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巴士底，围凡尔赛，劫持路易，废贵族特权，分教会财产。一场以中产阶层意识形态指挥贫下阶层暴力的“革命”成功了。

最亲爱的父亲：

我现在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今天，我到邮局寄出一封信，那［政府］用来开信［指审查信件］的密室不见了，这三天的变化真大！星期天，整个巴黎都因为财相内克^[1]被免职而惊虑。我曾试图撩动群众武装起来，可是没有人响应。我混在人群中，他们看见我很激动；他们围着我；他们要我站上桌子；瞬息间有六千人围着我。

“巴黎公民，”我于是说，“你们知道全国要求内克留任，还要为他造个纪念碑；但他被免职了！他们［政府］还会做出什么比这更傲慢更蔑视你们的事情？今后，他们什么都会敢做！今晚，他们会商量，甚至准备好了对爱国志士的另一场大屠杀。”

涌入脑里的澎湃思潮令我窒息，我语无伦次地说话。

“准备战斗！”我喊叫，“准备战斗！所有人戴上绿色的帽章，希望的颜色！”

我记得我最后是这样说的：“臭警察就在这里，哼，好吧，就让他们瞧着我，留心地瞧着我。是的，是我叫兄弟们走向自由！”接着，我举起一支手枪：“是的，他们绝不可能活捉我，我知道怎样去光荣牺牲。只有一个不幸的事能够触动我，就是看见法兰西被奴役。”

然后，我下来，他们拥抱我，他们紧紧地拥抱我。

有几个人说：“朋友，我们做你的卫队，我们不会离弃你，你想去哪儿我们会去哪儿。”

我说我不想做指挥，我只想做个祖国的战士。我拿一条丝带，带头扎在帽上。燎原之火何其快地烧起！

两天之后，巴士底狱被攻陷，法国大革命正式揭幕。点起这燎原之火的就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他的一生与大革命分不开。他的经历就是大革命的最佳写照。他是新闻评论家，留下很多对时事观察和评论的记录，再加上他与父亲和妻子亲密和充满细节的书信，二者是研究大革命人物和事件的上好素材。这里我把他关键的材料节译，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在那大时代里一点人的气味。^[2]当然，德穆兰的个人观感，绝对不能概括时代，但他不仅是革命的见证人，更是革命的代言人，他的所见、所闻、所道绝对有切身处地的真实价值，能使人感应到革命的脉动。

现让我们从头说起。当然，历史哪有头？但一般史家都是从路易十六即位开始去谈大革命。

路易十五挥霍无度，七年战争（1756—1763）更是丧权辱国。在1774年去世时，法国濒临破产。路易十六拾到的是个烂摊子，连续两年的失收，粮价不断上升，路易换上新财相杜尔哥（Turgot，1727—1781）。杜尔哥开放农粮市场，但粮价不降反升，全国各地爆发“面包暴动”，更有人在凡尔赛宫前示威。政府一方面打压，一方面救济。杜尔哥建议废除贵族的各种免税特权，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快被免职。继任的内克（见上）取消开放政策，暂时稳定了局面。这是1776年的事。内克的管制经济控制了粮价。他有何妙计？靠借钱。对他而言这是一举两得。借钱就暂时不用加税，他又是财阀，国家要借钱他自然有油水。但他树立了爱民的形象，在日后被路易免职时引起民愤，从而引爆革命。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法国暗地里资助。到了1778年，法国更派军助美反英。美国独立成功，路易报了当年祖父在七年战争中败在英国手里的仇，但战争花费庞大，国家负债更重。内克意图改革法国税制，但上自王室中人和金融巨子，下至地方贵族与地方税吏都不满，内克被迫引咎辞职。国债、粮价都是烫手山芋，没人想“拿”。拖了两年多，路易才勉强委任了一个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中间搞妥协的卡洛讷（Calonne，1734—1802）。这人想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去“买回”债务，那就近乎荒谬了。

1786年8月，国债到期，国家无力偿还，唯一办法是开新税。这要先取得贵族和教会（主要是高级教士）的支持。路易叫卡洛讷去组织和召开“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以备国王咨询，无意间埋下了革命的伏线。

贵族们哪会支持新税，会议遂胶着，路易想打破僵局，罢了卡洛讷，委任高级教士布里耶纳（Brienne，1727—1794）为首相。会议仍无法拿出结果，唯有草草了结。但转过头来，布里耶纳就以首相名义把国王的税改旨意发到各地方议事会（parlement）去备案和实施。可是，这些地方议事会正是贵族的地盘，怎会就范？巴黎议事会首先发难，抗拒王令。路易就来一个单方面备案，议事会指控这不合法。路易见招拆招，下令解散巴黎地方议事会，着令全体议员离开巴黎，移驻离巴黎178公里远的特鲁瓦（Troyes），以免闹事，稍后更下令关闭巴黎所有的政治社团，巴黎局势紧张。就在此刻，法国东北面的荷兰共和国发生内乱，普鲁士派兵介入，威胁巴黎。布里耶纳为求稳定，做出让步，同意延长现有税制，并容许议员们重返巴黎。但路易仍指令巴黎议事会，在不许表决的情况下通过新国债的备案（其实这意味着新税通过）。

