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北兴国州为例，其社仓建设在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建于雍正三年 （1725年），各里均设，共40 所，后来因种种原因废弃。光绪五年 （1879 年），湖广总督李瀚章先后和湖北巡抚潘尉、彭祖贤，布政司王大经令各州县兴复社仓，兴国州分三年筹办，共得谷3万石。知州李辀 “按里建仓” 收贮，共39处 （表6-3）。[40]
表6-3 光绪朝湖北省兴国州社仓分布情形
续表
资料来源：光绪 《兴国州志》 卷6 《政典志二·仓厫》，第6-8页。
社仓建成后，专门制定 《社谷善后章程》，对社谷的进出管理和灾年救济等作了详细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社谷虽系按各里应征米数捐收，富者多捐，贫者少捐，而其设立之意则在惠济贫民，保卫地方。不能论原捐之多寡，区别贫富；亦不能论原捐之里甲，较论迁移。总宜以一里之仓谷救一里之居民，保贫即所以保富也。但仓谷有限，居民甚多，一遇荒年，群思争领，最易滋生事端，尤宜预定散放条规，则丰歉之年均有遵守，庶为民之事不致病民也。
各里均已造仓，凡有社谷概行归仓，不准另有他所，以便官因公下乡，随时清查。其出入谷石，概用现发篆烙，里名州斛，以杜弊竇而免歧异。
社长急须饬令保甲协同各姓户长，不论贫富，按户造册，计丁若干口。其族大者，虽数千户统归族长，合为一册，册内注明某房散户长某某。或有同姓不宗者，则归各户长分造各册，若有小姓数十户及数户不等者，亦必各造各册。而户长造册，亦不必挨户查造，照依各姓族谱红丁抄写，以归简便而免遗漏。俟册造齐，由社长照抄一份，以里中所有之谷，按册酌派，谷数计石不计斗，随册呈缴，存案榜示。如遇出粜易新、出借取息、不取息之年，禀请官示，各族户长照数照示具领分给。
社长按册派定谷数，即将原册送交各姓族户长分给散户长，照依册中户口逐细稽查，分别极贫、次贫、又次贫三等，酌定分领数目，预先通知各户均书花押。如遇领谷之年，照此办理，以免临时争论。至丰年收谷还仓，若领谷者有逃亡绝户，无可取偿，准户长于族中公款内提出归还，庶不致有放无收，而地方亦永有此谷矣。
社谷减价出粜及出借不取息，固须先尽贫户，尤应以官示缓征钱粮之年为限。若因存储日久，出粜易新及出借取息，则由社长照依册派数目分给族户长，由族户长分给花户，择其愿领者给发，不必限给贫户，孰可随领随还而无滞碍难行之处。第各里贫富不同，情形互异，凡遇出粜易新及出借取息、不取息之时，尤宜责成社长酌量里中情形，禀请出示照办，以期便民。其未禀官而私动仓谷以作弊论，准里中绅耆禀请查究。[41]
从社谷章程可知，兴国州的社谷来源于民间捐输，是以“里” 为单位劝捐，其存储地点也在各里，并且是单独造仓，不准许另有他所。仅从此看，社仓完全是按照官府的规划建置的，和宗族组织并无关联。这表明从官方推行公共社仓的初衷看，是沿袭旧例，没有将宗族因素考虑在内。
然而，在社谷的借粜与分发操作层面，却完全依赖宗族组织进行。不像公共社仓的习惯做法，社谷分发时并不是由社长直接面对贫户放粮，也不是按照谁需要就发给谁的原则来发放，而是将核定户等、确定谁来领谷、该领多少等事务交给各姓族长、户长完成。
首先，由社长协同保甲长、各姓户长将本里所有民众按户造册，同族同宗且族大者单独造一册，通归族长及散户长负责。同姓不同宗者、小姓者均由户长分别造册。此册造成后，由社长照抄一份，将所存社谷按册分配。其次，遇灾年社谷平粜、出借时，社长按册派定谷数，由户长按册区分贫困等级，核定分领数目，并令各户划押。社长将谷发给户长，由户长分发给各户。如果因社谷存储日久，需要出粜易新或出借取息，以促进社谷循环，则同样由社长将谷总数交给族户长，由后者分发给花户。
宗族组织作为社长和贫户、借户之间的中间环节，成为社谷进出流转的桥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官方、士绅、宗族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作为官方来讲，在公共社仓的设置和管理中是有意淡化宗族组织的作用的，这从社仓的设置地点、社谷来源、救济范围、社长任命和替换等都可以看出，比如为了保证公平，社长一职并非由族户长兼任，而是专门推举产生，其更替规定十分严格，“社长原议三年为一届，限满，由旧社长选举里中殷实公正四五人，由官访择二三人，谕饬接办，俾免旧社长专举招尤。谕定之后，新旧社长不得在乡私相授受，致有扶同捏饰情弊。旧社长必取新社长全收守据存执，一面抄粘禀卸，新社长亦即赴州，另具全数领状存案，方为交接清楚。若有痞棍滥绅身充干预及举报不实，许里中绅耆禀请差究”。新社长由官任命、新旧社长交接社谷需报县府存案才算交接清楚，以及社谷出粜、出借应参照官方缓征钱粮之规定、动用仓谷必须报请地方官批准等，这些规定都显示出官方防止宗族组织插手的决心。另一方面，为了保障社谷顺利发放和回收，又不得不依赖宗族组织而进行，即使这样，也仍然极力将族户长置于协助社长工作的辅助地位。官府由防范和压制宗族组织在公共社仓中的作为，到不得不依赖他们的介入，这反映了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格局变迁。
晚清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义仓的管理者社长、义长或仓首一职通常由低级士绅来担任。从士绅和地方社会控制的角度考察，士绅的行为具有两面性：表面上看，他们积极参与仓储事务，不求回报，将乡民的利益视为己任；事实上，和参与其他地方事务一样，士绅正是通过仓储提高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努力维持着自己 “地方领袖” 的地位。由于士绅和基层仓储之间的紧密联系，晚清本地仓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同士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增强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过程中，对基层仓储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个人行为，担任仓首的士绅会对基层仓储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士绅个人责任心不强或因其他原因热情不高，对社仓、义仓疏于管理，致使仓谷借放涣散，管理混乱。湖南溆浦县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修志需要，“前署令齐侯屡催各处管理仓谷首士将薄藉投局核实，乃匿薄不缴。即送来者，亦出入混淆，轇轕不清。官亦知其势难操切，姑置勿论。志遂无从综敷，竟以含糊了事。”[42]因为社谷进出记录混乱而导致无法采用，连新修地方志中也只好含糊了事。《益阳县志》 载，各乡社仓因仓谷借放涣散，仓廒年久失修，多有朽坏而衰败，至同治年间清查时已难追一二。[43]造成社谷短缺或社仓朽坏的原因很多，但是同社长本身疏于对社仓的管理是摆脱不了的干系的，可以说发生这种事情，社长难逃其咎。
