驰道、建运河、改良耕地并参与地方政事。这些高级俗世教士在思想上相当开明。

[15] 且看这些低级教士怎样形容自己：“我们这些不幸的，要仰赖小部分‘什一税’生活的小神父总是要打理最大的堂区，我们生活的苦况只可以向我们陋居的砖头和木椽申诉；我们一定要忍受那些主教大人，他们会通过他们的手下，检控我们，说我们在他们的树林中砍了一根木头，用来做走路的手杖……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小神父必须马上避在路旁、挨着山边，躲掉主教马车的马蹄和车轮溅起的泥泞，或那傲慢的马夫的鞭子，然后，全身肮脏，一手拿着那根恼人的手杖，另一手拿着他的破帽子，跟在这镀了金的豪华马车车帘后面，恭敬地低头向那位高贵的主教致敬礼，而这位趾高气扬的贵人却在暖暖的羊毛毯上打鼾；羊毛是来自这小神父负责放牧的羊群身上；当然，小神父享受不了毛毯，他分得的是羊粪和羊油。”
　　1789年大议会召开之前，各地呈交“政见书”。以下是与教士有关的典型申诉，既可见高、低教士之间的矛盾，也可见百姓与教会的矛盾：“主教是教会的领导层，但在民事与政事上他们跟其他人同是公民……请他们不要管我们的良心……人民的利益与堂区小教士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小教士也常受高级教士的侮辱。”“教士等级，除了职守的分别之外再不应有其他的分别……这样，很多令人触目和反感的滥用特权会消失。”“从穷人和小教士抽来的‘什一税’迟早要还给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合法的拥有者。”“教会收入应该重新分配，穷教士应获基本的供给；教会的财富要更平均地分配。”“高品级教职的分配不应厚此薄彼，大教堂的职位应该由勤谨献身侍主的人来担任……教士们应弃绝财势。”

[16] 这一等级是10年一会，全国每省委派四名代表（两名代表高级教士，两名代表低级教士）。

[17] 最典型的是被“引见”（presented to）：男的与国王、太子、王子打猎、驰马、共车；女子被王后吻颊。

[18] 但好像总有人愿借钱给他们，或者是为了攀附，也或者相信有战事或国难时他们可以凭借与贵族交往而拿到发财机会，然后本利归还。

[19] 尤其是反对国王和王室中人可以随意发出“密封令”（lettre de cachet）。这是可以用来监禁或放逐某人的封印密信，一般是权贵通过贿赂王室而拿得的。伏尔泰多年不能踏入法境就是这个原因，这也是他痛恨法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

[20] 路易财相杜尔哥这样说：“全国的富人就是全国不用缴税的贵族［也就是有钱的都是贵族，虽然贵族却不一定有钱］，他们的特权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压迫。”

[21] 他们在革命后更买来大笔从教会没收过来的土地，发了大财。在革命初期的反特权斗争中，他们是反教士、反贵族的中坚，并借此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经济自由。但当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财富分配时，他们就感到威胁，开始走上反革命。

[22] 革命前夕，农地价格急升，两倍于粮食价格的升幅。其中的暴利当然归富农、富商。

[23] 农民最憎厌的是修路的工役（虽然可以用钱代替）。这些工程对他们影响最大，但他们使用得最少。其他还有军队驻扎的供膳供宿、行军征用的车辆牲口和服兵役，都让他们不胜其扰。特别不公的是，以上这些贵族都可获豁免。

[24] 晋升技师需要考试，主要是要拿出制成品供同业工会（guild，见下）评审。但制成品的要求越来越复杂，评审越来越难过关（但技师的儿子和女婿就可以豁免）。由技工升为技师首先要交拜师费；成为技师后要向同业工会交授权费（royalty）和向地方政府、当地贵族和王室交费。

[25] 这套生于庄园经济的制度马上受到资本经济的冲击，毫无还手之力。工业革命的标准化生产以及标准化生产引出的规模经济使“手工艺”式的生产模式和因之而生的同业公会制度失效并很快落伍。

[26] 公会之中也有等级，等级越高，势力越大，各地不同。例如第戎地区（Dijon，东部城市）就分为四级：（1）印刷、药剂、服装、金匠、匙扣；（2）烘师、造酒、厨师、骑具、造鞋、家具装饰；（3）金属、家具；（4）造房、补鞋等。巴黎有“六高”（Six Bodies，代表最高职业）：女装、男装、杂货、皮革、制帽、金匠。

[27] 很多同业公会的财政都是乱糟糟的，有些濒临破产。原因包括政府的苛捐（如牌照费）、政府增加公会的技师名额（借此增加来自牌照费的收入）、旧债日增（因为要应付不断增加的政府税费）、与别的公会的诉讼开支。结果公会破产，然后重组，正合政府的意图。

[28] 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就是工业不发达的城市和农业不兴旺的农村倒没有这个现象。

[29] 同业公会是封建的组织，不能适应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引发的批发行业，因此没有“批发同业公会”之类的组织去约束批发商人。

[30] 这些大资本家都是住在巴黎，做的是兑换（尤其是西班牙在美洲属地的货币和法国货币之间的兑换）和国家债券（特别是贷款给路易政府）生意。

[31] 根据1790年9月巴黎市选国民会议代表的记录，选举人（electors，是由积极公民直接选出来，有权选议会代表并有资格被选为代表）的总人数为781名，有45.1%来自商界，30.6%来自法律界。1792年9月20日成立的国民公会的代表总人数是749名，差不多一半来自法律界，55名是教士，9名是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