就在国王与地方贵族僵持不下之际，王室内部来个窝里反——被路易放逐的王统次室的奥尔良亲王（Duc d'Orléans）站了出来。如果路易无后，此人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同时也是法国最富有的贵族。他反对王室，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反感；他反对贵族特权，虽然他本人是最具特权的贵族；他鼓吹平等思想，日后他更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平等”。更有传言他想染指王位。他所在的巴黎豪华住宫（Palaise Royale）更是激进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德穆兰就是在这里点起革命火头的。

巴黎议事会对王室的批评并未停止，政府决定拘捕批评得最尖锐的两名议员，议事会立即表态团结一致力挺二人。与此同时，中央强迫各地方议事会通过取消对中央立法的复核权，抗议之声蔓延全国，这是1788年年中的事。先是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地方议事会擅自召集议员开会，于是中央以武力驱散。整个6月，全国扰攘不绝，人们声讨由上而下的税改和政改，各地法庭拒绝开庭办案。

到了7月初，布里耶纳就考虑召开全国各阶层参与的议事大会（Estates-General，下称大议会）去争取税改与政改的合法性。这可理解为路易的“釜底抽薪”。税改与政改的最大阻力来自贵族（尤其是把持地方议事会的地方贵族）。显贵会议当然是以贵族为多，自然不会支持税改、政改。大议会就不同了。里头有很多非贵族、非教士的资产阶层，他们对贵族与教士的特权既反感又妒忌，自然会支持削减特权的改革。但以阶层利益为动力的改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很难预料，也更难控制了。这也许是路易当初没有想清楚的，但他也实在计穷。到了8月初，国库全空，国债又到期，法国实质破产。为安定债主（金融巨子们），布里耶纳就宣布大议会将于翌年（1789）5月1日召开。之后，他引咎辞职。路易再起用内克，并释放因批评政府而被判罪的“政治犯”。

为筹备大议会，内克召开显贵第二次会议去制定各阶层的代表名额和选举方式。按当时的政制，法国人口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会的教士（0.5%总人口，拥有全国10%土地，拥有者多是教士中少数兼属贵族身份的高级教士，如主教、神父等）；第二等级是贵族（1.5%总人口，拥有25%土地）；第三等级是平民（98%总人口，但在这里实质指的是占15%总人口的资产阶层）。^[3]三个等级代表的比例成为筹备期间的争论焦点。如果每个等级整体一票，第一与第二等级联手定然压倒第三等级；如果按人头来算，第三等级则会占上风。但显贵会议的144个代表里头，绝大部分是教士与贵族，当然拒不考虑增加第三等级势力的方案。会议僵持一个多月最终解散。在舆论压力下，内克单方面宣布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一倍。这是内克收买人心，作为他摆布路易的政治本钱，但最终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引线。

1789年5月5日，大议会开幕式在凡尔赛宫隆重举行。但是，在开会前的几天，巴黎就开始暴动，抗议工酬低、粮价高。路易派军队镇压，死了20多人。大议会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议事并很快出事。大会规章是每等级整体一票，并指定不按代表人头计票。^[4]也就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虽然倍增但全无实质意义。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愤然离场，单独开会，自称为代表“全民”（the people）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5]，并将议会代表一视同仁，也就是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代表同是一人一票。若干教士也放弃第一等级的身份，加入国民会议的行列。6月20日，国民会议场地被关闭，这虽然不是路易的意思，但众人仍归咎于他，大家移到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开会，并立下誓言，团结一致，不到宪法制定不会解散（史称“网球场誓言”，The Tennis Court Oath）。此时，大部分教士代表都加入了，各地、各市也纷纷表态支持。

局面迅速恶化。6月23日，两个连队的警卫军叛变，被解除武装并收押入狱。翌日，那个窝里反的奥尔良亲王（在1787年被路易放逐，那时已返回巴黎）率领47名贵族转投第三等级。到27日，路易不得不承认国民会议的合法性，并下令第一与第二等级的其余代表都转过去。30日，大批群众冲入监狱释放前几天被押狱的叛军。翌日，路易召集军队，包括外籍雇佣兵。7月11日，5万群众搜掠教会寺院、贵族豪宅所藏的粮食、武器。同日，路易开除同情第三等级的内克。

第二天，奥尔良亲王所住王宫的大院里（他把大院对外开放，走廊有很多咖啡座，都是对政府有异见的激进分子议论国是的场所）聚集了好几千人，对路易开除内克表示气愤，议论纷纷。群情汹涌之际，德穆兰就在那刻跳上桌子，呼唤群众去“准备战斗”，引发7月14日的巴士底狱事件，揭开大革命的序幕。

几天后，德穆兰的第一篇政治小册子《自由法国》（la France Libre）面世，把他的声名从“革命启动者”提升到“革命代言人”。这部册子非常畅销（那个时代，几千本已算畅销），对革命的方向有很大影响，有力和精练的文笔把许多人不敢申诉的心声诉之笔端。的确，德穆兰是革命的先导者。

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来自外省的落魄小律师，期期艾艾，其貌不扬。没有人留意他文笔的华彩，更没有人给他渴求的名位，有的只是种略带轻蔑的同情。但一瞬间，全国都知道了他，连拖延多时的出版商也赶快把《自由法国》刊发去卖钱。