就官权和绅权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晚清以来，随着团练等地方武装力量的兴起，士绅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张，官权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则不断削弱。[44]但是，从仓储的角度考察，官权和绅权的权力消长却呈现不同样态。在传统仓储的制度框架中，官方的权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晚清社仓、义仓始终在官方的控制之下，士绅的活动空间相当有限。晚清士绅权力的扩张，无法通过对传统仓储管理权的争取来实现，而只能以新型的仓储形式——积谷仓来完成。这体现出晚清官权和绅权关系的复杂性和绅权扩张的区域差异。
[1] （清）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 卷14 《通行社仓事宜檄》，第33页。
[2] 同治 《湘乡县志》 卷2 《地理志·风俗》，第75页。
[4] 光绪 《兴国州志》 卷4 《风俗》，第1页。
[5] 同治 《通山县志》 卷2 《风土志》，第53页。
[6] 参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 （明清-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9页。
[7] 湖南长沙 《中湘陈氏支谱》 卷首 《族谱·祠约》，转引自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8] 参见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从清代基层社会组织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9] 参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81页。
[10] 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 参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6页。
[12] 以上论述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22页。
[13]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www.daowen.com)
[14] 参见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 （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页。
[15] 参见秦晖对乡村社会认识范式的总结和评价，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 （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
[16] 唐力行认为，基层政权和农民 （乡村社会） 之间靠两条线连接：一是士绅，二是里甲制度。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序”，第9页。
[17] [美]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8页。
[18]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19] [韩] 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作用》，渡昌弘译，汲古书院1990年版，第100-110页。
[20]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21]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1368-1911 年）》，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序”，第9页。
[22] 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23] 《咸丰东华录》 卷20 （咸丰三年二月辛巳），转引自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24]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25] 光绪 《安化县志》 卷2 《事纪》，第3页。
[26] （清） 胡林翼：《麻城县禀陈各局绅筹办捐输情形批》，转引自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27] 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aineteeth Centory 1960,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pp.68-69.
[28] 参见 （清）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 卷14 《通行社仓事宜檄》，第33-36页。
[29] 参见同治 《泰和县志》 卷6 《政典·储备》，第34页。
[30] 《刘氏砖屋房义仓记》，载光绪 《新宁县志》 卷22 《艺文志》，第50页。
[31] （清） 沈联元：《李生义仓记》，载光绪 《会同县志》 卷12 《艺文志》，第13-14页。
[32] 光绪 《兴国州志》 卷22 《人物志·义行》，第41页。
[33] 参见同治 《长沙县志》 卷10 《积贮》，第34-36页。
[34] 同治 《钟祥县志》 卷12 《人物下·义志》，第36页。
[35] 光绪 《湘阴县图志》 卷21 《赋役志》，第39页。
[36] 光绪 《黄冈县志》 卷12 《人物志·笃行》，第52页。
[37] 光绪 《黄冈县志》 卷12 《人物志·笃行》，第52页。
[38] 光绪 《黄州府志》 卷24 《笃行》，第23页。
[39] 光绪 《黄冈县志》 卷4 《赋役志·积贮》，第48页；卷12 《人物志·笃行》，第59页。
[40] 光绪 《兴国州志》 卷6 《政典志二·仓厫》，第8-10页。
[41] 光绪 《兴国州志》 卷6 《政典志二·仓厫》，第8-10页。
[42] 民国 《溆浦县志》 卷8 《食货志一·积储》，第2页。
[43] 参见同治 《益阳县志》 卷3 《营建志上·仓库》，第13-14页。
[44] 参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1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