《自由法国》极力鼓吹共和，更意图把暴力合法化。《导言》引用古罗马哲学政治家、共和斗士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一句“野兽跌落入陷阱，就让它去吧”（德穆兰常引用圣经或古哲的名言）。文章一开头就是，“恒久以来，法国的爱国志士就盼望自由。自由要保留到今天才来临……我多谢你，上天啊，让我出生在这末世”。接着是对教士和贵族的谩骂，称他们为“国家的吸血鬼”。然后，笔锋一转，以利诱去煽动革命。“对我来说，我有足够的勇气为国家的自由而死。对某些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不足够。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动机可以驱动他们……胜利者会拿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战利品。勇气的奖赏将会是4万座宫室、豪宅、城堡，五分之二的法国财富去供他们分配”。他用很长的篇幅去介绍这些战利品，然后又来一个戏剧性的转调：“我只想用这些去吓吓贵族们，让他们知道继续抗拒理性、抗拒民意会带来的必然灭亡……这些绅士当然不会赶着去放弃他们的财富，而我们也绝没有意图去掠夺他们。”^[6]

接下来是相当奇怪的一段：“生存的千头万绪使他们［无产阶级］退出政事……他们永远不会支配国事……他们生存的条件阻止他们参政。仆人能跟主人一同去发表意见吗？乞丐能跟施主一同去发表意见吗？”这反映当时以资产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观点为导向的典型革命意识——“民主”仍是中、上阶层的专利。

当时的革命分子是反教会和反贵族的。在宗教上，德穆兰介乎无神与泛神之间，这也是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思路——承认有神但反对宗教。“无神主义理应被视为一种神志失常的胡言乱语。神的确存在，只要我环视宇宙就能清楚看见。但我们就如一个被父母遗弃的不幸孩儿——他知道自己有个父亲，大自然的规律规定他一定有个父亲；但他呼唤父亲是枉然，因为他不会出现……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宗教去找他，他不给我任何的启示，他打的雷既轰清真寺庙，也轰我们的教堂……神不需要宗教；人类想要宗教。神不需要乳香、游行、祷告；但我们需要希望、安慰和一个赏善惩恶的主宰。神给我们的启示好像他是漠不关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自己打造一个‘国家宗教’？”这是典型的卢梭（1712—1778，见后）主义。日后，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期就以实现这个理想为己任。

德穆兰对贵族制度最为不满的是它阻挡了有志者的晋升之途。他把法国历代君王（从13世纪开始）逐个批判得体无完肤，在当时国王享有绝对君权的法国这的确显得大胆和激进，难怪在巴士底狱事件之前出版商迟迟不敢出版这本小册子。这里也反映了德穆兰的求名和攀附。在这一章中，除了他所加的夸饰，其论点大都是来自当时在国民会议上的红人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7]。结尾一段，德穆兰呼唤，“斯巴达战士们，在战场上就是剩下欧退德斯（Otriades）^[8]一个人，即使伤重濒死，也要以颤抖的手，高举战旗，用自己的血写下‘斯巴达胜利了’，我觉得我也能够喜悦地、为同样的光荣原则去死。即使身受重创，我也会用我的血写下‘法国自由了’”。德穆兰的无畏使他扬名，但也招来日后的毁灭。

巴士底狱事件后的两天，内克复职。路易的军队撤出巴黎，“大恐慌”（Great Fear）随即开始。到处都是农民反封建暴动，城市也开始叛乱。贵族们逃出巴黎（被称为emigres，即“出走者”，此后，他们资助国内的反革命，又请诸国出兵救助法国王室）。8月4日晚，国民会议通过决议废除封建制度，整个法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一夜解体。随后是一连串的法令，统称为“八月法令”（August Decrees）：人人交同等的税，受同样的法，可以被委任任何官职；取消教会税收，实行宗教自由；取消由地方贵族把持的地方议事会。8月24日，颁布由美国独立战争英雄人物拉法耶特^[9]起草、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10]。

国民会议不仅是立法机构，也是制定宪法的所在。国王对立法有否决权（但国王的否决权又可以被议会最终否决），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有决定权。宪法规定全国按大略相等的人口和面积划分为83个省（departments），巴黎则划分成48个行政区。首都与外省的划分以及巴黎市内各区的划分将来会拥有关键的政治意义，严重影响革命的轨迹。

国民会议从一开始就壁垒分明。“保王民主派”（Royalist Democrats，包括内克）想要的是英式君主立宪，他们坐在会场右边。从此，凡有保守倾向的政党就叫“右派”。“国民派”（National Party）代表中间及中间偏左。真正“左派”的差不多就只有罗伯斯庇尔^[11]一人。

此时，德穆兰匿名出版《巴黎街灯》（Discours de la Lanterne aux Parisiens），歌颂政治暴力。他再没有顾忌了，自比是一根在市政厅广场（现今的巴黎市府广场）街角作为刑架的路灯柱子，四个多月来群众在此柱子下吊死逾千政治犯。一开头就是“英勇的巴黎公民，我不知要怎样感谢你们，你们使我在街灯中名垂千古……真的，我是街灯中的王后。巴黎公民，希望我的服务配得起你们的选择和带给我的荣誉”。德穆兰的特点是他的“孩子气”：任性、好胜，但又坦率、真诚。其实，这也反映了当时革命群众的心态。^[12]

在这段日子，他和米拉波的友谊^[13]突飞猛进。早在1789年春，德穆兰曾想在米拉波的报社谋职，两人开始认识。米拉波是出了名的知人善用，早就认准了德穆兰的才华对他、对法国有用。巴士底狱事件之后，德穆兰声名大噪，米拉波开始请他到家做客。上流社会生活的豪华气派使德穆兰瞠目结舌、头晕目眩。他给父亲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过去8天我住在米拉波于凡尔赛的家，他老是拉着我的手、拍我的肩……我总觉得我们吃得太丰富、太精美，会腐化我。他的勃艮第酒和黑樱桃酒的诱惑我无法抵挡；我只觉世界上没有比恢复共和的朴素并谴责贵族们的佳肴美酒更难的事了。我为米拉波撰写法案动议书，他说这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门。”

整个9月阴霾满布。路易拒绝承认八月法令，又拒绝批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终于巴黎又暴动了，史称“凡尔赛大游行”（March on Versailles）——其实就是“逼宫”。事件发生在10月5—6日，主角是巴黎的中、下层妇女。

自从攻陷巴士底狱，揭开大革命的序幕，亢奋情绪弥漫整个巴黎。巴黎市民首次发挥民众的力量，尝到政治胜利的甜头。那时，国民会议正在讨论新宪法，王室和会议代表们都聚在离巴黎20多公里以外的凡尔赛宫。革命派就想发动巴黎的群众去清除国民会议中的保王分子。

奥尔良亲王的王宫大院里天天有人发表演说，鼓吹去凡尔赛示威。9月底，一队在外地的正规军被调回凡尔赛，以保卫王室和国民会议。在奢华的洗尘宴上有人批评革命，更有喝醉的军士把代表革命的三色帽章来回践踏。老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家，最关心的是面包，革命就是为了面包，他们哪能受得了王室对民苦的漠视，对革命的蔑视？10月5日清晨，巴黎东区一个市集旁边聚集了一群妇女。她们抱怨物价，越讲越恼火。那时不知哪里来了一位青年女鼓手，打起步操的鼓声（事后，阴谋论者都说是奥尔良亲王雇来的煽动分子）。妇女们同仇敌忾地闹起来。她们强逼附近一所教堂敲响召集的钟声，于是其他市集的妇女也跑来了，很多还带了厨刀和其他临时武器。好几个区都接连响应，人们开始向市府进发，沿途不断有人加入，人员越聚越多，有男有女，但仍以妇女居多。到了市府门前，差不多有5万人。那时，他们不单要求派面包，还要拿军械，并开始组织向凡尔赛进发。无可否认，争取面包是他们的眼前目的，但铲除国王左右的反革命分子是个较深层次的目的；而最终目的则是把王室和国民会议迁驻巴黎，好使革命得以贯彻落实。

几千国民警卫军^[14]闻风而至，并不是镇压民众，而是加入他们。国家英雄拉法耶特是他们的指挥官，要他们退回军营。他们非但不听，反而威胁叛变。为控制局面，拉法耶特就带着一万多名警卫军跟着群众前往凡尔赛。当时天下大雨，拉法耶特先派快马去凡尔赛报信。

示威队伍6个钟头后到达凡尔赛。他们有自制武器，更从市府拖来几尊大炮。这场游行更像旅行而非示威，更像狂欢而非战斗。饥肠辘辘、浑身湿透的人群涌入国民会议的会场，疲倦地坐在席位上。大部分的会议代表都不知所措。少数的几个，包括青年人和仍未崭露头角的罗伯斯庇尔，从容亲切地鼓励并支持这些妇女（罗伯斯庇尔“为贫请命”的声名从这开始），大大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当然，示威者来凡尔赛宫的目的是见国王，路易接见了6个代表，他展开魅力攻势（他天生面目呆滞，实在没有魅力可言），表示非常同情他们，其中一个妇女代表竟然在他脚下晕倒（可能是饿晕？）了。他安排分发食物，并答应开放粮仓。部分人认为目的已达到，开始回城。

但大部分人仍未满意，更传出代表们被路易骗了，因为他们认为王后安托瓦内特会迫使路易食言（法国人视来自奥地利的安托瓦内特为外人，代表外国势力）。那时，正规的卫队都因过于劳累和缺乏斗志而被撤回军营，整个凡尔赛宫只有61名夜卫。路易知道身处险境，就向群众宣布无条件接受国民会议的全部政令。此刻，拉法耶特和部队才刚刚开到。群众中有很多人指控他有意迟到。整个晚上，士兵们与群众互通声气，大清早时军民已是一心了。(www.daowen.com)

大约6点钟，有人发现有道小门无人守卫，就闯入了王宫，到处寻找王后的寝室。警卫赶到，混乱中开枪，射杀了一名示威者。愤怒的群众涌入，杀了两个警卫，把人头挑在长矛上。王后赤脚逃跑，躲在国王寝室。王宫的卫队与国民警卫军对峙，拉法耶特赶来，好言相劝。有赖于军队纪律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使得宫内局面暂时稳定下来。宫外仍然满是民众。拉法耶特劝路易与群众对话。两人站上阳台。意外地，群众高呼“国王万岁”。路易松了一口气，宣布愿意返回巴黎，“返回爱我的忠诚子民处”。欢呼声中拉法耶特戏剧性地把一枚革命帽章插在一个王宫卫士的帽子上。

路易与家眷，和500多名国民会议代表，在6万多群众簇拥之下，由国民警卫军带领，浩浩荡荡地走向巴黎。从下午1时左右出发，走了9个小时。沿途兴奋、热闹，像胜利游行。这趟以妇女为主力的行动成为革命传奇。路易当然知道败局已定。到了巴黎的行宫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安顿好以后，从人问他还有什么吩咐，他心酸地叫人从图书室给他拿一本有关英国查理一世被废的史书。

以后的一年多，革命左派的势力开始增强，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扩散。国民会议中的保王代表们很多都不敢跟路易回巴黎，从此保王势力消退。德穆兰宣称法国进入“黄金时代”。就在此时，他开始筹备出版刊物，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舆论渠道。德穆兰的《法国革命》^[15]周刊在1789年11月28日首次发行，非常成功，订购者超出预期。他的敢言得罪很多人，他的讥讽同样刺激很多人：才几个月，德穆兰因内克而挺身号召革命，现今德穆兰把他贬为“日内瓦的伪君子”；他曾经力图攀附的米拉波在11月刚组成“巴黎革命之友社团”（Societes des amis de la Revolation de Paris），德穆兰就说他已为米拉波准备了号角，但也准备了鞭子。他声称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只属于法国。

此时的德穆兰可谓“名成”，虽然未必“利就”，但生活无忧。1789年底1790年初的冬天，他搬到了巴黎最激进的革命区，也是科德利尔会^[16]（Cordeliers）的所在地。这个比雅各宾派还要激进的科德利尔会是由丹东领导的。^[17]德穆兰的公寓住所刚好与丹东同一层，他俩本是同学关系，可能早就认识，现今又是邻居，自然交往频繁。德穆兰的政治旅程好像总是有个“导师”，先有米拉波，后有丹东，最后还有罗伯斯庇尔，而这些导师都对德穆兰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像慈父的米拉波、如雄狮般的丹东、凛然不可犯的罗伯斯庇尔。

德穆兰于1790年2月加入科德利尔会。就在此时，他与米拉波开始疏远。米拉波当然不满德穆兰在《法国革命》中对他的批评，责备了德穆兰。脸皮薄的德穆兰反应强烈（脸皮薄日后成为他的致命伤）。老练的米拉波安抚他，在5月20日的信中写道：“怎么，可怜的卡米尔……你的脑袋恢复正常了吧？我们责备过你，但我们原谅你。”直到米拉波在一年后去世，两人的关系再没有好转，因为没有比“可怜的卡米尔”“好孩子”这类话更令德穆兰受不了了。他讨厌不被人尊重，但他的攀附性格和任性行为总是给人“不成熟”的感觉。他到处得罪人，多次被人在法庭起诉、在议会指控，甚至要罗伯斯庇尔出头为他辩护，才得解脱。法国大革命的主角人物，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被人以名称呼的——没有人叫米拉波为加布里埃尔（Gabriel），或叫丹东为雅各（Jacques）。虽然有人称呼罗伯斯庇尔为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但都会在前面加上“圣”，或在后面加上“陛下”。科德利尔会中最激进的马拉^[18]被革命群众视为圣人，他对德穆兰的评语是：“我亲爱的卡米尔，尽管你聪明，但对政治完全是个新手。可能你本身的快乐性格使你对最严重的问题也不作认真的反思。你的判断反复游移：你好像没有计划也没有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德穆兰的性格反映了大革命的“性格”。

在名义上，法国是君主立宪，但王权在不断削弱，政治派别林立，鼓吹共和、最具影响力的雅各宾派^[19]聚焦于肃整教会（天主教）和贵族。在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封建是罪恶，而封建中的教会（天主教）更是罪魁祸首。从1789年年底到1790年年中，国民会议下达一连串的反天主教法令：教会财产充公并转卖，以弥补国库；以教会财产为储备金发行新货币，叫“指券”（Assignats）^[20]，去应付政府开支；公布教士还俗法来镇压修道院；颁布《教士民事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强迫教士向国家宣誓效忠，稍后更升级为“没有宣誓的教士格杀勿论”^[21]。法国当时只有少数的新教徒（胡格诺派，Huguenots），但极其仇恨天主教（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有关法国在16世纪的宗教战争）；革命前启蒙运动的要人，如伏尔泰（1694—1778），也是非常贬低宗教的。但奇妙的是，天主教会中却有很多人同情，甚至积极参与革命，有骑墙的西哀士^[22]，也有“愤激派”的J.鲁^[23]。

巴士底的周年纪念日，巴黎举行了大庆典，由拉法耶特率领众军，宣誓“向国家、向法律、向国王永远效忠；服从由国民会议决定，经国王认同的命令”。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庆典。就在此刻，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南部的迦莱斯（Jalès）地区，25000名国民警卫军（主要是周围地区的民兵）参与革命纪念庆典。过程中有人要求立即释放被革命政府收禁的教士，气氛一度紧张。革命政府官员同意地方成立委员会，总算平息了众怒。但事件明显反映了地方贵族的保王势力和地方百姓的保教会情绪。这是首次的反革命聚会。在整个革命期间，很多法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依然保留强烈的宗教热忱。为此，作为革命基地的巴黎与各地保守农村之间的张力有增无减。就算有革命倾向的农村地区也反感巴黎垄断了革命果实。

1790年中到1791年中比较安定。以有产阶层为主的国民会议颁布了一连串的法案：废除地方议事会，铲除把持政事的地方贵族，把权力集中到巴黎；修改公民资格，分“积极公民”与“非积极公民”^[24]，只容许有产阶层持械；禁止工会组织，巩固资产阶级利益。这也是革命后政局比较安定的“蜜月”期。国民会议立法思路仍是君主立宪，主持大局的是米拉波，鼓吹共和的仍属少数。

德穆兰就在这时娶妻。露西尔是个富家女，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从此德穆兰生活无忧（但妻子的钱却成为他日后被人定罪的“罪证”）。露西尔是出名的美女，比德穆兰小10岁，夫妇的感情也是令人艳羡的。当初父母不同意她“下嫁”一个落魄的穷律师，但当德穆兰成名之后，也改变了主意。极度反宗教的德穆兰也不能免俗地在教堂结婚。其间有几个小插曲。婚礼定在1790年12月29日，但由于接近圣诞节，按教会规矩要申请宽免才能举行，最后还是由德穆兰当年就读的修会学校的大神父出面，他才拿到了宽免令。老师要为爱徒主持婚礼，就得征求当地教堂的主理神父同意。这位神父当然知道德穆兰的反宗教立场，要他公开承认是教徒，才准许在教堂结婚，德穆兰自然为难，但在神父坚持下，他的回答是：“好吧，那么，好，如果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是个天主教徒。”神父还要考他教义，他勉强及格；要他做忏悔（办告解），他也做了；最后，还要他在下一期周刊中收回他有违教义的意见，他答应了，但不了了之。这种理论和行为上的不一致也是革命期间的典型特征。

婚礼那天，教堂内外挤满了人，观礼的都是巴黎的进步分子。教堂的主理神父看见证婚人名单，吓得魂不附体：特别瞩目的当然是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25]婚后，两口子在巴黎郊外妻家的小别墅过神仙般的生活。1791年初，德穆兰公开说他认为革命应该算是成功结束了，他也准备封笔，重返律师生涯，“做个好丈夫”。但事与愿违。

1791年4月2日，炙手可热的政坛红人米拉波突然去世。他身体肥胖，生活又不检点，而且是个工作狂，但谁也没想到他42岁就死掉了。他支持路易，但提倡君主立宪，而且有野心做首相，这些大家都知道。虽然当时已经有人批评他革命热忱不够，甚至称他为王室走狗，但大家仍不知道他早在1790年5月就开始经王后安托瓦内特与路易暗通款曲，并为路易出谋献计，与外国势力合谋复辟；而路易则发给他津贴并替他还债，数额甚巨。这些要到日后路易受审时才被揭露出来。史家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有认为他如果不是早死，法国革命或会平安过渡；也有认为他是机会主义者、卖国贼。当然他的骗诈和好色更是街知巷闻。但去世之日，老百姓，尤其是巴黎的老百姓，好像全然忘记了他的丑闻和腐败，只道他爱民，甚至视他为一位革命之父。他虽然保王，但同时是雅各宾派会员，并于1790年12月当上主席。罗伯斯庇尔是他的对头，但当时的雅各宾派人对他尊重有加，近乎崇拜，对他的死亡甚为哀悼。出殡那天，万人空巷，30万人参加丧礼游行。巴黎市政府为他把圣·热纳维耶芙（St. Genevieve）教堂改为法国伟人的陵墓，也就是现在巴黎有名的先贤祠（Pentheon）——他是下葬的第一人。^[26]

注：

[1] 内克（Jacques Necker，1732—1804），法国财务总监，曾多次被委任和免任，任期包括1776年11月到1781年5月；1788年8月到1789年7月11日；1789年7月16日到1790年9月。此人与法国国运关系极大，甚至可以说，路易失掉江山一半是他的责任。他是瑞士人、新教徒。凭贷款给法国（天主教）政府和粮食投机致富。他夫人鼓励他从政。日内瓦政府委派他为驻巴黎代表。他攻击杜尔哥的自由经济政策，终被路易委任为财务总监（因为他是新教徒，不能拜相）。他建议法国政府以借贷去偿还国债。当然，无论是向金融界借贷或是发行国债，内克个人都有油水可捞。他又鼓励法国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法国由此负债更重。1781年，他出版法国政府收支报告书，使法国人民首次知道国家财政详情，引发参政的冲动。在报告书中，他“做假账”，隐瞒借贷的利息，因此收支非但平衡，还有盈余，使人觉得他理财有方。他以此收买人心，增加他的政治本钱。1787年，他公开攻击继任的卡洛讷（Calonne），被逐出巴黎。那时，他夫人的沙龙是有名的，吸引大批文人雅士对他吹捧。稍后，内克被召回，路易委以召开大议会的重任。内克因增加第三等级代表的席位而大受欢迎。但他因未出席路易要致辞的大议会而被免职，由此点燃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导火线。大革命后两天复职，返回巴黎。路过的地方，人民夹道欢迎，视他为法国救星。他（尤其是他夫人）有政治野心，但没有政治才干，自以为单凭个人力量就足够，拒绝与米拉波（见后）和拉法耶特（见后）合作，终未能改善国家财政。1790年9月辞职时已经完全失却民望，退居日内瓦，郁郁而终。

[2] 材料主要来自《卡米尔·德穆兰：一个传记》（Camille Desmoulins: A Biography, Violet Methley），1914。

[3] 当时，高级教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es，1748—1836）同情第三等级，写了一篇日后成为革命“圣经”的小册子，叫《什么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是什么？是所有（everything）；第三等级在政治上拥有什么？一无所有（nothing）；第三等级想要什么？稍有（something）。西哀士自转身份为第三等级，率先颠覆大议会的理论基础（等级之别从此变得没有政治意义）和现实基础（其他第一、二等级的代表也学着他的榜样转投入第三等级，以致等级之别形同虚设）。

[4] 当时的代表是第一等级303人，其中51人是主教，其他是普通教士；第二等级291人，其中约一半是高级贵族；第三等级610人，其中半数是律师和地方绅士，三分之一是工商界，51人是富有地主。

[5] 国民会议（1789年6月17日—1791年9月30日），于1789年7月9日之后改称“国民组成会议”（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本书内通称国民会议。

[6] 有人把这段话跟莎士比亚《恺撒大帝》中安东尼对恺撒的悼词对比：佯装安抚群众的愤怒，实则去撩动他们最卑劣的欲望。

[7] 米拉波是革命初期的关键人物，属保王民主派，在下面“解故事”的“第二次革命”中有详细介绍。

[8] 公元前540年—前535年，斯巴达与阿尔戈斯开战，双方同意互派300人，战至最后一人定胜负。混战之后，斯巴达剩下一人，阿尔戈斯人则仍有两人。两位阿尔戈斯人认为胜负已定，就跑回大军中去报喜。但斯巴达人欧退德斯遵军令留守战场，终为胜方。当然，阿尔戈斯怎会服输？最后还是两大军对战，结果还是斯巴达打赢。

[9] 拉法耶特（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fayette，1757—1834），高级贵族，年轻时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美国人视他为大英雄）。他持启蒙思想，但走中间路线，结果保王分子视他为革命派，革命分子视他为保王派。在革命初期仍很受尊重，但后期就被打成保王派。这些都会在后面交代。

[10] 宣言的草案是在1789年7月11日即巴士底狱事件前几天拟就，由拉法耶特呈交国民会议。起草过程中曾咨询美国的杰斐逊。那时他尚未成为美国总统，是美国驻法专员。

[11] 他被视为法国大革命中极左派一员，“恐怖统治”的代表。下面在第十章中有详细介绍。

[12] 德穆兰在9月底，也就是《巴黎街灯》卖得火热之时，给父亲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街灯》的价值绝不能跟另一本相比［他指《自由法国》］。如果当时我把我的名字放上去，大众对我的评价一定会降低［写这封信的时候，德穆兰已公开他是作者］。但是，我又听到很多好的评语。除非我的出版商瞒骗我，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我的坏话。”两天后，他再写道：“我的《巴黎街灯》卖得很好，这一版差不多卖光了。在这段日子，它是唯一能够卖得出的册子。但人们好像对政治册子这些东西厌倦了，我不知应不应该叫出版商重印。”可见，德穆兰对血腥的《巴黎街灯》是有点矛盾的。
　　德穆兰像个孩子一样，很看重父亲对他的看法。他父亲对他在巴黎出的风头好像有点不以为然。德穆兰有些着急，他在9月20日写给父亲一封长信：
　　“对你的责备，最好的回答是寄给你我的三本著作。我打了一个大包裹，你在里面会找到四册《自由法国》和《巴黎街灯》，以及多本受到数不清的人赞美、到处有人捧场的小册子。另外，随信附上几期《巴黎纪事报》，好使你可以把那些我绝对收买不起的作家对我的著作的评价跟家乡的乡绅们的谩骂和你说的公众义愤比对一下。
　　“……我这样做只是为使你不以我为羞，不是想你在人前宣传，使他们妒忌；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在他的家乡做先知［这句话来自《圣经》，指耶稣不被乡人尊重］，对光明感到刺眼的人来说，打开他们的眼睛是枉然。
　　“如果有人说我坏话，你只要记着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和两百多个国民会议代表对我的好评就好……记着首都里大部分人把我看作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很多人甚至说我是唯一的发起人……但是，最奉承我的是我自己的良知，它使我内心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为国家的自由做了贡献，我为自己打出了名堂……再没有比7月12日那天更让我快乐的时刻了，不是10万人的鼓掌，是他们的拥抱和眼泪带给我的窒息感。在那一刻，我大概把巴黎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把国家从最可怕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不，说我坏话的人欺骗了你，他们也在自欺欺人，在他们的心底都希望有个像我这样的儿子。”

[13] 德穆兰或许会认为是友情，但世故和有城府的米拉波肯定不是这样想，这也是两人日后误会和吵架的原因。

[14] 国民警卫军是在1789年7月13日，也就是巴士底狱事件之前的一天，由巴黎中产阶层组成，共5万人，委派拉法耶特为司令。

[15] 法语为“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实应叫《法国与布拉班特的革命》。布拉班特（Brabant）现属比利时，当年属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尼德兰南部辖地。当时也像法国发生了一场革命，1789年10月成功独立。这部周刊的第一期在11月28日发行，到1791年7月共出了86期，每星期六出版，内容分三部分：法国、布拉班特和其他革命国家及副刊。

[16] 德穆兰称之为“自由不被损害的唯一的安全区”。科德利尔会因位于巴黎的科德利尔区，故以此为名。这是路易筹备开大议会把巴黎分成的60个代表选举区中的一个。革命之后，马上宣布抗拒巴黎市政府任何有损区内居民利益的行动。因预知国民会议会改组巴黎行政区，并取消科德利尓区（1790年5月把60个区改为48个区），就先改名为“人权与公民权利之友”会（1970年4月）。它的特点是会费极低，比雅各宾会还要低，因此差不多谁都可以加入，他们也以此标榜为基层民众组织。“自由、平等、友爱”是他们的口号。有人这样形容：“男男女女约300人充塞会场，衣衫褴褛像叫花子。墙上贴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上面是两把交叉着的匕首。两旁放置布鲁图斯（刺杀恺撒）和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瑞士立国初期暗杀酷吏的英雄）的半身像，好像在发表保卫宣言。在讲坛后面放了米拉波和爱尔维修（Helvétius，1715—1771，无神论哲学家、教育家）的半身像，卢梭的半身像放在中间。”说是平民社团，但会员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层，领导层则是中产阶层知识分子。

[17] 丹东是革命的主角之一。当初力主暴力，后转宽仁。在下面的第九章有详细介绍。

[18] 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见后第八章。

[19] 雅各宾派有个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它最初是来自法国西部布列塔尼（Brittany）地区参加大议会的代表们的会所（讽刺的是，这一地区日后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最激烈）。当初的会员包括米拉波、西哀士、罗伯斯庇尔。凡尔赛逼宫之后，路易与国民会议代表们移往巴黎，该会就选国民会议会场旁边的雅各宾修道院为会所，因此得名。同时，会员资格从议会代表扩大到任何公民，由此会员人数激增，成为鼓吹共和、反王、反教会的聚集地。最兴旺时，全国有7000多个分会，超过50万会员。权力集中的组织使它能够动员发挥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会员绝大部分是专业人士和富有资产阶层。1791年6月，路易逃亡失败之后，会中残存的保王分子集体退出；左派也开始分为温和与激进，但都以共和为共识。1792年8月第二次革命，法国成立共和国。之后，温和共和与激进共和分裂，最后弄出恐怖统治。

[20] 当初是种“债券”（bonds）的形式，但1790年4月流资短缺就当货币使用。由于原先是债券，面额很大，使用很不方便，要换小面额就要打高达20%的折扣。外国政府也大量印制假券，使其不断贬值。

[21] 但最终宣誓的只有四分之一，其他都被百姓“包庇”了。

[22] 西哀士以第三等级代表身份参加大议会，稍后，参与起草《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君主立宪），但后来又投路易死刑票。恐怖统治期间韬光养晦，平安度过。恐怖统治之后再起，担任督政府的5人统治团之一。再后与拿破仑组3人执政团。拿破仑之后，王朝复辟，他进入元老院。1816—1830年流放国外（布鲁塞尔）。

[23] J.鲁（Jacques Roux，1752—1794）是个天主教神父，“愤激派”（Enrages）的领导人。其实，“愤激派”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他们认为革命的果实已被富人和奸商从穷人手中掠夺，他们鼓吹以暴力去对付这些反革命分子，使他们“认识到推翻巴士底狱的长矛”。为此，低阶层的民众，特别是“长裤汉”（见后第八章有关“长裤汉”部分）对他们是非常拥护的。1793年，他在国民公会宣读“愤激派宣言”，威胁革命政府。罗伯斯庇尔决定清除他们，就控告J.鲁是外国间谍。他的朋友马拉（见后第八章）也反过来攻击他，说他是假神父，以宗教敛财。讽刺的是，J.鲁是以经济平等、救贫救苦为号召，但他的敌人找了一个寡妇，说他侵吞了她的救济金。他坚决否认。到1793年秋，他被逮下狱，两度自杀，最终死于1794年2月10日。之后埃贝尔（见后第八章）继续以他的政见去争取“长裤汉”的支持。到埃贝尔派被罗伯斯庇尔们消灭之后，这套思想则由巴贝夫的“平权派”（Conspiracy of the Equals）接棒。

[24] 有产阶层属“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无产阶层属“非积极公民”（passive citizen），论据是有产者更有能力、经验和理由参政。

[25] 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1793）在日后就死于德穆兰的笔下，而德穆兰也因此事悔恨终生，后面第七章有详细讲述。

[26] 1794年米拉波的罪行被揭发，遗体被迁出，改葬新的革命伟人马拉；而马拉的遗体又因政局改变于1795年2月被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